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八三年某一天——当时我在纽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硕士班进修并紧张准备报读博士学位，我太太从广州带来一个噩耗：梁宗岱先生去世了。

梁先生去世前一段时间已经身体瘫痪，神志不清。让我极其震撼的是，他弥留中一两天，变得异常豪迈粗犷，不作呻吟，而是发出一阵阵闷雷般的吼叫，在整座楼房中激起巨大回响，惊天动地。

是否此时神志不清的梁先生，灵魂深处可能还在痛苦地挣扎着，想要诉说此生要说而未说的话，或者是发泄某种感触，某种悲愤？……

二

也许他又在与什么人争辩了？也许是与年轻时的畏友朱光潜先生？游学欧洲的时候——那是多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岁月啊——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他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后来他们回国任教在北京同寓，在一块住过相当长时间，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有一次梁宗岱外出，见到朱先生发表的文章，还是顿感“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样留下的辩论文章，现在清楚知道的，就有创作于日本叶山的〈论崇高〉等。他们两人的意见好像永远是分歧的。

或许梁先生此时不但动口而且又动手？又一次和罗念生先生打了起来？罗教授是著名的古希腊研究学者，一九三五年他和梁先生在北京第二次见面时就发生了这么一桩事：两人为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最后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这是罗先生的一面之词，也许梁先生另有记忆？

或许梁宗岱先生弥留中还为他一生的遗憾愤愤不平？

梁先生可谓是浪漫派的学者、才子和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他先后在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意大利斐冷翠大学、罗马大学攻读文学，学习法、德、意语。一九三一年梁宗岱回国，是年仅二十八岁，就担任起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

梁先生七年深造，精通几国文字，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但却像陈寅恪一样，不修学位，只求与异国文艺界交朋友，与文学大师的心灵直接沟通。而他作为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雖然年紀輕輕，其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竟也让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为之倾倒。他們中有世界文坛中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例如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保罗·瓦雷里，以及后来（一九四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德烈·纪德等人。一九二九年寒假，梁先生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十多篇代表作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很快便得到充满赞赏的复信。后来，他译成的法文本《陶潜诗选》又由保罗·瓦雷里亲自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

梁先生在诗歌的创作、翻译，特别是研究上的确卓有成绩。现存主要作品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诗评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译著有《浮士德》上卷、《水仙辞》、《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罗丹》、《一切的顶峰》等。他的翻译在当时就很有影响。朱自清在一九四四年写的〈译诗〉一文中，在举例说明译诗的历史时说，“最努力于译诗的，还得推梁宗岱先生”。戴望舒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恶之花掇英》中说到波德莱尔的诗在中国的翻译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梁宗岱。

然而，这样一个学者、才子和诗人，后来几乎半个世纪早就人为地被中国大陆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而此人的后半生，也的确“无所作为”，或者是难有作为！梁先生此时弥留之际，微弱的神思可能下意识地最后一次在残损的一生中游走？他闷雷般的吼叫亦下意识地伴随着一阵阵发出？

那么，梁先生其中一个很大的遗憾，一定是一直未能写出《狱中记》了？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刚刚接管大陆的年头。那时，生活在广西百色专区的梁先生，仍然口无遮拦，多嘴多舌地向地区新政权的“权力代表”提意见。这个土皇帝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文学，什么诗的价值，什么罗曼·罗兰、瓦雷里。一九五一年九月，他以“通匪济匪”等四百八十多个罪名将梁先生送进大狱，进而准备进行“公审”判决。后来经过诸多周折，惊动了最高大人物，梁先生才保住了性命，得以出狱。这近三年并一度走近阎罗王的冤狱，真可算是梁宗岱一进入新社会就首先迎来的当头一棒。而这一棒竟准确地预示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厄运！先生弥留时闷雷般的吼叫，也许也是发泄他心头未能忘却难以释解的冤屈啊！

