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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出国梦”──兼祭顾城去世十周年(上)

作者: 蒋泥    人气:    





一位朋友来北京,发现活跃在文化、艺术圈内的写士主要是男性。能把它们当着一种事业坚持下来,并做出成绩来的,也主要是男子。

这和我的印象基本吻合。

但历年来的高考文科“状元”却多是女性,多少年来,大学中文系主要是女子们的天下。每年我的母校招收新生,前十名都是女的。北京大学等中文系的情形大体差不多。老师们不禁愁上眉梢,感叹不已,大有“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之慨。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一般说,女子的伸展空间比男子窄,所涉者浅,宜于走张爱玲那种路数,往内写,家长里短,杯水里的微谰与风波,见出深度来,做起来当然特别难。

要么就像萧红、王安忆那样,早期出身望族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中间经历曲折,脱离庇护,屡遭欺骗或挫折,在乱世的泥泞里辗转挣扎,阅历“丰富”。

前者需要天分,后者承当不起,两者不可得,女士们就难以厚积薄发了。

现在的高考,考的多半是一个人的记忆力,创造与发挥的能力不足够,女子成熟的年龄恰恰都早于男子,没有爱情、婚姻拖累时,精神不易涣散,相对说,背记东西是她们的长处,创造、发挥是她们的短处,文化、艺术却是一个长途,拼的是内功修为,创造力、发挥力,走出去越远,女性在这方面的优势越少,更有了婚姻与家庭、子女的带累,劣势越增,一多半慢慢在退出去,也就难有作为了。

张爱玲说过,“成名要趁早啊”,那主要是对有天分的女子说的,否则越大了越添负累,影响一个人的创造心境和情绪。男子却不那么一定。

这才有了那么多一夜成名的“暴发户”,一些风华“绝代”的“美女”“作”家--即使不怎么美女,也要“包装”成“美女”的“作”家。

像《上海宝贝》这种垃圾品的出版,甫获问世,广受关注,成了一桩文化事件。其在文化上的意义,就远远大过作品本身的价值。

受益最大的,无疑是“美女”“作”家本人--该作品后来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作者光版税就拿了两百多万美元,在美国买了房,定了居。这下子是真与外国佬儿“搞”在一起了。

何至如此了呢?

一位朋友曾这样评价:外国的傻逼也多,他们只知道中国一直是那种女人都要裹脚的地方,没想到一下子开放到这地步,也能和外国人胡搞了。就好奇啊,要看看现在是怎么个样子啊。

看了以后呢?

据说中国足球落后,某些“爱国者”曾高薪请来外国大星们踢球,其中一位大星给家人拍电报,上写: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人家自然不会写中文,因此这是个笑典。

不必问“事理”之真假,就当是我们这边的人编出来调侃自家的,“情理”上确是这回事的。

其滑稽,形象逼真;其讽刺,入木三寸。

背下里满是无奈。

足球上是这样,“引进”“外资”上是这样,女人问题上,难道外国佬就迟钝了,不来抢中国人的“市场”?不了解中国“行情”?

多少女人哭着喊着要往外嫁,是个老外就行,先粘上就行,不是黄皮肤就行。于是我常能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看见许多孤独的女士,要一杯酒水,戴着个耳机,面前放一盘子零食,很落寞的样子,坐在里面“钓鱼”。

这时,一位看着就像是块橡皮泥捏出的黑人小伙儿上来,叽里呱啦,一阵比画,听懂了,他想坐她对面去。

女士脸上立现活气儿,舒郎了,活泼了,点点头。

小伙子坐下后,又得寸进尺,比画着,她就猜他的意思,最后发现他是也想听音乐,便把一只耳机摘了,两个人合听一首歌。另外各留一个耳朵出来说话。

她问他干什么来的,是不是大使馆的,做着什么生意等等。

笑够了,说够了,彼此留下电话,一个“黑鬼”,就这样“搞”上了一位中国姑娘。

我留神看了整个的过程,不时向着妻子预测那“黑鬼”下一步要干什么,大体都能对得上,禁不住往下再想:

某天“黑鬼”来电话,叽里呱啦一通,约了在何地方见面,一块儿喝酒聊天,然后都“醉”了,他打个车,把她扶回自己的住地,把她“办”了、“包”了。再之后远走高飞,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带她去非洲。又或者带她去美国,带过去她的梦想、希望。

也许早有妻室,也许这人在当地骗不上,才来了中国……

不少嫁去日本、台湾等地的大陆女子,“中产”人士,在中国大陆尚能做个衣食丰足、精神自立的职业女性,去了那里后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我常常看得见这样的报道。可怜这些女子的同时,又觉得都是她们自找的。

最主要的一点却在于我们过于媚外的气候环境影响,甚至应该归咎于环境本身的过分恶劣。

它使我不由想到了诗人顾城的出国与死因。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打伤妻子谢烨后自杀,不久谢烨也在医院里去世,距今整十年。演绎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但造成这悲剧发生的源头,却是整个的社会。

我曾想:两个本来甜美地生活着的人,一心一意相爱着的人,在国内有影响、有地位,谋生对他们来说不是太于艰难的人,却出了国,放弃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落在最底层,不得不挑起世俗加予的生活重担,这对一个“唯灵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很不会生活,很不会谋生的人来说,未免太残酷了。

