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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评】如何有礼貌地拒绝参加会议

译者:搬那度 原文地址:hbr.org

它出现在你的信箱了:有人邀请你参加一个你真的不想参加的会议。也许这次会议被挤入了你的日程表中所剩不多的一个空档。又或者你在这个时段已经有约,而你必须决定要拒绝哪一方。不管是什么理由,有时候你真的必须拒绝参加会议的邀请。

你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决定应该拒绝哪一些会议。此时加入些许的纪律,将会有长远的效益。你要建立一套标准,帮助你决定是否参加会议,并且要坚持你的标准。

首先,评估这次会议的价值。这次会议是否涉及了某些又重要,又及时,又值得的事项?它是否目的和议程都明确,让它能够成功?是否有什么背景资料能够提前提供给参与者?适当的人是否被邀请,让会议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如果邀请函上并没明确标示这次会议的价值,那么你在决定是否参加之前,先以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回应:

如果这次会议很明显是值得的话,你的下一道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参加会议的正确人选。 这些课题是不是在你的岗位的管辖之内?你是否具有相关的专门知识来参与这次谈话?对于这次会议所要做的决定,你是否资历太高或是资历不足?如果你在质疑你被邀请的原因,就要向会议的主办人沟通,才来回应:

最后,如果你相信这次会议将会有价值,而你又能为其中的讨论做出贡献,你就要决定这次会议是不是你此时的优先考量。这次会议对你的职责有多重要?这个问题在你当前的其它职责当中处于什么位置?你的贡献将会有多独特?你的位置是否有更好的替代人选?

要是你不能符合以上三则标准当中的任何一则,那么,你就可以拒绝参加会议,但是你得谨慎行事。即使你不参加她的会议,你还是要让她感到你有团队精神,而且也能积极地做出贡献。以下有几个选择可以参考:

我是否能够完全阻止这次会议?要是你相信这次会议无法取得成功,从而违反了第一个标准,你就要花些时间与主办人讨论你的顾虑。那个人可能会驳斥你的话语,但是你也有可能引发以下两个正面结果的其中一个:这次会议要么能够得到更好的定位,要么被取消了。你可以试试以下的其中一个做法:

我能推荐另一个人吗?如果这次会议很重要,却因为你不是这个任务的正确人选,从而违反了第二个标准,那么你可以试着推荐另一个人。记得要花些心思找出正确人选,这样才不会让你看起来是在推卸责任。你可以试着提出这些选择:

我能预先作出贡献吗?如果这次会议违反了第三个标准(你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而你又可以加入独特的价值,但是你的日程和优先事项无法容纳这次会议),你就有了机会预先作出贡献。先花几分钟整理一些笔记,再向主席或者一位合适的参与者做个简报。这么做比起参加整个会议更有效率。你可以对主办人这么回应:

我能参加会议的一部分吗?要是议程上的至少一个事项符合了你的三个标准,但其它事项却违反了至少一个标准,那么你可能可以选择只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你可以用以下的其中一个说法回应:

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你是在试着做三件事。第一,为人们标榜出你在刻意地使用时间。第二,分享你不参与会议的原因,让会议主办人能够了解。第三,尝试去达到主办人的需求,尽管你采用的方式和他们所预期的方式不同。

这一开始可能会是一种文化冲击,但是那些一周内参加35小时的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很快就会佩服你的纪律。你只要记得,当你发出邀请函的时候,也要向拒绝你的邀请的人表现同样的礼貌!


丽恩·戴维(Liane Davey)是 3COze Inc.  的联合创始人。她是《You First: Inspire Your Team to Grow Up, Get Along, and Get Stuff Done》的作者,也是《Leadership Solutions: The Pathway to Bridge the Leadership Gap》的合著者。您可在 Twitter 上追随她(@LianeDavey)。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20 May 2016 | 10:59 pm(NZT)

【Nautilus】衰老根源在物理

译者:永恒的贝多芬 原文地址:nautil.us

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内部都像一座拥挤的城市,塞满了道路、物流、图书馆、工厂、能源站、垃圾处理站等等。它的工人是蛋白质机器,负责代谢食物、运输废物以及修复DNA。将物质从一处运往另一处的是分子机器,它们有两条“腿”,沿着蛋白质轨道移动。这些机器周围包围着上千个水分子,在机器移动的过程中,这些水分子每秒能随机向它们撞击一万亿次。物理学家笼统地将这种撞击称为“热运动”,也许应该叫“剧烈热混沌”才更合适一些。

分子机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兢兢业业地工作,其原因仍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是,细胞内的蛋白质机器可以像棘轮那样,将水分子狂轰滥炸带来的随机撞击能导向一个特定的方向供细胞使用,由此将混乱变为有序。

Johner Images / Getty

四年前,我出版过一本叫《生命的棘轮》的书,其中就描写了分子机器为细胞带来有序的方法。书中,我主要关注的是生命体通过什么办法来避免机体混乱。没想到在书出版后不久,就有一些研究生物衰老的研究者来联系我。起初,我还没看出来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我那会儿对衰老这个课题一无所知,只是曾经不得不观察过自己体内的生理过程,由此知道点东西。

之后我想明白了。我向那些研究者强调了热混沌在活化分子机器中的作用,并建议他们考虑将这看成驱动生物衰老的一个原因。短期内的热运动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利因素,它使我们的分子机器更活跃,但长期以往会不会带来损害呢?毕竟,在没有输入额外能量的情形下,随机热运动总是趋向于破坏有序。

这种趋向被总结为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条定律说,万事万物都会衰败:建筑、道路终会崩塌;船舶、铁道终会绣烂;高山会被冲刷入海。无生命的物质对热运动带来的毁坏无能为力,而生命体则不同,蛋白质机器能持续修复并更新其所在的细胞。

这么看,在这场“决死”之战上,生物学扛住了物理学的进攻。那么,为什么生命还是终有一死呢?衰老究竟是物理对阵生物的最终胜利,还是它本身就是生物的一部分呢?

如果有哪篇文献能称为现代衰老问题研究的奠基之作,那恐怕就是彼得·梅达瓦的《生物学的一个未解问题》了。梅达瓦是诺奖生物学家,也是一位睿智而不失严厉的文献作家。在那篇文献中,他就衰老问题列举了两条对立的解释:一是“天性衰老”论,即衰老是生物需要;一是“损耗衰老”论——衰老是由“持续压力下的累计效应”导致的结果。这两点中,前一条是生物学解释,后一条是物理学解释。“天性衰老”论包含这种意思:衰老和死亡是进化的结果,目的是为了让老年生物给年轻生物让出生存空间。

“天性衰老”论要求我们体内含有一个“主时钟”,为我们的寿命计时。这样的钟确实存在,最有名的是端粒,它是一小段DNA,细胞每分裂一次它就会缩短一截。对于端粒的作用,研究仍存在争议,我们不清楚端粒缩短是衰老的原因还是结果。端粒缩短的长度也不是一定的,虽然细胞每次分裂时它都以最低限度缩短,但一旦细胞受到其他方式破坏,端粒缩短的速度就会加快。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端粒缩短更可能是衰老导致的一个结果。

梅达瓦本人力推“损耗”论、即物理角度的衰老论。首先,他说我们很难推断出自然选择会选择出一个生物需要衰老的结果。因为我们年老之后就不能再生育后代,而自然选择是通过不同的生育率来起作用。其次,主动清除年老个体,使其数量维持在少数也是不必要的,随机选择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梅达瓦还论证控制衰老的“主时钟”也并无必要,他以实验室里用的试管这个非生物例子来做说明。假设这些试管会一天天因为意外而被打碎,为维持试管总量,实验室每周会买进一批新试管。那么几个月后,实验室中有多少新试管、有多少旧试管呢?如果我们假设试管被打碎的概率与试管的使用时间无关(这是个合理的假设),然后画出试管数量随使用时间的柱状图,就可以得到一个形如滑梯、呈指数衰减的下凹形曲线。这条“生存曲线”在前端很陡,而在底端趋于平缓。

死亡与衰老无关:图为用计算机模拟随机打破的试管得到的生存曲线及其拟合曲线(红线)。图中纵坐标为特定使用时间的试管数,横坐标为试管的使用时间(单位为周)。

尽管试管不会“衰老”(旧试管并不比新试管易碎),恒定摔碎率下时间越长留下来的旧试管还是会慢慢变少。现在,假设人也像试管那样,在每个年龄段死亡的可能性相同,那么老年人的数量依旧会很少。概率终究还是会赶上带走我们。

问题在于,依照实际人口画出的生存曲线和梅达瓦的试管曲线并不吻合。人类的曲线在顶端很平,头几年的死亡数量很少(除了出生阶段)。然后到一定岁数后,曲线突然迅速下降。若要从实验获得这条曲线,我们就得在梅达瓦的试管模型中加入另一个假设:试管会随时间积累细小的裂纹,这些裂纹会增大它们被打碎的风险。也就是说,试管会“衰老”。如果摔碎的风险随指数增长,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条叫做戈珀兹-麦卡姆定律的结论。这条定律与人类生存曲线很吻合。用试管的例子来说,这条定律将恒定的和随指数增长的试管摔碎率都包含在内。这个指数增长已经在人类的情形中观察到了:人在三十岁之后,每七年死亡的风险增大一倍。

这个指数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热运动并不是破坏细胞的唯一因素。细胞内的一些常规过程,尤其是线粒体中的代谢,还不是最为完善,它们会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活性很高的原子团,会损伤DNA。由此,热运动和自由基共同构成了细胞损伤的大背景。这种损伤通常可以修复,如果确定已无法修复,细胞就会转而自杀(这个过程称为凋亡)。通常,它的位置会由一个干细胞来取代。