…………

三

我早在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当学生的时候，从师长的谈论中已得知“梁宗岱”的大名了，得知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这一年间，先生曾在这里任教。有时从图书馆借书，偶然看到借阅登记卡上留有先生的签名，想着几乎三十年前先生也曾经阅读过这同一本书，还会窃窃自喜。但初见初识梁先生是在一九六四年秋天。那年我刚毕业，分配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而此时学院尚未成立，广东省高教局让我们一起分来的十几个未来的年轻教师先到中山大学外语系进修。一到中大，我便像个崇拜者一样寻找机会和梁先生接近。每个星期六下午，按照党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整个系的教师不分专业都法定要在一起做体力劳动，这个思想改造的庄严的时刻也成了我们交谈的好机会。梁先生喜欢年轻人，喜欢崇拜者，总是很高兴向我“吹牛”，还给我看他不久前在海南岛参观时写的诗，使我深深觉得他宝刀未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江山如此美，惊鹿也回头”……他这些描写海南岛鹿回头的优雅诗句。

梁先生是系里甚至整个中山大学康乐园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几乎一年四季，除非是寒潮到来，他的“标准”装着是运动背心（或文化衫）、西装短裤，赤脚凉鞋。好像老见他摇着大葵扇，精神抖擞，急促促地、甚至是雄纠纠地行走，脸庞满溢红光，总是开朗明快，笑起来像顽童，坦坦荡荡。

但梁先生在康乐园里出名，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爱争好胜，万事“第一”。多年前有一位温源宁先生，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他在一九三五年出了一本名为《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不够知已》)的英文书，其中一篇就已经这样描写梁先生早在那时的状态：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未跟宗岱谈，你便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我在康乐园里看到梁先生似乎还颇受欢迎，常常路上就被人截下谈笑一番。談到哪个话题他就能夠信心十足且极其雄辩地自称在哪個方面“第一”。諸如“学问第一”、“教书第一”、“喝酒第一”、“种菜第一”、“养鸡第一”或“力气第一”……并惠及夫人──夫人也有不少“第一”。据说好事者曾算出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四五十个。他万事“第一”自然引起不论熟人或生客的兴趣。我发现，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根正苗红”因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逗他开心，觉得好玩，绝非真心尊敬他。事实上，早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兴无灭资”运动中，梁先生作为中大外语系的“大白旗”曾经被劈头盖脸地痛批过（主要罪名是“天才教育主义”──他偏爱学生中的聪慧者，如又是漂亮女学生更甚；“老子天下第一”也是罪名）。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政策宽松时，领导向梁先生作过赔礼道歉因而现在不算“反动分子”了，但其“野人”之称是相当公开的（这称号奇怪地被“统一”在一个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背地里甚至有人称他为“性细胞”、“草包教授”……

我隨著这组进修教师于一九六五年开春之后离开中大，因为这年广州外语学院正式开办，我們也成了创办人，移居到当时广外校址广州东郊瘦狗岭编写教材，迎接新生。不料，一年后，“伟大领袖”却点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卷进翻江倒海、暗无天日的红色恐怖中。传来的消息是，梁先生已经立时被诬陷为“牛鬼蛇神”。攻击先生的大字报贴满校园，更有写成文采斐然的章回小说的，吸引川流不息的观众。一些幸灾乐祸、居心叵测者像过盛大节日似地兴高采烈，上窜下跳。先生好几次被抄家，好几次惨遭毒打。有人专踢他要害部位，非常阴毒。我心里担心地想着：先生言多必失，又一股倔强脾气，刚直不阿，不知能否渡过这个凶险的鬼门关？

四

过了几年，广州外语学院率先恢复办学（最初是办社会各界的短训班，接着招“工农兵学员”，还招过学制长达五年的小学毕业生，最后于一九七七年才和全国所有高校一样通过正式入学考试招生）。我是一九六九年国庆前从广东三水南边干校被召回学院的。不久，一九七零年，据说是遵照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什么战略意图，中山大学的外语系和暨南大学的外语、外贸系以及广东外语学校一概并入，广外一下子大大膨胀起来。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吧，扩大了的广外从瘦狗岭搬到广州北郊黄婆洞。不久之后，设在广东花县的邮电英语培训班结束，我在那里的教学任务算已完成，也回到黄婆洞校本部。