到得最后,连谢烨都不愿跟顾城过,说,“真的是太累了,我受不了他,我害怕……”,就有了“外遇”,而且“相好”的有两个。

顾城在德国讲学时,当地一德籍华人曾疯狂追求过谢烨,为此夫妇二人闹得不可开交。从德返回新西兰、途经洛杉矶时,在其好友家中,他们还为此事吵过,二人都向朋友哭诉对方的不忠。

现在,为了德国那位情人,她绝意要和顾城离婚,因为在那人身上,有一些确为顾城不能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东西。

她感到,那人“会生活,有头脑”,“说潇洒能潇洒,又有板有眼”,“一事当前,利、弊、对策,可干,可不干,怎么干,思路特清楚”。和他在一起生活,一切会“井井有条”“轻松愉快”。

谢烨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能不能爱上那人,又能爱到什么程度,可是,“他那么爱我,他把什么都扔了……我能不感动吗”。

其实,她内心里只爱着顾城一个,顾城对她只是“冷淡”了一点,她就受不了了,责怪起他来,怀疑他外头和里头都冷了。

既然她主动提出要离婚,既然顾城想“悔过回头”,她走得那样决然,那为何还莫名其妙地留恋顾城,很在乎他是不是“冷”了呢?

难道她已经直觉到,德国情人是不可靠的?

果然,就在谢烨去世后,从德国来的那位“情人”,完全否认和谢烨之间的爱。

“情人”只是让谢烨看到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亏得谢烨死了,二人若真能一起生活,谁保得住将来又会怎样呢?

现在的谢烨,起码是为真正爱着她的顾城死的,死得其所!

谢烨曾说过,像顾城这种人,“就应该有大财团支着”,不为生计忧愁,专门创作,她打算离了婚,安顿下自己的另一个家后,“去给他呼吁”。可表其心。

同样,顾城确是离不开谢烨的。

一度,他把谢烨当成是整个世界,连同他的心都装在她那里,他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以至于生下儿子后,都要嫉妒他,把他送给别人,怕他夺走谢烨。

他给儿子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知道为什么恐惧抓住了我,我害怕,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我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在一起……我想丢掉你,或者逃走。”

现在谢烨却要离他而去,把儿子也带走,他的世界震动了,“天”塌下来了--他从来不懂到底如何面对社会,只乐得谢烨替他面对;当“谢烨也成为社会时,他该怎么办呢”,“他习惯中永远有谢烨……他不会过没有谢烨的日子”。

只得装着对谢烨的走满不在乎。

他的“冷”,他的尖刻,都“是在进行一种自我鼓励”,好告诉自己,他已经“解脱”了,找到了“路”,“能够轻松地离开谢烨”。

他也曾想过回北京,到父母身边去,可那样没法过、没法忍。国外的生活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反使他败得一塌糊涂。

他并不是特别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特殊的境遇迫使他离开了,以为在国内得不到的精神自由,到了外面该可以了。

他错了,精神的自由不仅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压制,也受到物质条件上的制约。

最刺激的是,谢烨那位德国情人没等她和顾城离婚,就快上岛了,“说来就来”了,瞒住顾城一个。

直到最后一刻,顾城才知道消息。

“这对他是致命的,他一直想抵抗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答应谢烨所有的要求”,只要求那个人晚一些来,在他们“结束关系之后”来。

顾城的内心一定紧张得疯了,“受不了了”,就写下四封遗书,夹在他正看的书里,称“他们得寸进尺”,没说来就来了,是把他朝死里逼,他只有去死。

不过,在知道谢烨的情人到来之前,他“尚无明确的自杀打算”,更没有伤谢烨的念头。

写完遗书后,谢烨开车回来,遇到他,和他发生口角,在极其激烈的情绪状态里,他打了谢烨,伤在她右额角上,留下一个伤口,出了血。清洗后仔细看,才看出了那个伤口。

打她的过程谁都未看见。第一位跑到现场的顾乡说,当时谢烨伏卧在路边斜坡上的一片草上,“脸半侧着,呼吸很重”。路上有一把斧子,斧子上干干净净。可以排除谢烨不是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顾城用斧子砍死的。

也许是在争夺或推推搡搡的过程中,那斧子碰到了谢烨的脸部,擦破了她的血管,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血迹。加上顾城那一推,她就倒下了。顾城扔下斧子就往回跑。

打了谢烨的顾城,浑然不觉他的“打”对谢烨意味着什么,更想不到谢烨会因此死去。

他从未打过人,他不是那种喜爱打架的人,现在居然打了,而且是对自己最珍重的人,他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回屋后“一脸死灰”,眼光都散了,对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给打啦--”“我现在去死,你别拦我。”

顾乡急昏了头,丢下他,就跑出去看谢烨,一点没有想顾城后面那句话的含义。

跑着跑着,她心里“轰隆”一动,陡然醒了,吓得忙往回跑,却已经晚了,顾城上了吊,用的是晾衣服的那根铜芯塑皮绳。

医生赶到后,顾乡先带他们看了谢烨。

医生连说谢不会死,她会好(She should be right),但后来终于没能救过来。

看过谢烨后,一位医生才独自去看顾城,一会儿回来说:“He is gone!”

其实,顾城即使能侥幸不死,被抢过来,却知道谢烨已因他而死,他一定也不会再容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

一位诗人就这么去了。

满以为他的谢烨还能好好儿活下去,他只不过“打”了她,就罚自己去死,为谢烨去死,那内心该承载了多少的绝望呵!

