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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三)

作者: 何与怀    人气: 5207    日期: 2022/2/2


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三)

 

何与怀

 

 

解释权威:胡乔木讲演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乔木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

那天,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便由两个播音员轮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开场白所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从一九八三年十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这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像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参与起草的八个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贲思本来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过去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欺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更是双重的欺骗。当然现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小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总算完成了。

胡乔木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三万九千字,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前两个问题那几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并没有多少争论,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的确,胡再讲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讲演地点和十个月前周扬一样仍选在中央党校礼堂,是发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我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经过多次修改后出版《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胡乔木的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一九八四年一月号上发表。《红旗》杂志一月二十六日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文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作了高度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场。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像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当年,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宣传,俨然成了(当然是一厢情愿)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现在他们显然企想重温旧梦,为胡文造势。

一月二十六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文的通知。〈通知〉说此文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一月二十八日,胡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此后,各种赞扬在全国各地各级各界包括各种报刊、电台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胡乔木的讲演被看作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精神污染的讲话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听到了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这毫不奇怪。胡文发表之前不仅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王若水说他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邓作了如下的批示:

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按照邓力群《自述》所说,这一切,包括邓力群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邓小平的决定性的影响。书中说,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邓力群他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在谈话中讲了如下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邓力群《自述》说,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他和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他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而胡乔木也是因为看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内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邓力群《自述》自然只是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例如其中这段话,在全党全国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一场悲壮惨烈的抗争:王若水单枪匹马反驳庞然大物胡乔木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演的结尾,周告天下,他恳切地欢迎不赞成他的基本观点的人参加争论。对此宣告,全中国学者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即使胡本人真有此心,也没有谁胆敢挑战党的首席意识形态权威,而且此权威后面还站着一个最高领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一反自己观点,在《人民日报》登出长文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果然,完全意料之中,会后全国顿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几年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出现。

只有一个几乎被掩盖的声音,就是来自王若水。他势单力薄,一时几乎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始终没有停止表达他的观点,一有机会就不时发出声音——整个抗争,可谓相当悲壮惨烈。

胡乔木讲演那天,王若水去听了。王最注意的就是胡讲演的这个结尾。胡乔木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周扬和王若水,而且首先是他王若水。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失去了反驳的资格,只有他能出来公开答辩,而且他确实想姑且试之,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当时,王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好意地来阻挡,只有三个人支持:刘宾雁、王若水妻子冯媛和王的二妹。刘宾雁说得好: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自诩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

 

结果,胡乔木弄假成真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发生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最高领袖称赞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

这篇题为〈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反驳文章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中旬写出,王若水单枪匹马一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王若水在文章中说: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或历史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宽泛得多。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胡乔木批评人道主义不能对世界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王若水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做出评价。王指出,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时,他把价值观念排除在世界观之外了;而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伦理道德时,他又把价值观念缩小了。难怪胡乔木认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因为人道主义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是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的。王若水说,在社会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人道主义(即使它们是唯心主义的)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并不是除了伦理道德之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不是伦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们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中很宝贵的东西,并为马克思所继承。

关于人的价值,王若水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或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因此就绝不能像胡乔木那样,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对人的价值的概念表示蔑视。在胡乔木文章中,集中力量来批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还要讲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而这些统统是为胡乔木所否定的。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像胡乔木说的那样,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而是许多合理的、可以解决的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被官僚主义置之度外。

王继续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单是这个不够,还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正是在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道德问题正要从社会条件去找原因,问题在于改造社会。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王若水回应胡乔木而为自己作的一些辩护,看得出他并没有太深入探讨,例如全文不涉及异化问题——他知道邓小平讲了话这就成了绝对不能讨论的禁区,而当下他主要考虑的是能否发表。

王若水这篇文章本意给《哲学研究》发表,但香港的《镜报》杂志突然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号刊登了。王并没向《镜报》投稿,但他曾把稿子复印了几十份向人征求意见,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传到了香港。胡乔木马上以此为理由,下令禁止王文发表;同时,严厉地责令人民日报社追查这个所谓镜报事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阴谋分子。胡乔木、邓力群还不到此罢休。在他们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又加紧调查王若水和所谓地下组织的关系。

一九八五年初,政治气氛有些松动。《三月风》杂志向王若水约稿。王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胡乔木在他的长文里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解释,王若水对此质疑。他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救死扶伤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王若水说,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的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王若水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王若水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这篇文章不但刊登在《三月风》杂志上,还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值班编辑用了一点小办法),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类似电话而后还纷至沓来。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写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文汇报》于此年年七月七日至十八日连载。这篇文章是王若水在一九八五年作的几次演讲的整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论者认为,这篇文章以及以前发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王若水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王若水自己也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在马克思的哲学里面,它仍有生命力,而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王若水著《为人道主义辩护》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还找到了一个机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近二十万字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

这部书的出版也有一个故事。王若水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答辩文章收进文集去。他从一九八五年八月开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这篇文章在一九八四年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的意见早就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太尖锐了。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三联书店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七月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结果,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出现在一九八六年的书市上,成了一本畅销书,人们排着队购买,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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