又看到梁先生了，而且现在是同事了。他的标准装着没有改变，性格亦依然故我，还是爱胜好强，口上还是挂着他的多少个多少个“天下第一”，甚至自豪地宣称自己在文革中“处之泰然”，“有惊无险”，如此這般亦算是一種“第一”。他似乎在法语专业一些教师中并不自在，所以常常到我们系（當時称为“一系”，即英语系）串门，喜欢找李筱菊、黄伟文等我们几个编教材的高谈阔论（我们教材组的老師没有上课下课的时间限制）。但梁先生现在更不愛谈什么文学什么英语法语什么学术了。他最热衷的话题是他几十年来不断研究不断改良炼制出来的、号称能治妇科病、不育症、各种炎症包括癌症的山草成药“草精油”和“绿素町”！

梁先生此时的状态，从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的表现也可见一斑。那次在广州召开的盛会，全国從事外国文学这一行的大人物、知名人物都来了，一些刚刚被解放出笼的“牛鬼蛇神”也从各地赶来了。我们廣州当地的后辈也兴致勃勃地走来听讲。可是梁先生在大会小会上几乎不发一言，绝不对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发表意见。当时在大会上用了上午下午一整天作关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评价问题的长篇主题报告的后起之秀、现为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柳鸣九回忆起来，也是会议中梁先生只津津乐道、甚至可谓起劲地“推销”他的药酒。梁先生于一九七七年在给卞之琳的信中也是这么说的：“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传说胡乔木在一九七九年也向他要过一些“绿素町”。真是一个另类的教授！在全国中可能再无二人可比了。

那几年，广外小圈子内还流传一个说法：梁先生珍藏了数十年的罗曼·罗兰与瓦莱里写给他的十四封信，一般人以为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付诸一炬（被毁于一旦还有他辛辛苦苦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其实是当时被系里一个“革命”而又“识货”者偷偷挑出并私藏起来，而事后时间越久越不敢坦白交出。但由于没有证据，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宝贵文物大有可能永远不见天日了。梁先生心里也许一直窝着闷气，但嘴上不说。比起几十年来受轻视受折磨，受苦受罪，这些信件的失踪又算得了什么？！那些年月，并非“四人帮”一倒台就万事大吉。我感觉到，梁先生是干脆决心把超脱出世、看破红尘的作风保持到底。

我还有一个感觉，经过这么多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别看梁先生大大咧咧，喜欢争论，喜欢“自吹自擂”，但他的“警惕性”是有所提高的。例如，他从不争论敏感的政治问题，所谓学术问题也不争了，他“自吹自擂”的都是他的能医百病的药酒，他下乡劳动如何挑重担，他夫人的粤剧唱腔如何美妙，以及他们养的鸡所生的蛋营养最高之类……他很少请人到他家里做客，几乎不和任何人做推心置腹的深谈。他的警惕性甚至影响了他的夫人。我记得先生第一次请我到他家里时（我当时多年住在“乙栋楼”，最后搬到“讲师楼”，都和梁先生住的小洋房相隔不远），他夫人在初见的一霎那间也向我投来打量、怀疑的眼神，为此先生對她训斥了一声，当时很使我过意不去。

五

我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离开广外到纽西兰留学，后来在奥克兰大学一边教书一边读博士，再后来又到了澳大利亚工作，并在悉尼安顿下来。流水行云，竟有十几年时间，我没有回到我参与创办的广外，当然也再没有见到我离开后第二年就去世的梁宗岱先生。

离开广外前，我把教授英美文学时为学生编写的部分辅导材料交给系里教材科打印出来，称为《英美名诗欣赏》（第一集）。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一个挑战──从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中译谈起〉，主要是比较屠岸、杨熙龄、戴镏龄、梁宗岱四位先生的译作。梁先生是这样译的：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他可爱也比他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骄阳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他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黯晦；

给机缘或无偿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於凋残或销毁。

但你的长夏将永远不会凋落，

或者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飘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在，并且赐给你生命。