如果在国内,他靠着成就与名气就能养活自己和妻儿,不至捉襟见肘,不至亲手操劳,养鸡,修梯田,做沼气,种土豆……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没干成,受到外界干预,别人无缝可入,谢烨能“嫌弃”他吗?

不过,诗人的祖国“遗弃”了自己的儿子。

顾城不无气愤地说:“我们生得太晚,大地上已布满人和国家……”“有时真想走了,不在人世挣命,老得想钱。”“我厌倦在所有生活中生长,我愿意干活儿,不愿意谋生。”

当“干活儿”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与乐趣时,他把它当成是写诗或创作,当它是一种艺术;一旦它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要用它换“钱”后,它就成了一种负累,变得苦不堪言。

这样一个人,先天就是逃避型的,躲在纯粹艺术世界中的,不肯多在俗务里逗留、耽误,他所需要的女人,就该是坚强的,能独当一面,为他挡风撑雨,有薛宝钗那样的能力尚不够,还得有整个的大家族在背后支撑,有公公婆婆叔子阿姨妯娌姊妹相互帮衬着。

一个谢烨怎能承当如此大的世界呢?

她本身还想着有人来为她担负点什么呢!

她跟着顾城看来真是累了,失去了在国内时的那些感觉--从本质上说,谢烨是一个“很虚荣”

的人,“只是虚荣得很有深度罢了”;嫁给顾城这样的诗人,大概就是她“虚荣”的一个方面。

谢烨的母亲并不同意这样的婚姻,顾城他们在上海时,谢母就常登门骚扰,不知道写作是需要宁静的,到了“关键时刻”,思路如泉涌,大坝合拢似的在最后完成一个“境界”。她不懂,自顾着自己说将开来,完成在即的“境界”刹那间崩塌了,惊飞了,恼羞成怒的顾城一下儿失了控,歇斯底里地掀翻了桌上的面条。

谢母呆住了,惊吓了,顾城那边也无比激烈。

上海终究是没法呆了,才移居北京。

日子终日快乐,由不得谢烨要说:“早知结婚这么好,真不该拖那么多年。”

直到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离开北京,他们之间都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次微小的争执”。

其后,他们周游了西欧和北欧,先后到过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瑞典、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讲学、访问。

9月,在伦敦举行的英国汉学会上演讲。12月10日回国途经香港,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12月16日在研讨会上再次发言。会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伊凡、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汉学家高尔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闵福德教授等人的访谈。

1988年1月上旬,去美国纽约参加艺术博物馆大厅的诗歌朗诵会。1月中旬应闵福德博士邀请,以工作签证身份进入新西兰,任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和中文口语助教。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儿子木耳。6月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同月,在奥克兰海湾的激流岛(瓦西基岛)买下一座房子,开始隐居生活。秋天,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

1989年1月,顾城辞去奥克兰大学职务,专心在岛上养鸡、种菜、作画和写作。2月新西兰政府正式签署顾城夫妇永久居留的文件。二人一同踏上一条“不归路”。

其出国之始,便是悲剧上演之时。



“裂痕”出现,最初是由于另一个女人李英(英儿)的“强行”介入。

那是个强烈地做着“出国梦”的女人。她以顾城为“跳板”,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用两个人的生命作了代价。

1986年6月,顾城参加北京市作协在昌平举办的“新诗潮研讨会”上,结识李英。

开始,她就赢得了顾城的信任,让他以为她深深爱他。顾城又相信《聊斋》里的故事,即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她们处得像亲的姐妹。便千方百计为她办起了签证。又以谢烨的名义,用他们卖鸡蛋的钱买了往返机票,将李英接到新西兰。

为了顾城,谢烨对李英也十分友爱,连李英的衣服都是她洗。

事后这女人却很快又“背弃”了他们,全部不认帐,想走。

顾城终于明白她的动机后,才悲愤而又痛苦地说:“让她走吧,她和咱们不是一路人。”

谢烨则以超然的口吻评道:“凭良心说,顾城真是让她给涮了……”“英儿真是没真话,演戏呢。”“她都不知道怎样不演戏。”“英儿就是变来变去,她没法儿把自己固定下来,她患得患失!”“英儿聪明,她也太知道怎么用她的聪明了。”“本来嘛,出国都是奔钱奔身份来的,我说我还就看不起这样的。好,她跟顾城说得那么投契,顾城的梦想是她惟一活着的理由--她要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呀!可一来你就要进城了!你不是让顾城死吗?……我是怎么让她来的呀,那一个一个鸡蛋都是从三木嘴里省下来的;要不顾城怎么狠她呢?……顾城说走可以,回北京去!英儿当下噎那儿了。……她真心要走,那会儿抬腿就回去了,机票都是现成的,犯得着后来千难万难又延签证又延机票又办居留吗?”