最终,损伤还是会累积下来。DNA只有在存在一个完整备份的情形下才能修复。受损的蛋白质会展开并相互联结,形成聚集体。细胞的防御功能和凋亡机制遭受阻碍。“衰老细胞”逐渐残留在器官中,引起炎症。干细胞活性下降,或数量减少。线粒体受损,降低细胞能量供应,使其分子机器没有足够的动力修复DNA。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用术语来说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数学上看,这种正反馈会导致风险呈指数增长,这也就可以解释人类生存曲线的形状了。

科学文献中对衰老问题提出过各种解释:蛋白质聚集说、DNA损伤说、炎症说、端粒说等等。但这些都是对一个更深层原因的生物层面的回答,这个深层原因的根本在于热运动和化学分解带来的累计损伤。要证明热损伤确实会引起衰老,我们得观察不同体温的人群的情况。这是不可能的,但有些微生物却可以在不受直接损害的情况下让内部处于不同的温度环境。近期《自然》杂志发表了哈佛医学院一个团队的文章。这个团队测定了秀丽隐杆线虫(这种线虫结构简单,研究得也很透彻)的衰老速度与温度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不同条件下秀丽线虫生存曲线的整体形状都相同,但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伸长或压缩。在较低温度下培养的线虫的生存曲线更伸展,而在较高温度下培养的线虫寿命则更短。

Kasman / Pixabay

此外,伸展因子随温度变化的这个模式,每个科研工作者应该都很熟悉,它和随机热运动下化学键随温度变化发生断裂的比例一致。

我更是在自己的实验室中看到了化学键断裂与人类衰老的隐含联系。我最初见到戈珀兹-麦卡姆定律时,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我们实验室研究的是单个分子键的维持概率问题,用的是可以测量两个分子间微小作用力的原子力显微镜。典型的实验方法是,将一个蛋白质分子固定在一个平面上,将另一个蛋白质分子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弹簧悬臂尖端。我们先让这两个蛋白质分子相互连接,再轻轻拉动弹簧,慢慢增大拉力,最终将两个分子之间的化学键拉断。我们测定的便是此时拉断力的大小。

每次实验的拉断力都是不同的。但键的维持率随拉力变化的图像却与人类存活率随年龄的变化图很像。这个相似性与线虫的结果一致,说明蛋白质分子键断裂与衰老、以及衰老与热运动之间或许大有关联。

正常死亡:左图为附有戈珀兹-麦卡姆拟合曲线的人类生存柱状图,右图为单个蛋白质键随拉力增长的生存曲线图像。二者的数学形式相同。

在衰老问题研究领域有一个讨论得很激烈的问题,那就是是否应该将衰老归类为一种疾病。许多研究特定疾病、细胞系统或生物分子组分的研究者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能成为衰老的“起因”。但这些为数众多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它们任意一者的可能,因为它们不能都是衰老的原因。细胞衰老现象的最早发现者伦纳德·海弗里克,在他那篇标题煽动性十足的《生理衰老不再是无解难题》中指出,“所有现代衰老理论的共同点都关乎分子结构改变引起的分子动能变化”。按照海弗里克的说法,衰老的终极原因是“分子精密结构的丧失或分子无序度的增加”。这种缺失或无序会自发地显现出来,因其具有随机性,所以程度因人而异,但最初的源头都是同一个。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衰老就可以还原为纳米尺度下热物理的自然过程,而不是一种疾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人类预期寿命已有了很大提高。这一进步几乎完全得益于消除传染病的工作,而传染病是一个与年龄关系不大的恒常风险因子。结果便是,寿命预期(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大幅增加,但人类最高寿命并无改变。清除恒常风险的收益终究抵不过指数增长型风险的损失。对恒常风险损失的补救确实有用,但它只在一个方面,即外界环境因素(意外、传染病等);指数增长型风险更多在于人体内部的损耗。消除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并不是让我们不死,哪怕是延寿几年也无能为力。

这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来研究特定分子在细胞衰老时的变化。这样我们或许就能知道是哪种关键分子组分会率先断裂,它的断裂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破坏。如果这种关键分子组分真的存在,我们便有了明确的干预目标,或许能通过纳米技术、干细胞研究或基因编辑等手段来修复它们。这些都值得一试,但我们仍应当清楚记住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战胜物理定律。


关于作者:彼得·霍夫曼是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及文理学院研究副院长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20 May 2016 | 10:54 pm(NZT)

对不朽的渴望

译者:风华ab 原文地址:aeon.co

1977年,两个旅行者号探测器在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开启了一场盛大的外行星之旅,这场旅行的最终目的地为星际空间。每个探测器携有一张金唱片的副本——一个镀金的铜磁盘,记录有人类、生物与地质的声音概况,并刻有图像。该唱片要在银河系附近绘制一幅关于地球的图表,讲述地球生命的故事。

这些金唱片可不是美国太空总署发送到外星的信息独苗。大多数的阿波罗登月舱都带有一块不锈钢的牌匾,上有一幅地球的地图,地图下有宇航员的签名。牌匾用螺栓固定在梯子上留在了月球表面;阿波罗11号牌匾刻有这样的字符,“我们为全人类和平而来。”

先锋者10号和11号分别在1972和1973年发射升空,它们携带的牌匾上纹刻有一对白人夫妇的裸体图像,还刻有各种字形,帮助外星生物识别探针的天文学来源和背景,并有一连串的以神秘莫测的二进制码编写的图像说明和留言。天文学家、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同地外文明搜寻计划(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先驱者弗兰克·德瑞克(Frank Drake)共同设计了这幅牌匾;萨根的妻子琳达·尔兹曼(Linda Salzman)创作的画像。几年后,萨根召集了一队专业人马,包括音乐、天体物理学和录音等方面的专家,准备旅行者号上要播放的唱片。每张唱片都盖有一块基于先锋者模型设计的牌匾,唱片的封皮上还电镀进了极少量的纯净铀作为原子时间戳,以寿命长达45亿年的铀-238来测量探测器的年龄。

外星人能否解开萨根这些简洁朴素的铭文不得而知,但探测器已然凭自己的实力讲起了故事。1月份在约旦死海召开的世界考古学会议(World Archaeology Conference)指出,“航天器的物理属性本身便是对人类文明的内容丰富的讲述,与外星沟通的技术和学术考虑都忽略了这一点。”不论有没有牌匾,探测器都属于人工制品,是刻有人类工艺痕迹、载有特定意义的指纹的东西。会议的海报展览命名为“信息之瓶:逃离太阳系轨道人工制品”,展览由科琳·贝克(Colleen Beck)和本·麦吉(Ben McGee)组织,这两人都发表过关于太空时代下考古学的研究。在展览摘要中,创办者声称著名的“瓶中信息”——未来沟通外星的牌匾和磁盘的信息价值,在航天器这个瓶子本身的信息价值之前黯然失色。”

任何能够复原外太空中两个旅行者号探测器中的任意一个的足够先进的文明,都应该能够找到唱片,理解唱片的意图,并能猜到礼尚往来的办法。

但阻碍这一切实现的,是天文因素。写这篇文章时,两个旅行者号探测器处在离地球150亿到200亿千米的地方;在深宇宙通信网络上以光速扫过的变速器需要超过15个小时的时间来跨越这段距离。然而尽管变速器已经穿行了一段距离,探测器仍然待在太阳系周围,与其他星系依然有着难以置信的遥远距离。旅行者1号无法在4万年内,进入距离另一个恒星星系2光年的空间。旅行者2号还有大概30万年,才能到达距离天狼星5光年内的空间。旅行者1号探测器现在正穿越日鞘,日鞘是太阳大气影响的外层,在星际空间的边缘。无论相对于地球的运动速度如何,就银河系而言,它们几乎是静止的,在长达2.5亿光年的银河系轨道中与恒星和暗物质一起,动作大幅地跳跳舞罢了。

如果未来地球人还记得我们,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

萨根承认,探测器所传达的信息首先是服务于当代的地球观众,其次才作为一个时间囊。萨根在1978年发行的旅行者金唱片《地球的呢喃》(Murmurs of Earth)中,讲述了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以撒哈顿的故事,他刻了一块匾作为留给未来时代的信息放置在纪念碑地基里。以撒哈顿的纪念碑由宝石雕琢,对亚述人来说,寓意着美丽,并蕴含着力量。人类自古就献祭许愿,比如拉丁人宣誓中的还愿祭、还有发誓等等。奉献给未来人类而不是对上帝或死神的还愿冲动,吐露了文明的众多躁动不安的野心之一:愿被铭记。

现在连一个探测器都被赋予这样的目标:它的匾不是献给天外生物,而是留给未来的地球居民(于我们来说等同于外星人)。1976年激光地球动力卫星(LAGEOS)发射,以用来测量大陆漂移的尺度。1992年,第二颗卫星由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携带上天协助测量。探测器本身是一个很宏大的物体,明显不同于普通卫星,它是直径半米多、重约450公斤的黄铜固体,表面散布着诸多的反射镜,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迪斯科球。LAGEOS没有携带任何电子及其他设备。地面基站捕捉它反光表面的激光,测量距离以便探测地壳的细微扰动。探测器的巨大体量使得它在没有船载推动器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保持十分稳定的运行轨迹。840万年后,其轨道才会衰变。届时,它会冲破尚在人类纪留存的任何大气层。萨根构思的LAGEOS牌匾,画的是卫星发射前中后的地球大陆的地图,内容跨越了1600万年的大陆漂移轨迹。这容许未来的地球人,人类或非人类可以看看他们脚下的大陆,检查祖先(我们)的任务做的如何。

