‘有些人崇洋媚外，好象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亮，真是…’在很多年以前在國內曾多次聽到這種排外論調，甚至有人對歸國華僑說几句英語被稱為‘假洋鬼子’。當時筆者對這種偏見和無知也無興趣去分是非。去年回國當有一位朋友說我‘你現在是華僑了’。聽后感到茫然，我真的變成華僑了嗎？可是，是，怎么樣？不是，又怎么樣？平時對華僑這個詞根本不去注意，可是當07年某天受有關方面邀請，在奧克蘭華人華僑一次集會上發言后卻引起許多感觸，細細地體味了一下華人華僑這些詞。50年代在國內我曾一度參加過華僑的‘管理’工作（這里有很多故事，今天不贅述了），而40年后的今天自己也成了華僑！曆史象在孌戲法，一下子使我轉換了角色。但我不適應這種‘轉換’。去年某天在上海，一位女友陪我去理發，我聽一位理發師悄悄地問我那位年輕女友：‘和你一起來的那位先生是華僑吧？’女友笑問：‘你從哪里看出來的？’理發師答：‘氣質和衣服。這位先生是知識分子吧？’女友嫣然一笑：‘師付眼光很准。’理發師聽到美女贊揚來了勁：‘我們見的人多了，一眼就能看出進門的客人大概身份，十不離八九！’東方聽了他們對話后，決定同那位愛吹牛的理發師尋尋開心，連忙說；‘可是師付你這次卻是看走了眼，我根本不是什幺華僑，更不是知識分子，是一個大食堂燒菜的……’理發師見我的女友用手捂着嘴在笑，又說：‘知識分子連作弄人也這樣斯文。’其實在理發店承認是華僑和知識分子（至于是不是那是另一回事）在今天是不會有麻煩的。華僑既不會被人稱為‘回歸分子’提防你，知識分子也不會被人罵‘臭老九’，何必介意？人的觀念巳隨着時代的孌遷而變了，變得理智與真實了。華僑和知識分子并不是特殊人群，而是普通人群中的普通人，不必專門定位。
從上海回到奧克蘭后的一個星期六晚上，一位女文友請我在梅龍鎮酒家晚餐。我正在和女友說話，突然被一位送菜來的服務員拍了一下肩頭，我一驚，我几乎要按自己早年職業習慣出手了，但剎那見那位拍我肩頭的竟是在某語言學院教我英文的張老師，這一驚比剛才被拍肩頭時的一驚還厲害，當時我被這個邂逅驚呆了！而張老師滿臉笑容，態度和靄親切，可是我內心激蕩，神思混亂。我辭不達意地問；‘張老師，怎么會是您？’‘我每星期六晚上總來這里。’這位博學多才的上海老鄉的回答自然而坦率。我還想同張老師說些什么，但這時有一種異樣的感情使我不知所措。張老師離桌后，女友對我說：‘你不必驚訝，這在國外是極普通的事。當年我在東京讀了三年書，在咖啡館端了二年盆子。’‘張老師來新西蘭巳經十几年了，而且巳入了紐籍，難道他還有生活問題？’‘你為什幺不把這種勞動看作是一種精神調劑和一種快樂呢？你看到沒有，剛才他在接待一對洋人夫婦就餐時用流利的英語與對方對話時流露出來的是一種驕傲，而不是自卑，他在自己的勞動中知道了自身的價值和對社會的貢獻。’由此看來，一個人觀念的轉變很重要，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去年‘文化沙龍’文友為我回國送行，十几個人在一家上海餐館聚餐，我在餐前悄悄地把餐費預付了。認為文友們的盛情我領了，可是他們在一天勞累后從東南西北趕過來為我餞行，我怎能再叫他們破費呢？認為由我‘買單’作為我向眾友辭行是理所當然。可是餐畢，前《先驅報》主編文揚先生把餐費送還給我說：‘要堅持AA制這個習慣。’老實說，長期在國內官場生活的我真有些不習慣這個‘習慣’。在國內改造了几十年思想沒有改造好，看來在國外改孌觀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客觀事物在意識中搆成的形象是可變的，理性認識也必需適應客觀世界。人老，是自然規律，不可逆轉，可觀念老了必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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