但李英否认她的出国是奔着顾城去的,在决定去新西兰时,她还同时收到了另外两份邀请,分别来自日本和美国。

“在考虑和商量了很久以后,我终于决定……出国”。

并且,只是“因为顾城和谢烨不仅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灵魂里的信仰和亲人,他们让我觉得美好和安全”,才选了那里。 同时,还有个私下的“梦想”,想在那个“宁静、美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家。周末的时候,工作结束的时候,可以去看望他们,重新听到他们的声音”

。 这么样子说,李英的选新西兰,倒像是有点施舍顾、谢二位了。

她的出国,更像是稀松平常的,去日本、美国等,就像到海南、新疆那样简单,想去就去了。

谁曾想,等着她的去处是激流岛--许多人“带着美梦”而去,又“带了一颗破碎的心”而走。

那里既不“美好”,更不“安全”。

她一直觉得和顾城的关系,是那种“纯精神的柏拉图式的”,顾城和谢烨都该明白这个分寸。到了岛上,她才发现顾城已把自己当作“第二个妻子”,她糊涂了、呆住了,没几天就说要走,到奥克兰城里去找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顾城居住的激流岛,是个小小的度假岛,远离现代生活环境,距奥克兰坐客轮走水路也要35分钟,只在周末和假期才有些人来,连自来水都没有,风气极其朴素而温良,什么生意都做不成,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就没了几个年轻人肯在那里“遁世逍遥”。

加上顾城他们的境遇和在国内时一样,“一贫如洗”,李英这样一个“上来就跟我们大谈精子、卵子”“性冷淡”,被顾城称为三年不见,就“改现代派”的人,怎么能呆得住?

她是奔热烈的西方大都市来的,怎么会不失望?

那时候顾城已同意她走,回北京,她“噎那儿”了,她太知道“出国”有多不容易了。

要知道,顾城夫妇得到永久居留文件是1989年2月,1990年7月5日李英就上了激流岛。顾城的姐姐顾乡则是两个月后的9月才到的新西兰。可见李英在顾城心目中的地位。

为李英,顾城说:“想了她三年;那会儿她在中国要憋死了,办也办不出来。”无奈之下,就想把她说给身边一个配她的朋友,让他们结婚,那样她就来得名正言顺了--那会儿顾城没想到要沾她、碰她。

她来了,嚯,“你得以为老天爷换了个人送来”

。 同时,我们从李英写给顾城的信上也能看明白,她办签证酝酿了多久,遇到了多少阻碍--去一个新西兰已不易,更别说日怪人的日本、美国了!

试看:

毕业证书复印好了,我随信寄去两份,还有简历和申请书(1988年6月9日)

你说了三种方式:上学、访友和当作家。让我选。

我不知怎么选,我其实一个实在的想法,就是想知道哪个能快一些,稍稍好办一些。……谢烨可真是太好了,为了我的事这么急。我怎么办?我只会说梦话。(1988年8月5日)

能作为Visiting Scholar去新西兰是再好不过了。可我会讲课吗?我真有点怕。不过只要你一说话,我就会讲话了,就像那次会发言了一样,本来谢老师让我发言,我恐惧地想逃跑,可你讲完了,我就不再怕了,就会说话了。……听不到你的声音,是那么干渴。(1988年10月9日)

看到你的信,两封,在桌上等我……我觉得我活了一万年,……哪怕只有一天和你们活在一起呢,也值得努力。……想见你们,这是我此生还硬撑着活着的唯一理由。……无论如何,别忘了给我写信,我不能没有它。谢烨怎么样了?祝她健康、快活!(1989年5月8日)

我于七月一日接到了新西兰使馆的电话,取回了邀请信……大使馆的二秘麦贵雅先生对我很热情,他保证我拿到护照后立即在一二天内发给我签证,虽然现在新西兰大使馆的签证已经停止。

请闵再开一信,即申明:我若错过了会议日期,对我的三个月邀请继续有效。……机票的事还没人和我联系,没有使馆的人来电话。机票不要订死时间,最好由我确认时间。(1989年7月16日)

你们不会有事吧?来封信吧,否则我太担心了。

我又去办护照,于是问题又来了,官员称:我的邀请信中,一份提了费用但会议已过期,另一份提了延期,但又为说明具体费用……如果可能就请闵再开一信,我也依然在用手里的邀请信找别人帮忙,但不知结果如何!(1989年12月14日)

我已拿到了护照,用谢烨寄来的访友邀请信,办得很快,我开始想先不告诉你们,等拿到签证以后再告诉你们。可现在……还没有签证的消息,打电话去问也问不到……你们对闵教授说一声我已开始办理签证,有关事请他照应一下,若还没有接到大使馆那边的消息,是否也可让闵去信证实一下这事,也从旁催一下,就差这一环节了……大使馆换了人要重新审核,我不认识大使馆里的人,现在只能干着急没办法……所以你们帮我想想办法……真想能尽快见到你们……等待你们的消息。(1990年4月17日)

手续都已齐备,现在就是等待机票了。签证上规定的离境日期是最晚7月18日……我确定了起飞日期后,立即电话或电传告诉你们。我想说再见!(1990年5月23日)

正如作家岳建一和顾乡在《顾诚最后十四天》里所分析的,这些信是写给顾城(“你”)一个人的,谢烨只是个陪衬,提到时会专门点出她的名字,以与“你”分清。

后来李英却专门否认这个,说:“每一次回信,我都是这样开头的:顾城和谢烨,你们好!我以为这是很清楚的界限……”

又说她后来是被顾城“疯狂”强暴的,来到岛上一年以后,“1991年10月”,才真的爱上了顾城,“灵魂和肉体合而为一地在爱情里找到归宿”,进而要求顾城,“你得选择”。

但据知情人士《顾城绝命之迷》作者文昕记载,顾、谢出国前,李英就哭着来告诉文昕,她爱上了顾城,顾城也爱她。

“我其实第一眼看见顾城,就知道这是我的命,我躲不开的。”