这正是牌匾和金唱片的独特之处——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和巨大影响的结合。一方面我们了解自己在宇宙是多么得渺小,一方面又对航天工具万分骄傲,这就撬松了知识和世界间的紧密性,这正是20世纪后期的科学特征。萨根在第一次写到航行者任务时也这样说:“把这个‘瓶子’扔进宇宙的‘海洋’,包含了对地球生命的无限希望。无论这个希望多么渺茫,它依旧比航行者号在太空中遇到生命的几率要无限大。瓶中的信息更像是用一个奇迹的神话讲述20世纪中期美国科学发射的一次传输——鉴于原子时代科学释放出毁灭性力量,这是一次想通过科学本身来保存地球生命记录的尝试。

这些探测器可能会到达什么星球,那里有谁和它们问好,这些猜测充满了吸引力。如果未来地球人还记得我们,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又会为后代留下什么类似以撒哈顿国王所留的遗迹?2012 DA14小行星在距离地球仅仅17200英里的空间经过时,我们深刻意识到,就算没有全球变暖及对核毁灭的恐惧,人类生存800万年的可能性也十分渺茫。鉴于人类命运的未知性,我们完全可以把LAGEOS想象成唯一一个可以在下个时代存活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焦虑不安的时代留下的最后一封钢铁铸造的信函。

这一迷幻视角出现在奇幻动画《星辰》(Stardust)中,该影片于本月初在Vimeo(译者注:高清视频播客网站)上线,讲述了旅行者号在某个遥远的世界中成为宇宙典范。

该短片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将旅行者号作为一个物体来对待。影片中,探测器被绝缘毯包裹——一层黑色定制的厚布,勉强缝制在外面,还带有装金唱片的精致镶边布圈。这个细节令我非常吃惊,因为现有的对旅行者号的描述中都没有这一点。多亏了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CGI),我们可以看到精细的针脚,以及外面那层布因为穿行宇宙时烧焦和黏连而微微卷曲的细节。《星尘》中的旅行者号磨损严重,是个疲惫不堪的旅者,这与1981年那些最初的同类典型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那些作品由吉姆·布利斯(Jim Bliss)和查尔斯·科尔哈赛(Charles Kohlhase)为喷气推进实验室制作完成(这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记得曾去家乡的州立大学拥挤的礼堂看他们)。与如今我们熟知的数码逼真效果相比,那些电影则显得十分朴素、码率低,离奇不已。当然,现今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模拟粗糙物质的光散射特性的性能持续而完整彻底,这在30年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探测器还在外行星之间呈弧线转圈。

即使在发射旅行者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想象它们即将成为庄严的流浪者。在《星际迷航》( Star Trek):电影(1979)中,一个旅行者号探测器变成一个巨大机器人的心脏,被外星人带回地球。根据其伤痕累累、生满铜绿的名牌,外星人将其名字解读为'V 'ger',该探测器于20世纪后期发射,而外星人发现并改造这个流浪的探测器仅在这之后几百年。在《星际迷航》中,'V' ger' 被想像成为旅行者6号,众多被派往星球间执行任务的探测器之一;而在现实中,这个项目仅在发射了两个探测器之后便于1977年落下帷幕。从那时起,我们的机器太空任务转向我们临近的行星,从火星到木星的卫星中寻找生命的迹象;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利用望远镜寻找绕遥远星球旋转的行星的存在证据。这些冒险不仅仅是简单的研究项目;如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纪念碑,它们也演绎着我们的神奇故事。

外星的考古学家会从我们的航天制品里拾取到什么神话?20世纪末,我们以为我们在为未来的太空文明铺放基石;而后来,它们似乎越来越像复活节岛的摩埃石雕像,在等待被发现的海岸中绝望地矗立。正如贝克和麦吉的工作暗示的那样,我们已经在太阳系扔满了这些机器纪念物:留在水星和火星上报废的探测器;在长长的日心轨道运行的众多水手号探测器;阿波罗任务的碎屑,散落在月球表面风化层的荒废营地。旅行者号探测器使得现在对外考古走出了太阳系。考古学家可能会合宜得将这些解释为还愿的祭品:一个希望在宇宙中找到同伴的记号,没有归期的徒劳还愿的祭品。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9 May 2016 | 3:12 pm(NZT)



火星生存记

译者:江水 原文地址:aeon.co

在地球上醒来是什么感受,我已经忘却了。“登陆火星”已有5个月了,每天在火红的熔岩原上醒来,入眼是白色的舱顶,我想的是: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能源储备供暖?天气是否允许我们穿宇航服出舱检查温室?我的风扇能运行吗?

这些想法在我脑中盘旋,一直伴随着我走下楼梯,喝上清晨第一杯热饮。佐餐的是一系列数据——瓦特功率、百分湿度和摄氏温度,告诉我头天晚上居住地附近和内部的变化,今天我们能还有多少能量。我能听见水培系统里哗哗的水流声,还有生物实验室里耀眼的粉色植物生长灯的嗡嗡声。目光所及,依旧是我的同伴、厨房和两尺见方的舷窗,这就是我过去5个月以来每早见到的东西。舷窗外,嶙峋的怪石提醒着我,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不利生存、神秘莫测,而我们要在这里居住一年,模拟火星生活。

有一点要搞清楚:模拟火星从技术角度而言就是人类的世界。2015年8月,我们六人在夏威夷岛登录。出发前,我们经历了几天的训练,包括如何使用动力系统、如何使用水箱,如何在不碰坏周围设备的情况下穿上宇航服。然后,“飞离地球”一年零一天后,我们入住莫纳克亚山死火山。作为模拟宇航员,我们的队伍自然由不同人士组成:一名太空设计师、一名工程师,三名科学家和一名机组医生(也就是我)。到了2016年8月28日完成任务时,我们将成为NASA出资的这一历时最长的火星模拟项目中的资深宇航员。

起初,鲜有人关注我们的任务。但电影《火星救援》上映后,我们的项目变成了当红炸子鸡。不断有媒体打电话,但是因为我们无法使用电话,采访作罢。整整一年,不管从哪个方向,我们的通讯都延迟20分钟,这是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光速传播最大值——也就是当两个星球相距甚远时,信息传播所需的时间。不论好坏,我们没有办法接听电话或接受视频采访,也没办法做媒体直播,不能录影、不能拍照、不能录音,除非我们自己给自己录。

首席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海尼克走出气闸,来到穹顶的主要区域进行仿真补给。(安杰伊·斯图亚特摄影)

时光延迟不仅起到了有效的隔离效果,还给了我们六人和地球上的人心理暗示,以为我们六个真的在火星上。模拟几百万公里的距离造成的时间差,机组人员和任务控制中心每次回复都要用时40分钟,研究人员可以以此探究通讯是如何运行的,或者换言之,通讯是如何遭到阻碍的。想想这样的时间延迟对经典太空电影会造成什么影响:“休斯顿,我们这里有个问题,呃....等你们45分钟后给我们回复。“

时间延迟虽然帮我们省去一些麻烦,却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变得无比不稳定。20分钟的通讯时间差是人为技术设置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它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医学事故。不像在真正的外太空,在模拟火星上,我们可以拨打911,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等上几小时才能收到回复。所以,这在医学事故中会意味着什么?身为外太空医生,解决问题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前提是我能解决。

工程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的气闸曾出现漏水问题。这个在地球上已司空见惯的问题导致设备出现了故障。自此,我们的氢燃料电池运行一直不畅。针对这类问题,我们的首席工程师和机组人员会尽力解决。至于食物和水源,由定期空投补给。在间隔期,我们依靠手头上有的食物生存,就像火星宇航员最后弹尽粮绝时做的一样,我们尽力在身体极限状况下生存。

漫长、黑暗的20分钟时间差带来一种与地球的分离感,还有一种互相依存感。而且,没有电话和网络扰乱心神,我们工作执行度很高。此外,没有日常的人际关系,感觉像是我们孤立生活在另一星球——生活在海拔8000英尺以上的贫瘠火山地带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掌握了修理、改装、搭建技能,这是我们原本不会学会的。这几月以来,在我的发电自行车的上,固定发动机零件是一条蓝色的乳胶止血带。我们还知道,两加仑的塑料饼干罐非常适合用来培养某些细菌,还可以拿来过滤火山岩的水。在模拟火星,没有货币,也没地方花钱,用途决定了价值:一个物件的用途,一个任务的用途,甚至一个人的用途。

模拟火星上的生活和火星上的一样,都很基础。我们关注点主要围绕太阳、空气、水和岩石。具体而言就是,这四种基本要素如何组合利用,帮助我们做事情。太阳创造能量。我们将能量转化为人造光,将人造光的光谱颜色调为最适宜植物的类型。植物吸取水分,把根扎入我们从地表捡来的石块中。它们的枝干向光生长,我们的希望也跟着它们一天天茁壮:孕育在绿叶里,成形于鲜花落尽带来的硕果中。

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穹顶下进行,模拟未来火星上的生活。当然我们的模拟并非毫无瑕疵。在真正的火星上,空气极其稀薄,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因为火星不像地球拥有巨大的防辐射带,它的大气层会不断被太阳风吹走。MAVEN是由美国宇航局建造的火星轨道卫星,它的数据显示,太阳风每天要从火星吹走9.6吨的大气。更糟糕的是,火星表面一直接受辐射,而这也许是地球上(自有生命迹象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所以在模拟火星上,我们的条件比真正火星上好:由于地球引力,我们有适宜的温度和气压下,有可供呼吸的空气,还有舒适的天然防辐射带,机器会为我们定期提供食物和水。 不过要注意,供给并不频繁,只是足以让我们维持生计。