我当时很幼稚，而正因为幼稚又很大胆，竟敢对当时中国大陆四位名家进行妄评。当然，我也并非心里完全无底。梁先生的翻译，其成就之高，是半个世纪前就为翻译界普遍公认的。现在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亚全集》。梁译单行本在台湾出版时，余光中作了长序，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我在拙文中称梁译的特色是典雅流畅，又求形式对应，可谓有情有形。原诗、译诗均为十四行，这是一定的了，难得的是，译诗和原诗一样，也是押同样的韵脚，而且整整齐齐，每行十二个字，也可分为五个“音步”。梁先生看过这篇拙文。我的妄评当然很肤浅。我记得他阅后露出友爱的笑容，鼓励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绝对料想不到先生竟然第二年就与世长辞！而这就成了我对先生的最后的记忆！

六

……我一直恨恨地觉得，当时的广外、当时的中大、当时中国的翻译界、学术界、以及整个文坛，是有负于梁宗岱先生的。但理智地再想，有负于梁先生的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政治制度啊。而且，曾经遭遇类似悲剧的又何止梁先生一人！

两年前，偶然一次在网上浏览，得知由大陆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翻译家协会和法国文学研究会联合发起的“梁宗岱先生百年诞辰暨《梁宗岱文集》首发式”，于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至七日在北京市政府（怀柔）外联办接待处举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王吉胜，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尹承东，外文所副所长陈众议，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柳鸣九、会长吴岳添、副会长罗芃，以及其他专家学者约三十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首发四卷本《梁宗岱文集》，分为《诗文卷-法译卷》、《评论卷》、《译诗卷》和《译文卷》。

我又得知，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纪念梁宗岱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即过去的广外，和广州外贸学院合并而成）召开。消息说，广外是梁宗岱生前长期执教的最后一所高校。这次研讨会纪念与研讨相结合，目的是缅怀和总结梁宗岱先生在创作、翻译、教学与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杰出成果，继承和发扬梁宗岱先生融通中外古今的治学理念和刚正博爱的为人风范。

后来，我又在广外网上看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二零零三年第四期目录。在“文学与文化”栏目下设“纪念梁宗岱百年诞辰论坛”，发表黄建华写的〈梁宗岱治学路子引发的思考〉以及陈希写的〈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天地间——梁宗岱研究回顾与展望〉两篇文章。至于在其他网上看到的纪念和研究梁宗岱教授的文章，更是多得出乎意外。

看来，梁宗岱先生百年冥寿之日，国人重新记得他了，其成就以及为人风范都为国人赞许了。现在，人们赞誉他的著述、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能抵抗得住时间尘埃的侵蚀”，“为文艺园地增添了一缕碧绿的光泽”……等等。看来，对梁先生的评价还会增高。

这又是一个迟来的公正！当然，迟来的公正也是值得庆贺的。

但庆贺之余，不免有很多感触。

梁先生早年有一首诗曰：“人生岂局促？与子且浩歌。浩然一曲冲破，地网与天罗。”他曾经多么春风得意！地网与天罗也不放在眼里。

梁先生说过：“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这位曾经心比天高的才子、诗人、学者显然曾经立下伟大的志向。

他本来还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多少精神财富啊！

然而，一切嘎然而止。“奇功遂不成。”新出版的四卷《梁宗岱文集》里收录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作品。

梁先生生前很喜欢罗曼·罗兰这句名言：“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个人。”

现在，人们问：梁先生的“律法”究竟是吟咏的诗人还是行善的医者？后人只能茫茫然不得而知。一个享有盛名的诗人，竟转而耗费了无数心血去从事身后很难证明其价值的制药，并以此终其一生！真是千古诗人未尽才！如何不教人仰天长嘘，无限惆怅？！

不过，转念一想，梁先生毕竟发挥了那个时代他所能拥有的小小的个人选择权——做了他要做的。甚至，他把“老子天下第一”挂在嘴边直到老死，虽然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而毫无改悔，也许正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比起同时代中国大陆许多诗人，远离诗坛、言行奇特的梁先生或者可以说更像一个诗人——更像“一个人”

我们甚至可以为梁先生庆幸：他此生毕竟没有成为堕落文人，没有写出不堪再阅的垃圾，灵魂没有被扭曲，依然我行我素，弥留前还能发出闷雷般的吼叫，尽情发泄心中的积愤！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九日完稿于澳洲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