文昕就劝阻她,别由着性子来,得考虑别人,谢烨和顾城“那么好”,“那么和谐,你代替不了她”。

“英儿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她和顾城之间,把什么话都说明白了”,还是当着谢烨面说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再不说就见不到了,一下子就说了……”

谢烨听着,“坐在那儿,什么话都不说”,一直在看一本杂志,似乎很不在意。其实,顾城当时对李英说的一句话,深深刺伤了谢,第一次引生了感情的裂痕:“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谢烨“是我造就的”。

顾、谢去世十年后的2003年9月26日,文昕又写了《换一个方式讲述李英的故事》,再一次重申当年的情形,披露李英不甘休的“大爆猛料”,在她新出的一本题为《爱情伊妹儿》的书里,开篇就哭诉顾城使她“沦为”英儿的痛苦心情,并谴责媒体为其贴上了她所不耻、也十分痛恨的“英儿”标签,现在她要以一个“民间女”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

文昕觉得,李英说自己的故事已久,从《魂断激流岛》到《爱情伊妹儿》,文昕不得不再次出来把真像告诉人们,“一则是为了告慰我的朋友顾城和谢烨的在天之灵(今年10月8日是他们辞世10周年);二则是为了城和雷所有的亲人,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一个交待--十年了,面对英儿和英儿的谎言,我歉疚太多!对死去与活在痛苦中的人们,我的沉默是残忍的,因为我是这一事件的惟一见证人”。

当年,李英像“一只灰小鸭”,作为一个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到北京作协举办的青春诗会上去,有幸认识了“当红明星”顾城,并且也认识了一个(也许是几个,她后来找过的不只他们俩)手握“一定重权的长者”刘堪秋。二人居然都赏识她,并全读懂了她“眼光中的某种暗示”。于是,李英同时“爱上”这两个人。

她在湖水边和顾城“打了水漂儿”,又在舞场上陪刘堪秋跳了舞。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分别走进了他们俩人的情感生活,涉入了两个曾经完整的家庭”。并很快成为刘堪秋手下的一名“下属”,直至他“权力过期”。

在这关键时刻,李英再向外“呼救”,最终顾城也“倾家荡产地”把“迷恋”自己“精神世界”多年的女孩儿,“解救”到了国外!

家庭因此破毁,事业因此飞灰烟灭……

谁料,顾城家破人亡尚不够,李英称自己受了顾城的“摧残与强暴(反正死无对证)、是受害者”,端出与刘堪秋的“爱情故事”,这样一来,仿佛出没于刘堪秋家庭的时间,便能反证“不曾出入于另一个家庭的‘作案现场’”。

还出了《爱情伊妹儿》,说自己不想沾顾城遗作《英儿》的光,开篇却就“提到(影射到)顾城”。

文昕气不过,说如果李英不旧事重提,不控诉别人,她的“爱情故事”尽可以随便去讲,可现在“旧事重提,我便有责任和义务替城和雷向你讨还公道,因为那两个被你的做法害死了的灵魂再也无法向你开口争辩,他们走了十年了,却依然‘死不干净’,世间公理何在?!”

那次诗会后,作为“好姐妹”,是文昕把李英带到顾城家里去的。

也是由于文昕和顾城、谢烨间的友谊,使李英得以有机会“走进了这个家庭”。而谢烨天性快乐友善,对人从不设防,那样喜欢她,当李英是“小妹妹”。

后来,李英竟说自己爱上了顾城,不喜欢谢烨。

文昕沉痛地说:“自从你写出第一篇血泪控诉的文章之后,只要想起雷、想起我们俩曾经有过的友谊,我的心就会越来越痛!我对不起她!如果没有你的出现,雷是一个多么快乐自豪的妻子!雷和城怎么会死呢?!”“你老是受害者、老是被人‘强暴’、别人全是罪犯!这就是你做人的逻辑。你的书正是踏着城和雷的尸骨从媒体上走到世上来了,‘英儿’这个名字原本就是你的‘卖点’,没这个卖点你怎么卖呢?……英儿,你的故事只为卖钱关系不大,但你不能再伤害城和雷的亲人们!”

然而当时的谢烨太善良,太怂恿顾城了。她不计较许多,反极力促成了他们的“好事”,在李英出国上出力最多--难道她意识到了自己会有“外遇”,和顾城过不下去,要预先把他交给这样个女人?

不是,那时候尚没有这些事。

她承认,在“英儿的事上我有很多喜怒哀乐”。

1993年9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烨说自己帮李英出国,只是因为怕顾城太伤心。

“英儿对他那么好。我很同情他们之间的感情,成全他们未尝不可。”

她又说:“从道理上、概念上来说,此事不通;但直接从人性角度来看,就通了。……有人说我很傻,甚至怀疑我是否根本不爱顾城。其实我是太爱他,才为他们作了很多牺牲。唉,谁也说不清爱是什么东西。”

不料“引狼入室”,李英很快就把自己给了顾城,对他有了“补偿”。

作为“交换”,顾城也该允许她立即就走,离开此地,到城里找工作去。

顾城不许,才一反“信上的热情和想往,不断表现出对顾城做过的和正做的几乎所有事情的不以为然、蔑视和嘲笑,并且得到了谢烨的响应。世上的种种功名利禄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争吵可以与他无关,但你和谢烨不可能与他无关,你说过的话为他制造的憧憬不可能与他无关”;此前,顾城与谢烨的生活是简单、平静的,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成功或失败尽在意料和情理之中”。她的到来把这一切搞乱了,也把顾城的生活与精神搞乱了。