没有供给时,我们自力更生寻找资源。条件允许时,我们会用小型塑料棚收集地表水。未来的火星居民也必须想出差不多的办法来寻找水源。我们带了种子,土壤和一种特殊的细菌。蓝藻菌,顾名思义,是绿色的。它们微小而闪亮,放在瓶子里,就像未凝固的果冻。这些全能小生物不仅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变为可呼吸的空气、净化水源,还可以在空气中氮气和地面矿物质的作用下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它们甚至可以消化分解我们的尿液和排泄物。仅依靠日常活动如呼吸、摄入排出等,它们便可以将粉红色天空下已干枯龟裂的火星土壤转换为有用的生长介质,并在这一过程中将生化燃料转换为成吨的蛋白质,以便后来的火星居民使用。

 等等,你也许会问:你们就吃这种绿色细菌?当然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的天体生物学家把一碗蓝藻菌放到我面前,我倒愿意试试。当储存的所有食物都是加水即可食用时,任何新鲜的东西,即使是细菌,都会变得诱人,不只为了口感,还有健康方面的考量。我们需要吃新鲜的东西来维持生命。因此我们像一群科学家农民,每个人都要种一些作物:如草药,甜豌豆,草(出奇地好吃),西红柿,面包或酸乳。没有这些作物和我们的精心培育,健康的食品将消失殆尽,我们也将危在旦夕。

合作是模拟火星项目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一起寻找人类在其他行星上生活、工作和生存的所需品,想办法提供。这一想法理论上很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想要高效地合作,人们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食物,水和能源。共同的任务目标或许有用,但还不足以让人们在结束前的数月里开心快乐。那么还需要什么呢?信念,或者说希望,要坚信能够找出在火星上生存的方式。相信一群合适的人利用恰当的工具可以在狭小空间内,在压力环境中生活数年,并且持续以最佳状态作业,就像国际空间站里近地轨道的宇航员一样。而作为模拟宇航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摸索出这一生存办法的潜在方式。

这意味着,这里的生命需要有选择性、带有实验性,有时还难以捉摸。包括有计划内的任务,也有计划外的娱乐和休息时间,有实验性的通讯办法,也有模拟地球的海滩和丛林之旅,还有成员间的很多协商。走进圆顶帐篷,就好像突然间有了五个配偶。你会很快发现你所认为的干净,礼貌或者可接受的事物和他人理解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都要在这里执行漫长的任务——执行太空任务时,分开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每个人都要在工作时尽可能快地适应另外五人的不同。

学会这一点是整个冒险旅行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从表面来看,很直观。我是名太空医生。当我们解决生理,心理和情感问题时,我会确保每个人的健康。听起来很超前,但确实如此。但是因为没有医院、药店和医学实验室,太空医疗到头来还是很落后。模拟火星上的医疗服务像是旧时:医生是训练有素的学者,自带一些医疗设备和补给,提供上门服务。

而要在火星或火星之外实施的太空医疗则是一脚踏入未知。不仅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药物和测试,而且当六个人共栖于一个不算大的空间内时,你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规的选择。例如,当屋子里的每寸空间不是用来做科学实验就是被划为共同工作区时,你去哪里治疗病人?我把大部分补给放在生物实验室里,但这样一来就没有隐蔽的空间进行身体检查了。我的父亲是一名精神学家,他在家问诊,我效仿他,在我的居住舱里给人看病。至少我的房间里有床,可以让人平躺下,可以关起门来,随意聊聊他们的生理病痛或心里烦恼。

把住处改成治疗室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还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最令我苦恼的是治疗方案受到限制。我又一次回归旧时,在现有条件下寻找药片,药粉和膏药的最佳替代物。在资源稀缺或无资源的地方,我能提供最多的是医学见解:告诉他们病情如何,为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直到伤口自愈。 这种方式有时会让我心生遗憾。然后,我突然想起:在进入文明社会前,各个社会的医者都依靠同样的技术进行治疗。

也许在这个处在文明的边缘地方,可以回归到传统的治疗方法——望闻问切。也许我写不出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我也并不期望如此。这里不会有病人排队等着我治疗。 我手头有的是时间,但前提是我必须离开地球才能获得时间这样的话,模拟火星算是我梦想成真。在最小药物、测试和治疗等几方面,每一天都是个噩梦。

在这颗赤红星球上,在这个白色圆顶舱里,我们直面自身所爱、所缺、生存所需以及生平最怕。我是医生,同时也是跳伞员、环游世界者和摩托赛车手。我对需求太多、恐惧太多很不适应。大学毕业后,我穷游澳大利亚,身上只有一个背包。我有一个多周都在海滩上露营,靠豆子和草丛里找得到的食物为生。我感觉很好。自孩提时代起,我只害怕一件事:木星我反复梦见自己飞向那个巨大气团,掠过木卫一和木卫二的碎冰表面。离木卫一越来越近,看到那些布满火山的地表,我都会担心:太近了!太近了!’然后惊醒。  这是我上医学院前唯一做过的噩梦,每次躺在某个阴暗角落里的简易小床上打盹,我对那颗巨星的害怕都会演变成对医院消失的恐惧。猛然惊醒后,我知道自己刚睡过头了,错过了一通病床呼叫、一场紧急手术或与病人话别的最后机会。

在模拟火星上,我又有了新的恐惧缠身。我担心在这次任务或者任何太空探险中,急救电话响了,我赶到急救现场,却完全帮不上忙。那里没有急救呼吸器,没有急诊室,也没有输血管,除非只挑选O型血的人做宇航员(这主意不赖)。谢天谢地,我还没遭遇过这种状况目前为止,我做过的唯一手术就是疣移除手术。虽然我非常喜欢身穿手术服,手拿麻醉注射器和手术刀,但如果我在火星手术经历就此结束,我会欣喜之至。关于太空,还有件奇怪的事就是:在地球上办公室里看似无聊的一天,在这里竟让人兴奋不已。地球上,治疗心肌梗塞和中风是日常工作。而这里,生命很珍贵,而且在初来乍到的时候岌岌可危。有队员跌落岩石后,为他缝针是一项技术活。

此前我曾经历很多,包括急诊室里值夜班,但只有到穿上宇航服我才真正注意到人类的脆弱。在模拟火星上,每次出行都要穿宇航服,就好像人类真的登上了火星。宇航服相当于你携带的一整个生态系统,为你提供食物、水和热量。这标志着你是个从温和世界里来的新手。你全身武装,才能行访那些人类无法到达且无法全身而退的地方。

在这探险的5个月里,我们开始怀念曾经认为天经地义的陆地环境了。模拟火星生活体验意味着,这一整年,我们都感受不到阳光直射和微风拂面。同样地,也不会有降雨。即使是来自南加州的人也会偶尔看到雨点落下。雨自天空落下——天空!——这一幕数亿年来在火星从未发生过。在我们试图打造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会克服失去的恐惧。 相反地,我们要从自身局限出发,学着去接受。

我们总以为,火星殖民地成功与否,取决于相应技术的发展,但我们在模拟火星生活学到的至关重要的教训是,技术只是基础。时间和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确保宇航员安全往返火星的机械方案将成形。无法被改造的是人类。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情感上还是精神上,我们是前赤红火星的白色圆顶帐里的黑匣子。

我们在生理学上取得了些许进步,但以智取胜还是太难。有了人造重力和有效的辐射屏蔽,我们或许能避开太空中对人体最为严重的一些危害。那么,还有什么在阻碍我们成为星际物种?阻碍我们的正是驱使我们登录火星活动的:即个体心理学和团体动力学。我们如何与他人、与自己相处决定了探索任务的成败。精神状态无法提前设置为最佳状态,这一点与温度、湿度、供电不同。精神状态能调整吗?如果通过提前在模拟火星体验,我们可以发现和谐共处的秘诀呢?

这就是我们六人此行的目的:和谐相处,与此同时,帮助人类向宇宙。使人类尽快踏上火星,探测其表面过去及现在生命迹象。同时,在这贫瘠的山坡上,我们也会发现自身的一些本质天性。的确,每当我们在荒芜中探索时,都会面临自我满足受限和过度依赖旁人。也确实: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没经历过比露营旅行更刺激的事情,何况,露营旅行时我们都会茫然不知所措,回到文明社会才能找回感觉。在火星或更远的地方,这种体验会上升到一个新层次。思考一下:如果,多年来你关注的每个人对你的生存都至关重要,这将对你的世界观产生何种影响?虽是模拟火星上的体验,但真正火星生活也将如此:遥远而荒凉,人类相互依存、相濡以沫。

我对此次旅行有很多设想。也为登上火星练习了很久。但结果,所谓火星不过是一个地表搭有白色圆顶帐篷的地方。圆帐本身也只是一个漂亮箱子。舱口关闭后,世界压缩到1200平方英尺,用于放置科学设备、医疗用品以及六人身体。我们组成了一个单一体, 可知却不可标识,有着广阔的思维和复杂的过去;有着不同的信仰、喜好和憧憬。我们,就是整个世界。

明天醒来,整个世界都在我听力可及的范围内。此前,我从不会这样说。以后再去地球的任何地方,我也不能说这样的话了。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8 May 2016 | 6:38 pm(NZT)

社交媒体,你被甩了

译者:晓飞翻译 原文地址:stevepavlina.com

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退出使用社交媒体网站。我不再有Twitter、Google+、Facebook或Youtube活跃账号。它们都已被我关闭、删掉,或是清除。

昨天我还在这些社交网站上有成千上万粉丝。现在全部归零。

为更彻底退出,我还移除了自己网站上所有社交媒体推荐按钮。这让我的网站显得更干净了一点,而且能帮一些页面加载得更快。

我为何要这样做?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考虑的一件事,现在终于决心断然尝试。

我并不憎恨社交媒体,但确实感到和它缘分已尽,想转而探索生活中更多有趣层面。我想在自己认为重要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和成长,而社交媒体对我来说已不再重要。

几年前,我的私人Facebook账户上最多时已有5000个朋友,另有一个多达数千人的粉丝页面。我在2010年底关闭了这些账户,并不再使用Facebook。回头看来,当时的选择绝对正确。我认为对Facebook的放弃,帮助2011年成了自己极为美好的一年。我得以完成人生第一趟欧洲之旅(啊… 巴黎!),而且举办了几场新工作坊。

去年夏天,在几位朋友要求下,我新建了一个私人Facebook页面,用于跟一些确实想和我在网上保持交往的朋友联系。我对这个账号进行了最高隐私设置,并严格限制加入其中的朋友数量。我也没有在个人博客或其他任何网站上链接此账户。即使10个月过后,在朋友间口头传播下,我也只让此账户的朋友数量控制在200人左右。

一开始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当初放弃Facebook的大部分原始理由,对于这个账户依然有效。早前那些问题并非只源于账户流量过高。其实所有问题,都根植于这类社交服务得以运行的设计初衷。

几天前,我回头重读了自己2011年关于放弃Facebook的那篇博客。我发现自己边读边不断点头认可,因为我看出先前存在问题的那些行为模式如今依然存在。重读那篇博客,让我需要完全退出Facebook的决定变得显而易见。我给朋友们做了一些预先通知,然后在昨天彻底删除了那个账户。

这样做之后,我开始考虑或许也该放弃Twitter和Google+。经过仔细思考,我确定不想再花更多生命岁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各种琐事。我基本上只问了自己,哪种情形在未来10年中看起来是最佳选择 — 去过免除社交媒体的生活,还是继续使用它们。确实不难看出,哪个才是最佳选择。在那些社交服务上另外投入十几年的想法,只令我感到畏缩难堪。

我觉得尝试这些社交服务十分有趣,尤其在跟我的工作结合使用时。但我并不认为持续使用它们,对自己而言是种严肃成长体验。即便它们不断涌出新服务项目并添加新的功能,在这些社交媒体上与人维持虚拟交往关系的总体理念,已让我感觉非常陈旧。所以对于再做十几年这种事情,我绝对无法清醒说是。假如这种事再做十几年都毫无道理,我也不觉得再做一年有任何道理... 或者多做一月… 甚至是多做一天。

重新掌控我的大脑

我也很讨厌社交媒体给我大脑造成的极易分神的训化影响。我经常发现,自己会不知不觉参与某些网上活动,心血来潮地查看各种社交账户 — 而且远远多于自己需要的程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你过去24小时查看了多少次社交账户?要是每次查看都等于喝口酒,你是否早已被人当成酒鬼?

节制态度在某些事上行之有效,但此做法在这个领域并不怎么管用。尤其是经过多年反复使用,那些上瘾行为模式已被训化形成。

虽然我尝试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少时间,但少量使用仍将继续强化旧有行为模式,并让我发现自己可能会更冲动地再次陷入其中。所以,我此时真正面对的选择,就是要么继续做自己一直做的事情,要么就彻底退出。

暂时退出,比如一次30天尝试,对于重获清醒视角,为以后做出长期退出决定,可能有所帮助。但长远看来,对于抑制冲动性行为习惯,它在总体上并非一个有效策略。我见过尝试了退出社交媒体30天的人们。在那30天中,他们会看到生活有了巨大改善。但回归原样后,不到一两个星期,其旧有行为习惯便完全恢复如初。

请想象一位吸烟者,停止吸烟30天后又返回吸烟状态,从此便抱着今后会比以往吸烟更少的念想。对任何人而言,这种做法都很少管用。人们很容易就与以往行为习惯训练而成的神经模式重新连接,有时只用几天便可完成。

大脑是通过体验和经历接受训练。它甚至会经由神经可塑性机制,暗自进行基于体验的生理重建。如果你像我一样用过多年社交媒体,那你的大脑目前就有着可观神经元集群,专门用来维持你的社交媒体行为习惯模式。利用合适设备,我们甚至可以精确指出大脑中存储那些行为模式的具体区域。仅仅想着社交媒体,你就能激活这些神经。

现在就查查你的Facebook账户吧。你知道自己想这样做。你就是情不自禁。在你脑中,甚至能显现出标有未查看信息数目的图标景象。那个数字是什么?你确实能看到,不是吗?有人刚在你最近发布的状态更新上做了评论。你当时发布了什么内容?你能看到那些评论吗?您能感到有了新的更新消息,是不是?那个未查看信息的小图标总在叨扰着你。你必须清除那个数字才能获得平静。

当读着那些信息时,你有没有察觉出额外的神经活动 — 脑中图像、心里感受、冲动反应,等等?

你实际上是否只会查看这些信息而已?你看完这些信息后,是否还同时查看了其他内容 — 比如你的朋友圈,其他人的社交页面等?

要是我用上面一小点文字就能让你分心,即便只令你在脑中产生了些并未付诸行动的想法,那些社交网站又会对你持续不断的神经训练过程,带来多大影响?你就想用这种方式不断训练个人大脑 — 最终制造出极易触发的冲动性上瘾行为吗?

再去查查Facebook账户吧。现在就去。你知道你想的。你充满好奇。你必须如此。你不得不顺从。你毫无选择。直接去看看吧。

在已积累多年神经训练的情形下,做出终生退出的选择也许很难。但长远看来,这才是更明智决定。一旦做出这个承诺,你所面对的挑战就容易了许多。

一旦去除不断体验的经历,你大脑神经网络中的社交媒体行为环路,最终将被其他目的意图所替换,比如真实社交生活,或更为有趣的创意工作。

对于允许大脑去经历的训练体验,我会清醒自主地做出选择,以重新平衡神经资源的利用方式。从前属于社交媒体行为的神经元,现在都将被重新分配。我正让那些行为技能退化消解,以增强其他对自己而言更重要的行为技能。

社交媒体,你代表不了我。你仅仅是你而已。

随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我不断发现这些社交媒体在构建之初的目的,就是故意让人上瘾。它们会强化并奖励某些简单行为模式,例如在每次登录时点击显亮的状态指示钮,给你些可立即参与的简单行动。它们会采用毫无规律的正强化行为模式,保持高昂多巴胺水平,从而确保你的上瘾性。

下次再使用这类社交服务时,请你暂停一下并留意自己采取的行动。它们是你清醒做出的明智选择吗?或者,你不过在表演一系列训化而成的行为习惯?你认为这些习惯是怎样训化而来?它们就是设计而成,不过是照着别人意图进行设计。这些行为会为你的最大利益着想吗?多年来,你从这些社交服务里收获了什么成果,或体验到什么好处没有?假如没有这些社交服务的分心干扰,你可能已取得哪些成就?

我不想被其训化,习得这类重复上瘾的行为。当发现自己有太长时间冲动做某事,缺乏个人清醒选择时,我就知道完全退出才是最佳方案。我要为更有趣和值得追求的事情,重新安排那些神经元的使用目的和训练内容。

总体来说,我并不认为虚拟社交是太坏的事情。但现在如此多金钱被投进这些庞大服务中,随着一年年过去,它们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到诡异。

虽然其隐私问题已足够糟糕,我倒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此方面特别担心。通过博客和演讲,我习惯了让个人大量生活内容公之于众。但当我们不断听说社交服务采用的那些令香烟公司都自愧不如的上瘾步骤时,例如Facebook对信息流的各种操纵实验,以验证这些信息能如何改变你的自我感受与个人分享内容,嗯... 如此看来,也许是时候摆脱与这些服务的联系了。我认为对于深陷此类服务的人们来说,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这种决定不会伤害我网站的流量吗?

多年来我每月都能从社交网站获得成千上万点击量,但相对而言,它们并非StevePavlina.com的显著流量来源。上个月源自Twitter、Google+和Facebook的总流量还不足我全部流量的0.1%。而且这不仅仅来自我的社交账户,还包括其他人社交账户和他们在这些网站上分享后带来的流量。

我承认放弃这些社交服务可能会有些涟漪影响,但其影响数字小得不足以令我难以入眠。如今我的大部分流量来源已非常分散。而且2010年我做出放弃作品版权的决定后,人们阅读我博客内容的方式变得更加分散。很多人都是在其他网站,用其他语言阅读我的作品。我的许多文章甚至被译成中文,让人见了非常高兴。

我的前妻Erin也对她的网站数据做了类似分析。虽然她的流量来自社交网站的比例要比我的高出许多,但也只占其整体流量很小比例,几乎不足全部流量的1%。

我不断看见的一个转变就是,这些社交服务对于把流量导出自身网站,变得越来越吝啬。例如,人们一直报告在Facebook上分享个人链接后,收获的点击量不断下降。如此看来,与人们分享的大量社交状态更新相比,外部链接在社交网站信息流中被给予的推广力度越来越小。这应该并不令人太感惊讶,由于显而易见的财务动机,这些社交网站只想让你尽可能多地停留于此,并尽可能少地离开它们。

这让我想起了Amazon(亚马逊)网站随着时间变化,对其分销联盟计划所做调整。多年前Amazon的分销计划还挺不错。但是,通过降低支出比例,取消大量产品目录等做法,他们渐渐掏空了这个分销联盟计划。Amazon早年利用分销方式帮自己发展了事业,壮大后便说道:“谢谢各位所做的… 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与之相似,既然有些社交网站已有如此大流量,他们的注意力便转移到将你锁定其中,而非让你轻易离开。多年来观察到的这个转变,也是促使我完全退出此类服务的事情之一。我毫无欲望被人当作一枚棋子,参与到某家社交公司的统治地位之战中,尤其是这样做的回报还在不断缩减。

如果你拥有一份网上生意,并认为社交媒体对流量建设非常重要,我就想鼓励你瞧一眼自己的网站数据。看看具体数据是否和你的期待相一致。在过去一年,你有没有看出任何变化?