谢烨心性里太高傲,她对表演得那么“清纯无辜美好高级”的李英没法子恨,也“弄不清错在哪里,只有恨顾城;她被伤在命根儿上。可顾城直到最后还以为你的事没有伤她,还梦想你们确曾像姐妹一样,她也直到最后都无法把内心深处的难过讲出一句……是你让顾城乱了,也让谢烨乱了,她弄不清心中莫名的烦恼、莫名的爱和恨,她要顾城写书,要顾城死,要顾城作为她的丈夫完整地为她死,她要报复……她全部的幸福、整个的骄傲被毁掉了……是你破了她的爱,破了她心中的完美、心中的骄傲,破了还沾沾自喜,破了还不认帐……”。

趁着顾城带谢烨出外讲学的机会,李英还是走了。

她拢共在岛上住了一年半,从1991年3月到1992年10月,才发现自己终是无法取代谢烨的。

“没有人真的爱过我,没有人真的怜惜我”,“我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应该说,李英的走是或迟或早的事,即使谢烨“让位”,她也受不了岛上的寂寞之苦。

且先看看在她出走前后,顾城那边都有哪些主要的活动:1992年3月,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柏林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离开激流岛;4月26日与柏林和斯洛伐克社会学院教授谈话;5月参加荷兰鹿特丹市“国际诗歌节”;5月中旬到美国纽约和三藩市朗读诗作,作巡回演讲,再次见到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菲林格等;6月5日参加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代诗歌国际讨论会”,有多个演讲和发言;11月28日参加柏林现代艺术展览研讨活动,作《东方艺术--灵性意识的选择》演讲;12月在德国波鸿大学演讲《从自我到自然》;1993年1月在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等国家讲学;同月李英席卷了他们住宅中的财物,包括存款,和约翰结婚,从激流岛出走,到澳大利亚悉尼;3月顾城得知李英出走的消息,他的“女儿国”的梦又一次破灭,受到极大打击;3月17日顾城夫妇回到阔别六年的北京;3月23日离开北京回德国;4月在柏林开始写作长篇自传体小说《英儿》;7月10日应法兰克福大学《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邀请,做《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学术报告;8月初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离开柏林,到西部艾佛尔山区伯尔小屋,从事写作;9月3日离开德国返回新西兰,途经美国,在飞机上写下最后一首诗《回家》;9月6日在美国洛杉矶的好友,《洛杉矶自由新闻导报》编辑顾哓阳处居住了半个月;9月18日在洛杉矶接受记者曾慧燕平生最后一次电话采访;9月21日离开美国;9月22日在塔希提岛转机,拜访著名画家高更曾居住处;9月24日回到新西兰奥克兰岛的激流岛;9月27日给父母写返岛后的第一封家书;10月2日-7日开始为儿子木耳写一本书,终未写完;10月7日投寄诗《回家》给父母;10月8日给父母写家书和遗书,夫妇在激流岛辞世。

顾城其实只想躲在小岛上,避开繁华,不希望出去的。但总是忧心忡忡、矛盾重重。因为他憧憬的幻梦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比如买房的贷款,就是个不小的负担。

谢烨鼓动李英一起说服了他,把他拉出那个无所作为的“桃花源”,让顾城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接受奖金,周游世界,才还清了贷款。

女人们要追求尘世的幸福,顾城却厌恶、鄙弃名利,无法阻拦她们。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烦恼。

顾城、谢烨的遗作《英儿》,就是岛上生活的录像,真实得令人感到压抑。而谢烨参与进来,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据说是“为了解脱”。

对顾城来说,那就更是一种发泄了。

谢烨已然不能忍受,何况是李英呢?

回岛后,顾城与谢烨日常的主要议题,便都是围绕李英及其出走展开的--在外面顾城尚来不及消化李英去后的苦果。

而且,《英儿》这部过于“真实”和“坦白”心迹的“情爱忏悔录”,也再次刺伤了谢烨。

顾城至死不悟,坚持认为和“英儿”在岛上一起生活的那段光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感觉自己的生命已达到最和谐的状态”。

他不明白,由于“英儿”的到来,他们的关系搞坏了,生活更为艰巨。儿子也被送到另一家去寄养。

谢烨曾在信里透露:“尽管我还是对他的许多东西赞美不已,但是要全部的放弃生活是不可能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这一决定无异于要他的命……我想他是难得的天才,可是……我无法再和他这样下去。”“他对我算好的了,没有我他不能活。可他对木耳不好,他要把木耳从我身边赶走,不论什么形式,卖了,或者送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谁还能有办法)。”

谢烨可以忍受与“英儿”同在一起居住,可无法忍受长期与爱子分离的生活,为此常与顾城争吵。

另一个因素则是,顾城在异邦已漂泊六年,因为不懂外语,而厌倦了国外的生活,本想在小岛上稍住一段时间,就回北京长住。谢烨却认为,应当尽快去德国,那里的创作基金会说顾城是天才,愿意提供长期的创作基金。二人就发生了口角争执,且争执日益激化。