倘若为了商业原因,你要在未来几年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就请对我们在亚马逊分销联盟计划上看到的衰减模式保持警觉。我认为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风险,随着这些社交网站不断竞争,他们需要尽可能锁留自己的网站访客。

就像有人建议的那样,我可以雇人打理自己的社交账户,但我对此做法毫无兴趣。聘用某人来处理这些社交网站不断增多的诡异行为,在我看来并非正当之举。我不认为此时鼓励其他人在这些服务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合乎情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有更多人接触到我作品的潜在可能。

这些社交媒体给人的那种毫无新意的感觉,就是我从个人网站去除其推荐按钮的原因之一。假如自己对使用它们都有不好的感觉,继续鼓励他人使用其服务,便让我感到毫无正当性。

我也很喜欢现在看着自己网站时,不会再看到那些计算文章欢迎度的数字,比如一篇文章有了多少转发、喜欢、赞,或是+1的标志。我喜欢这种干净感觉。写了几乎10年博客后,我如今还在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写。我只分享自己感觉值得分享的内容。我不认为自己有需要,或想要为外在的肯定烦心费神,例如自己一篇文章获得了多少关注量。假如现在有哪篇文章获得社交媒体的一次关注高峰,我甚至很可能都不会留意。

不过,如果其他人想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分享我的作品,他们当然有这样做的自由。

我为何放弃YouTube视频网站

我本想保留自己的Youtube账户,这样人们还可以继续播放和分享我在那里保存的视频。我很少维护这个账号,只是为传播原因而用它存放我的视频内容。我关闭其评论功能,主要是因自己从其他人账户上看到的Youtube评论,令我对人类的未来感到心忧。一言以蔽之,我看不出启用评论功能对任何人会有任何价值。

后来我才发现,删除Google+账户将同时限制与之关联的YouTube账户。这会把YouTube账户和其中的所有视频都设置成私密性质,以致除我之外没人能看到那些视频。为确认此事,我还浏览了Google的支持文档。显然这个政策就是Google想要的结果。除非我创建一个新Google+账户或恢复自己的旧视频账户,否则Google就不会重新公开我的YouTube账户,或其中视频。这种要求拥有Google+账户才能继续在YouTube上分享视频的做法,反而使我确信彻底退出全部社交服务将是更明智选择。抱歉,Google,我可不愿被你同化,即使你的服务能让我免费和更多人分享视频。

由于我依然希望人们能享受到我创作的少量视频内容,我把这些视频都上传到了个人网站。WordPress有个内建的视频播放器,所以大家仍可从相关博客文章直接播放这些视频,也就是名为《创造富足感》的那篇文章。我的网站托管账户中还有大量未使用带宽,因此目前这种自托管视频解决方案完全可行。假如它以后变成了个问题,我可以再找其他地方托管。

由于YouTube专门提供流媒体播放服务,其播放体验很可能比使用WordPress要好,但我现在的解决方案已能处理好视频播放问题。

请注意这些视频内容也都已放弃版权(就像我的所有文章和播客音频一样),因此任何人都可在自己YouTube账户上重新分享它们。人们也已经这样做了,所以即使我没有可用账户,那些视频内容仍能在YouTube上找到。这就是放弃版权的好处之一 — 它能创造额外的内容冗余并扩展人们的接触途径。

Google在此给我的选择是,要么接受,要么就放弃。我选择放弃 — 不再拥有Google+和YouTube账户。

我感到幸运的是,对自己而言,这并非一个过于重大的决定。因为我的YouTube账户上只有几段视频,而且它们都创作于2009年。你在YouTube上找到的有关我的大部分近期视频,比如一些演讲录像,都是其他人在各自账户上分享的,所以那些视频内容仍在原地。要是我账户上存在几百个视频,做出这种决定就困难得多。我不确定自己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做。或许我会鼓励大家直接把我的账户洗掠一空,在他们个人账户上重新发布自己想要的任何内容。这样的话,那些内容至少还能以某种方式被人找到。不依附于自己作品的所属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选择,使我不必为版权问题劳心费神。假如你在保护版权上坚持己见,这种决定可能就难下得多。

关闭Google+账户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我无法再使用Google+环聊功能,因为这个视频聊天服务也要求使用Google+账户。我并非这一服务的重度用户,但偶尔会因团队项目用它进行集体视频通话。这又是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选择… 我再次选择了放弃。我会适应随之而来的结果。

虚拟社交 vs. 真实社交

我喜欢社交,也热爱与人交往。但如今社交媒体所做之事令人感到重复乏味、徒劳无益和愈加诡异,让我毫无继续参与的愿望。

作为脱离虚拟社交途径的结果,我毫不怀疑自己的社交生活 — 真实世界中的,而非虚拟那种 — 将获得显著改善。这种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从我做出决定时就已开始。

删除每个社交账户其实感觉非常美好。想到关闭每一个账户后带来的长期结果,我便微笑不已。

想想看... 不再有那些消息。不再有随意认识的朋友随意发出的,关于鸡毛蒜皮事情的随意更新。不再有那些冲动查看或发布信息的行为。

取而代之,我想象着自己要读的所有好书... 要体验的崭新旅程... 要当面交往的真正朋友。

上周我读了两本个人发展方面的新书,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这一成果的部分原因,就是我把从脱离社交媒体后节省的时间和思维带宽,重新投入到这类现实活动中。我还在周末用了更多时间与自己14岁的女儿相处。我甚至用了几个小时,教她大脑是怎样运转的知识,并和她做了些神经系统方面的游戏。她看起来很享受那些时光。我也乐在其中。

昨晚,清除自己Facebook账户不久,我开始阅读由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瓦尔登湖》一书。其版权早已公开,能轻松找到电子版。若你感兴趣,可以自由下载一份看看。这是我数年来一直想读的一本书,但从没抽出时间去读。考虑到它讲述的是关于退出充满疑问的社交活动,重新接触更为自然的生活方式,自己现在阅读这本书,看起来如此恰逢其时。我很想知道梭罗对当今的Facebook会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也在过着一种安静的绝望生活?

今天一早享受晨跑时,我不断反思自己的退出决定。我想着能用那些多出的时间与思维带宽去做的快乐事情,比如终能一读《瓦尔登湖》。这些想法令我面带笑容,并给予我新的乐观感受。虽然自己对社交媒体感到厌烦失望,但在情感上,我更为将替代这部分悲观现实的新学习和成长体验,感到兴奋不已。做出从现实生活清除社交媒体对自身刺激的决定后,我感觉有了额外能力,来激发更为有趣的人生体验。

若你享受跟我通过社交媒体交往的虚拟方式,并对我抛弃这一交往途径的做法感到失望,嗯... 一方面,我依然爱你。但另一方面,或许你该考虑考虑去过真正的生活了。;-)

我在此当然是要指责自己身上以往的问题。我想从那种存在于扯淡云服务的虚拟生活里抽身而出,真正探索生活的其他方面。假如你想进一步投身于虚拟社交空间,请随意。只是别邀我也加入其中。不过,若你想在线下分享一杯茶,好好聊聊梭罗,不妨算我一个。:-)

倘若和梭罗作品依偎相伴的想法,并未激励你跟随我一同行动,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管是何原因,这就是此刻让我感觉正确的做法。它是我忠于内心的道路,而我将荣耀它。

我鼓励你也至少考虑一下做类似事情的可能。

想象若永久删除自己全部社交媒体账户,那将是什么样子。试想你的生活会因这种改变而有何种结果。你可能用节省出来的时间做些什么?请在自己意识中琢磨一下这些想法。

看看这个建议会对你有什么影响。亲身尝试一下。或许下载些爱默生的作品就是个不错选择。:-)

保持联系

从今往后,请意识到,若你看见有人在Twitter、Google+、Facebook、YouTube,或其他流行社交网站上分享我的作品内容,我并非真正发布者。我对他人自由分享我的作品毫无问题。只是请意识到,假如你在这些社交网站上评论我的作品,我将不会看到。

我并未从这个世界消失,如果你仍想与我的个人发展作品保持联系,请订阅我的免费新闻邮件。我只会节制地发送邮件,因此它是个偶尔收到查阅提醒的不错方式。

若你想深究我的作品,只是消化完这个网站上的所有免费内容,很可能都要数月时间。请泡上一杯格雷伯爵茶,用你的时间给这个网站做一次有意义的投资。我想你会高兴自己这样做了。人们经常反馈,与在社交网站上花费数小时相比,他们从浏览阅读几小时这个网站的作品中,收获到多得多的价值。同样,我从阅读《瓦尔登湖》收获的价值,也肯定比从社交媒体收获的多得多。

当然,欢迎你也来参加我组织的活动,亲自和我交往,比如即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清醒生活工作坊”。我在跟人当面交往时要有趣好玩得多。:-)

Steve Pavlina

2014.07.07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8 May 2016 | 6:21 pm(NZT)