谢烨所以暂时没有离开他,其矛盾正如她在家信里说的:她有“一种责任感”,“我有了儿子,我从木耳的期望中找到了我的期望。我期待着一切我想像中应该出现的过程。我不能放弃我的期待,也不能让木耳失去他的期待……小木耳渴望着爸爸的爱,即使爸爸‘使他伤心’,他也宁愿相信爸爸是病了。他不明白爸爸怎么了?嫌他,还打过他。但是,他在论证爱他的人们中,从不忘记爸爸也是爱他的……木耳的期望太简单了,他要有一个温暖的、快乐的家,有爱他的妈妈和爸爸”。

“我想在年底以前,我回到新西兰后带着木耳离开他,用什么方式我还不知道。我一直感到麻烦的是我离开他,他就完了……除了寸步难行以外,他还是有可能伤害别人的,因为他自己一直抱着死念。所以别人奈何不了他,他什么都明白。他的死念也是对我的威胁,所以我一定得离开他。除非他死了,否则我没有别的办法,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因为我从来帮着他,今天是我不愿意再帮他了。我已经跟他谈过,我受不了这样生活,他也知道。但是他没我不能活(我知道他还爱我,可他的爱不是我要的),我决不能因为他离开木耳……”

除此以外,“说实在的我看得上的人太少,我现在真不愿意说什么思想、事业了,我要一个能共同面对生活胡乱活下去的人(当然也不那么简单)。他不愿意迁就我,我又不能迁就他。……我知道我大概是彻底的变心了……我一点也不爱他,只是欣赏他、可怜他。我真的知道离开他,他就完了。但是他不可怜我。他能给我的,我都不需要,我要他做到的他又不可能。何必呢?我们从来不吵架……我要离开他……”

也就是说,谢烨一直还未找到合自己眼界的人。

同样,大概岛上接触范围太有限的缘故,李英所嫁的不过是一个比自己年长30岁的德国人约翰--此人曾帮她拿了“绿卡”,她对他并不爱。

就这样,他们一个个都“圆满”地走完了自己的“出国”之路。之间却留了很大的裂痕,付出太多的代价。

至于这代价付得值不值,外人就不好说三道四了。

起码,顾城与谢烨所为李英付出的,是太不值得的。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顾城宁愿在外受苦受累,不仅一度自己不想回国,还要不断把亲友引度出去呢?

外界吸引他的,不是它的物质条件,顾城从把追求这上的享受,那只能是精神意义上的。

在新西兰,他真正拥有了一个自由的心灵,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他的作品,暂时并没有超脱出去,假以时日或可有成。

这却是个不能证明的假设。

我们只能以和他才气不相上下的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作家旁证。

最好的例子是北岛。

诗人、小说家北岛,不及顾城单纯、“童贞”,却比他有想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出去后也未写出什么惊世之作来,反因脱离母语环境,不熟悉当下生活,心态浮躁,而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来了。

顾城在他那个相对封闭、平静的“城堡”里,没有林语堂那代人的外语与国学根基,12岁上就与父亲一道,被勒令“下放”到山东的一片荒滩上改造,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写出的诗都不能发表,也绝不可让人知道,只能丢进灶里,“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林彪出事后,他们才获准回京,顾城已17岁,没有任何机会,临时在街道办一个小集体里掏阴沟、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家具、修理门窗……失业后有又干了翻砂工、搬运工、借调编辑等,找不到工作而烦恼。这样一个没有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的人,出国后谁知道能有多大作为呢?

有所不同的是,林语堂他们多是先留学,再回来,有一定成就、基础和条件后出了国,在外面闯世界的,做的同样是老本行,大学教师。

顾城却是在国内大名鼎鼎后才出的国,不是留学,也不是靠在大学任职生活,而是辞了职,直接在外谋生,走的是一条比较曲折、艰难的路。性质与老舍相当,却比当年的老舍处境、条件艰难许多。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一生两度出国,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国外,有三分之一的长篇,成于异域。

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毕业,在北京、天津的一些中小学当教员,又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到缸瓦市基督教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学习,义务做一些服务,结识了后来对他具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宝广林。经宝广林推荐,他认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老舍的勤奋好学给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4年夏,老舍已有六七年工作经验,机会来了,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中文讲师,他有意推荐老舍,老舍犹豫再三,放心不下母亲,最后还是答应了,考虑到出国除了收入稳定外,还能考察各国情形,寻求救国道路。

最主要的,连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里“有闲”了,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时代,读了大量的书,真正不必为拿学位地、自由率性地读了大量的经典,找到了创作上的“情人”,爱上它、结交它、模仿它,走进世界最前沿的现代作家的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这也是创作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

环节似乎是紧紧相扣的,在他写作时,一个重要人物许地山始终在场,为他的小说,找到了能在国内发表的地方。

1924年9月14日,老舍坐客轮到达英国。艾温士教授已为他找好房子,是和许地山住在一起。那是个二层小楼。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姐需要人照顾,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给大家洗衣、收拾房子、买东西、做饭,其勤苦和独立精神,深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国社会下层贫民的生活。

老友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遵守“为人生而艺术”的“会规”,作品早已蜚声文坛,代表作有小说《命命鸟》等。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的硕士后,又到牛津研究宗教,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了国。

现在因为没开学,就在伦敦住了几天,写写小说,是个性格随和,爱说笑话,知道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的人。他有时很厌恶外国人,连英国人喝汤时不准出声,都当作愚蠢可笑。这影响了老舍看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毕竟,他不是出来读大学,无需要由学生向成人期过度,而是做教师的,是一种成年期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其中融合两大文化与生活方式。

初到国外的老舍,只觉得一切很新鲜,还来不及进行判断,有许地山带他游览城内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迹”,也能留意到它阴暗的方面。而在东方学院的学生,入学没有任何限制,从十几到六七十岁,老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班级、课程的划分也是按学生的选择决定,他们程度不同,需要学习的功课不同,课时不同,所要的老师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让几位老师忙得团团转,也让老舍接触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国人。这些中等人家子弟,与八旗子弟差不多,学习只为混资格。

学生也有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这形成老舍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

1925年春,老舍搬到圣詹姆斯广场31号,与艾支顿合租一层小楼。此人曾是牛津大学补习学校教员,颇有才华。老舍遇见时,逢他闹离婚被解职,很落魄,他提议“交换知识”,让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一住三年,建立了深厚友谊,是老舍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

通过他,老舍又认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善良、务实、独立、勤苦,都富有才华,懂几国语言,却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远不及他们的人,找个事情做,就更难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镑,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还得寄钱养活老母,有一次多寄了一点,就不够了,只好请朋友代付两周的房钱。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顿广场14号公寓,这里条件很差,租着的都是穷人、苦学生,使他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状况。

1929年春,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尔路,度过最后半年异国生活。那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学校需转几次车。

好在他能有所超脱,有自己真正所要从事的创作。

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老舍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对这个作品,他认为只是充数儿的,不算真的创作。

继而在南开,他又翻译了老朋友宝广林的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之义》。

到英国教书后,老舍受东方学院之邀,参加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题为《唐代爱情小说》,十分成功,后来就发表在燕京书院学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谈文学的论文。

1925年,他和艾支顿合租时,又不遗余力地帮助艾支顿完成《金瓶梅》的翻译,但老舍从来不提这事。

上述作品都是额外收获,起码不是他有意进行独立写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自己当劝学员时的一段生活,写一个地痞、高利贷者老张,小学校长,只信仰金钱,以钱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内容从学界深入社会,笔调诙谐,刻画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与世相。

写作第一部长篇时,许地山已去牛津上学,老舍孑然一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外消遣,新鲜感已失,便拿了笔写起来,自己和自己讲笑话,借以排解苦闷与寂寞。写出来有好几本文字后,许地山又来玩,没什么题目好谈,他便拿出本子来念了几段,许地山敦促、激励他写下去。 老舍又是一向热爱、喜欢文学的,早在师范学校时,就开始有所偏向地进行研习,“偷偷的”写,“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之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这使他得到训练。 此后有闲时老舍就写,大约1926年春,他把它写出来了。立即寄给国内的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把它转呈鲁迅,鲁迅批评说地方色彩浓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很想出版,结果《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抢了先,是由于许地山看过后,没提意见,就让老舍寄给他了。 老舍自己没抱太大期望,随便那么一卷,扔进邮局,都没挂号。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居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书,畅了销。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诞生了,老舍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国餐馆犒劳自己一顿。 可以说,这小说顺利出世,意义非凡。它是老舍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那时候的长篇比一比,也是比较胜出的。其独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语言大师端倪。其中有关北京生活、自然风光和青年人爱情心理的描写,尤为精彩。

所缺和写《猫》《围城》之前的钱钟书一样,只在小说的布局与构思;有时“幽默”太过,流于油腔滑调。这在初学者,往往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经历的磨练过程。

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要真正当个作家了,对未来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许地山的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一边拼命读外国名著,一边写第二部探索国民性的长篇《赵子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年轻人,学生。

阅读名著的经历使老舍感到,并非是个名著,就能给好处,对有的作品,他根本读不进,也有的读得很痛苦,即使歌德与莎士比亚,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发现到自己所爱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让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和文艺能够达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写了一年多时间,《赵子曰》脱稿,老舍先把稿子给朋友看,提提意见,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旧给郑振铎。1927年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最初的创作,在老舍是比较功利的,为了拿一点稿费,解决吃饭问题。

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他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切真,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免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按合同,7月31日老舍的任教期满,忙申请到80磅回国旅费,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离开伦敦。花一个多月时间,游览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巴黎住下,想找个工作,适逢经济恐慌,大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巨多,一个多月后离开了。

幸亏这里的朋友还拿着老舍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就开路里了。

行20余天,到达后,他已身无分文,决定先去商务印书馆。语言不通,他不认路,由着车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务印书馆恰在这条路上,他高兴地下来,找到经理,介绍了自己,说是《小说月报》的作者,说明来意。经理很客气,把他辗转介绍到一家华侨中学做教员。

他的学生15、6岁,肤浅,思想上却很激进,让人觉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东方,英国的孩子不会想到这些天下大事。

老舍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于写爱情小说了,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从中破坏,他干不下去了,加上母亲不断来信,2月底,他只得离开那个给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而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作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跳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

可以说,是伦敦成就了老舍,为他打下了丰厚的、创作所需的能力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加上回国后进一步的生活积累与观察,他才写出了此后一系列的经典篇章《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猫城记》、《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

而这一切,都是顾城不能想望的,虽然他像老舍一样,出国也是受了邀请。在国外,他不仅融不进大城市去,需要拖家带口,而且没有最低限度的固定收入与生活保障,还接触不了方方面面的人,与外界进行广泛交流,不知道真实的新西兰人的生活状态等等,他的诗作缺少了早期丰富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写小说也只能是《英儿》这类的自传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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