平行的世界

译者:ChristinaHunt 原文地址:aeon.co

作者:安德鲁·库鲁梅

图片由玛丽安·冈森拍摄

2012年温网总决赛,安迪·穆雷对阵罗杰·费德勒,一上来就势头强劲,出人意料。《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作家马修·诺曼很受触动,陷入了科幻小说般的思考。“似乎我们进入了众多平行宇宙中的一个,在那里,神秘博士喜欢漫不经心地失手,”他评论道。一年后,“平行世界”照进现实——穆雷夺冠,记者们这次只能另寻“目标”。相比之下,温网男双冠军乔纳森·马雷,尽管已拿下“大满贯”称号,但住的还是出租房,开的还是福特嘉年华。对此,《每日邮报》表示:“这两位热爱网球的冠军在现实生活和工作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平行宇宙这个说法源于何处?显然,科幻小说是源头之一:上世纪60年代,柯克船长在《星际迷航》“魔镜魔镜”那集和“另一个自己”相遇了,而菲利普·迪克则在小说《高堡奇人》中虚构了一个“错列世界”——美国收纳粹支配。从那以后,“平行宇宙”便成了主流——1998年上映的爱情喜剧《双面情人》中,女主人公面临着两段不同的人生旅程;2004年出版的小说《反美阴谋》中所提及的“如果......将会怎么样?”,令人毛骨悚然,作者菲利普·罗斯设想反犹太飞行员查尔斯击败罗斯福,赢得了1940年美国大选。不过,“平行宇宙”一说也是有科学依据的。1935年,埃尔温·薛定谔提出了著名的猫实验——盒子里的猫的生死和量子事件有关。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休·埃弗特发展了“多重世界”理论——打开薛定谔的盒子会引发宇宙分裂:猫在一个世界会活下来,而在另一个世界则会死。

近来,物理学家们一直大胆为“多元宇宙”背书。例如,理查德·费曼认为光从A到B的路径有无数种,但我们只能看到最快的那一条,因为其他的都相互抵消了。斯蒂芬·霍金在《果壳里的宇宙》(2001年出版)中提出了竞技体育界的平行宇宙,强调了这样一个“科学事实”——平行宇宙是存在的,在那里,伯利兹拿下了所有赛事的奥运金牌。霍金认为,世界像是个“宇宙赌场”,掷个骰子,一切便大相径庭:虽只见其一,但所有都是真实存在的。

博尔赫斯从没想过,穷苦的人儿要穿过几亿光年的距离,才能明白阅读一页书的价值。

虽然古代哲学和文学中已有与平行宇宙相关的概念出现,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早在这以前就已经有平行宇宙的说法了。就连“多元宇宙”这个词都是有年头的。从1895年起,威廉·詹姆斯就在期刊中提及“经验的多元宇宙”,而诗人弗雷德里克·奥德则在1899年出版的《英国玫瑰诗歌集》中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超自然的色彩:“既在其中而又处其外,无处不在且无处可寻;/非凡的多重宇宙之基石兮......

在“多元宇宙”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当属德谟克利特了,他认为原子在偌大的虚空中任意移动,形成了世界。最后,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结合重组: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其中的一种,剩下的其他组合方式定会出现。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有时会突然随机移动(“突然转向”),对他来说,整个未来并非像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按照机械原理筹划安排。世界的发展路径是多元的。伊壁鸠鲁学说一直流传到了罗马时代,它已不仅仅是物理学理论,还算得上是一门生活哲学。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物性论》和西塞罗的《论学园派》都宣扬过这一学说:

你相信吗?——存在着无限多个世界......此刻,我们离Bauli(地名)很近,正望向Puteoli(地名),同时还有无数和我们姓名、荣誉成就、思想、身材、年龄相同的人也处在一模一样的场景里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在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原子论者看来,历史不过是一连串的偶然碰撞。人间事务受制于物质法则,或者纯属巧合,而不是受制于诸神的意志,事情的结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迥然相异。因此,李维(虽然不是原子论者,但却相信机遇)会思考这个问题——要是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了意大利,将会发生什么?后来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们有意避开了这种“如果......将会发生什么”的假想桥段,因为在他们眼中,是神圣的天意指引着人事这一伟大事业前进。正如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所说:"人的命,天注定。"

17世纪,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宇宙”。他是受到了“多数自然过程似乎都是最优的那一个”的启发,比如——肥皂泡是球形的就是为了使曲面面积最小化;光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最快。察觉到这些“神来之笔”的莱布尼茨认为,我们的宇宙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上帝创造的最好的一个。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乐观主义”,其观点认为(伏尔泰曾在《老实人》中讽刺过这一说法)地球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茨创造出了图形金字塔来回答邪恶为什么会存在,这座金字塔里有无数间房,而每一间里都存在着一个可能世界。站在塔尖上的,是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莱布尼茨的金字塔还模拟了臭名昭著的塞克图斯·塔克文尼乌斯的生活,在大多数房间里,塞克图斯的生活都不算糟糕,只有在最高一层他夺走了卢克丽霞的贞洁,并且遭到了驱逐。所有可能世界里,凭什么说这种生活是最好的?因为正是由于他的放逐罗马共和国才得以建立:恶行带来善果。或者乐观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当我们不得不向灾祸低头时要记得世间任何事都是有因才有果的。

与德谟克利特不同的是,莱布尼兹坚信可能世界至存在于上帝心中,而我们生活在哪一个世界只能听从上帝的旨意。宇宙就像一张全息图,上帝把它的面貌投射到所有人脑海里,随后又在“和谐原则”的指引下,将所有人脑海里的画面变得整齐划一。这个世界之所以真实,完全仰仗上帝的仁慈:他没有蛊惑我们,让我们生活在假像中却不自知。很久之后,作家们让这种场景出现在了描写生活黑暗面电影中,例如《楚门的世界》(1998)以及《黑客帝国》(1999)。

在亚历山大·蒲伯的《人论》(1734)中,依然延续了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存在即合理’),而后直到19世纪,这一观点才出现了新的发展,认为世界的形成其实是出于偶然。英国首相本杰明的父亲,英国学者艾萨克·迪斯雷利,在1823年推测说未来的世界“人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在文章“未来事件之史”(1830)中用假设分析历史,以此向李维致敬,这些假设包括克伦威尔与西班牙结盟,英国在撒拉森人的统治下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在那里“我们戴着头巾,蓄着胡须,身边的建筑一定会比希腊的更加宏伟”。

艾萨克·迪斯雷利的这篇文章是“改写历史”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后来被菲利普·K·迪克等很多人用来作为反抗执政党鼓吹天赋权利的武器。在那之前,法国动荡的政局一直是修正主义者投机的沃土。路易斯·若弗鲁瓦的《拿破仑征服世界之路》(1812)让一代枭雄拿破仑征服了英国,1854年,约瑟夫·梅里的《从未发生的历史》又把拿破仑带到了印度。查尔斯·雷诺维叶的《 Uchronie》(1876)对欧洲历史进行了彻底改写。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藉星永恒》(1872)为德谟克利特哲学式的多元宇宙赋予了新面貌,随后19世界的原子理论再次对此加以利用,认为真实的平行世界是存在的,在那里,拿破仑打胜了滑铁卢战役。

布朗基终生热衷革命,有着被历代统治者监禁的经历。巴黎公社曾要求释放布朗基并让其出任总统,对此卡尔·马克思说如果他们的愿望达成了,那么公社的命运可能也就被扭转了。但即使对于马克思和他的革命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说,布朗基也有些太过左翼,恩格斯就曾指责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与恩格斯一样,布朗基也曾涉足科学空想。他广泛吸收当代前沿科学,他赞成当时两大理论的概率路特性:热力学和自然选择。他还重视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诠释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克思曾说自然选择理论的本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诠释,只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色彩,而布朗基早就对这一观点表示过认同。

在乡村,或许你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那个能改变你命运的人;但在城市里却很有可能。

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博士学位研究的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他关于历史的个人论断也同样采用了机械论观点:如同苹果从树上落下一样,无产阶级的最终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其前进的道路只能由阶级斗争推动。而在布朗基眼里,原子论背后是一个不同的宇宙,在那里的星球上面,革命可能终将胜利,也可能一败涂地,又或者正在经历寒冬。宇宙中的每个时刻都是永恒的,在每一个可能存在的平行时空,所有时刻都在被不断重复着。那么历史进程就可以说是虚无的——一个现象只在时下具有意义,而在更广阔的多元宇宙中则毫无意义。

布朗基阴暗而又不乏理性的预见,可能被视为其他19世纪知识分子梦魇(宇宙热寂说或物种灭绝)的一个伪科学翻版。这一愿景后来还启发了德国的文学批评和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

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开始致力于研究19世纪的巴黎,即后来的“拱廊街计划”。直到1940年他去世,大量对该计划的引用和评论仍是各种破碎与混乱。其中之一是《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意象》,在该篇论著中本雅明批判兴起的赌博和投机活动,每一次掷骰子都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世界。他将这种活动比作工厂里的传送带,每个组件都是全新的但却与前一个相同。机床工人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不停重复着这些机械式操作,却对老虎机不厌其烦,玩的不亦乐乎。这个机械化的世界,就像资本主义本身,表面上给了我们新的希望,但实际上为了让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它必须生产的唯一东西就是不断增长的需求感

对本雅明来说,19世纪世界观中最重要的新观点是群众——即统计群体。他没有引用热力学或自然选择学说,而是用了两个故事,欧内斯特·特奥多尔·阿玛迪斯·霍夫曼的《表哥的转角窗》(1822年出版)和埃德加·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1840年出版)。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从群体而非个人的视角出发。这一观点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在乡村你没法撞上改变你生活的陌生人,在城市或许可以。

研究过程中,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尤其迷恋布朗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末本雅明开始阅读《籍星永恒》,并兴奋地写信给他同时期的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谈论此事。本雅明认为,布朗基的理论代表着向一切旧革命反抗力量的悲剧性投降——被重塑为宇宙论的资产阶级存在于这个复制世界中,如同批量生产的消费品,让人感到消极与厌倦。

大约在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读了布朗基的这本书,并和他的朋友也是作家的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分享了此书。卡萨雷斯受到启发写下了短篇小说“天体情节”(1948)——一个飞行员坠机后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一情节主要来源于波德莱尔那本在各平行宇宙间穿梭的书籍。

博尔赫斯在他1936年写下的随笔《永恒历史》中提到了布朗基。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布朗基的愿景是天堂——就像他在短篇小说《巴别塔图书馆》(1941)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幢建筑中包含了几乎所有可能存在的文本书籍。博尔赫斯在故事中从未想过为了尽可能多地阅读有价值的书籍,穷苦的人儿要穿过几亿光年的距离。对于真正喜欢书的人来说,图书馆和噪杂混乱之地并无二异,只不过是前者拥有高尚的文学深思环境罢了。然而对于本雅明来说,平行宇宙并不是智能室内游戏,而是这个邪恶社会所产生的影像。

在《拱廊街计划》的建议引言中,本雅明将布朗基的平行宇宙比作波德莱尔的诗歌《被抚慰的愚昧》(1857)。诗中描述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的老人,并将他们想象成同一个人在各种“邪恶阴谋”中衍生出的不同化身而已。本雅明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这种人性丧失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本雅明在他最新一篇历史哲学的随笔中说到,为了了解法西斯,我们需要明白在专制政权下,每一天都被呈现为一个新的紧急事件。

鉴于战争是虚构历史最原始的分裂点,或许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恰可以解释20世纪40年代流行起来的平行世界,有时它就像电影《美好人生》(1946)中帮助人们逃离世俗,实现愿望的幻境,或者虚幻地提醒人们这很容易发生。例如,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特伦,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尔提乌斯》(1940)中,虚拟世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坍塌毁灭。一年后,博尔赫斯再次以虚拟现实为主题,写下战时谍报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1983年美国物理学家赛斯·罗洛德在剑桥招待会上遇见博尔赫斯时,问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故事诡异地预言了休·埃弗雷特的多行宇宙概念。博尔赫斯从未听说过多行宇宙,但他并不感到惊讶,物理有时是遵循文学的。毕竟物理学家也是读者(文学历史书籍的读者)。

埃弗里特,费因曼以及其他人的理论都具有高度技术性,但物理学家用大家可以理解的图象和隐喻的普通语言形式对这些理论进行阐释,这种方式已颇有历史。费因曼认为‘光无所不往’,这一想法来源于莱布尼茨的理论,只是不需要上帝帮助罢了。也就是说,当代乐观主义不再认为万物都为上等人而设;而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宇宙彩票中获得大奖,无论你是安迪·穆雷也好,还是只是买了一张彩票的人也罢。

在被培训成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之后,我开始了写小说这一无害职业,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则进入了金融行业。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乐观是很好,但有时科学家也需注意谨慎看待“事实”一词。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7 May 2016 | 2:20 pm(NZT)

作为国际超模的女儿是怎样一种体验?

译者:TodayFocus今日看点 原文地址: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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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超模母亲是怎样一种体验?

你脑海中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和妈妈一样成为模特,一起骚,一起美。

拥有有数不尽的华衣美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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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从此搭上时尚顺风车了。

人们喜欢看到姐妹花一般的母女,母亲成熟美丽,气场全开,是女儿的榜样和偶像。而女儿继承母亲的美貌基因,茁壮成长。又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母亲的骄傲。

然而如果没母亲漂亮会怎样?往往会成为人们惋惜或遗憾甚至恶意情绪发泄的出口,这往往会造成母女之间关系的恶化。比较极端的像85岁超模卡门的女儿因为嫉恨自己没有母亲优雅的身姿和长腿,和母亲疏远。而国内像女神王菲、林青霞的女儿也少不了这样的质疑。

这时就需要母亲的肯定和开导。下文主人公的母亲曾是个美丽的超模,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感觉自己是美丽的。所幸母亲用爱来引导她,并成为了她永远的导师。

丑小鸭的过往

我和我母亲之间的比较从我在襁褓中时就开始了。每当人们看到我的棕色大眼睛,都会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对我母亲说道:“她长得真像你啊!”

即使到了现在,他们只要看到我们母女俩站在一起,还是会吐出同样的话。

我和我的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比较和追赶的关系。我的母亲是曾经登上1950年Vogue和Glamour这两本高端时尚杂志封面的世界超模Patsy Shally。而我呢?从来没有被朋友称赞过漂亮。顶多只会说我可爱。

这成了一辈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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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知名的两个封面

1979年,13岁的我就已经到模特儿公司转悠了,但只是徒劳无功。漂亮的风向标就是像Christie Brinkley和Farrah Fawcett一样拥有晒黑了的皮肤,金色的头发,大大的胸部,像男孩般的臀部,并且能把泳衣穿得好看的人,而我不是。

在我母亲最好的年纪里面,她摆脱了一切的潮流趋势束缚。不像Brinkley和Fawcett那种只是“为了套上内裤而生的模特”。而是秉承了一个模特真正的工作是要让穿在他们的身上的衣服更为好看,而不是只是单单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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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母亲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我高中的男生。最糟糕的是:顶着一张娃娃脸的我看上去常常比实际年龄年轻个5岁。因此大家都爱说我“可爱”。然而那个时候,“可爱”对于女人来讲就是一句侮辱。

等到30多岁时,有一次我去做头。一个隔我几张椅子的女人一直盯着我看并说道:“她好漂亮啊。她是名人吗?”

我终于像母亲一样好看了。过了几十年,这个世界又把漂亮的定义转回到了金发碧眼上了。而当我过了40岁,让我负累多年的娃娃脸终于成了一种资产。

当我快踏入天命之年时,我决定要把我当时的玩笑变成现实:取代我的母亲并测试一下我们俩的匹配度,把我母亲当年的杂志封面照重新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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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再造

母亲的参与是整件计划的关键。毕竟她是这次封面模板的主角和参考对象。每个人现在都希望能够看到我的母亲。如今的她依然是那样的美丽。

正如我有我的动机,母亲也有她的。她给我解释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这是关于岁月的问题。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因为我们都很在乎。”

如果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就注定会很快发生。时光飞逝,在2015年,一个警钟敲醒了我:我究竟是浪费了多少年去追赶靠近我年轻时候的母亲?而母亲她在人世又还剩多少时间?

整个拍摄计划很庞大。不仅需要摄影师、造型师、工作室和照明设置,为了找到与这本有着60年历史的杂志相匹配的服饰,我淘尽了Etsy网和服饰店。我淘到了一个豹皮的头饰,买了一件塑身胸衣,和花店老板讨论着粉红玫瑰的品种,还细细研究了让人难以弄懂的黄色夹克衫,最后我还做了一顶帽子。

然后就到好戏上演的时间。在多年的思考和几个月的努力下终于要成功了。

但比较麻烦的是我比当时正值盛年的母亲要矮5英寸、重10磅、老25岁。

但仍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人们仍然会说,我和母亲长得像极了,这不就够了吗?

拍摄幕后。

“你觉得你的样子怎么样?我意思是,变老。”我不大情愿地问。

我的母亲想了想,耸了耸肩说道:“我有一双大眼睛、高颧骨和小蛮腰。身子纤瘦却有着小翘臀、好看的头发和肩膀。”

她没有点明。但是我懂她的意思:你不会永远的年轻。但你可以永远的美丽。

这个想法震撼了我。我希望把这个想法传递给数以百万在中年打肉毒杆菌和整容的漂亮女人。如果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再给自己大做文章。

那如果你本身长得就不好看呢?

社会的反应是让一个人感觉自己漂不漂亮的巨大因素。其实很多很漂亮的人照镜子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丑”。

我母亲说,你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就是认清自己的价值,并想办法改善。

这个关于美丽和价值的认识正是我母亲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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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右一)

1944年,13岁的她就开始有这个认识了。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人,全家八口人就住在东65街上,那时候的街后都是蜂窝式的房屋。而幸运的是,在这大街的对面有着联排的模特儿公司。而我的母亲就和同行的几个女孩一起到这公司的楼顶试镜。

她一炮而红。她在放学后给服装品牌拍产品目录。17岁时,她从高中辍学并签了Harry Conover公司——在4、50年代可是顶级的模特公司。当然,随之她的收入也非常的好。她给母亲在皇后区购买了一套公寓,并供弟弟妹妹上了大学。

母亲对自己美丽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知,因为随时可以变得一文不值。她的美丽让她摆脱了爱尔兰移民者的贫困;让她签进了Eileen Ford模特公司,登上杂志封面并从此不用再试镜。我母亲的照片到现在仍会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觉范围内,像去年她就出现在《名利场》的5月刊上。

《名利场》2015年5月刊,Eileen Ford和旗下模特,摄于1955年。前排左一是我母亲。

我的母亲在五光十色的圈子中游走,并在那里遇到并嫁给了我的父亲。最为人称道的自然是他们在百亩的海滨庄园里举行婚礼。

等我们上了大学(作者还有妹妹),母亲经常通过电报来传授她实用主义的美丽法则:当你是8码的人就不要跟别说你穿6码,你骗不了任何人。如果你天生就是黑发,那你接受你的黑发。如果裙子要搭上腰带才好看,那你就该绑上腰带。

从我母亲理性的分析中我得知自己虽然腿长,但腰短。我长着一张典雅美丽的脸但是我永远不像我宽肩的妹妹穿衣服穿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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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遗传了你父亲那边的基因。”母亲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批评什么,她只是陈述事实。

她说:“你要清楚你有什么优势,并充分利用它。自怨自艾无助于是。你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认清自己,接受自己并好好打扮。”

美丽对于母亲来讲不算什么东西,就像一个花瓶或一件家具——摆放得恰到好处才能充分发挥价值。

母亲的火眼金睛是她给我最好的礼物之一。尽管少年时充满稚气,成年时饱受青春痘困扰,经历瘦和胖,被一堆男友、女友和前夫诋毁,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不漂亮。相反,我觉得我自己控制了我的身体,我的脸,最重要的是我有我自己独立的思想。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面对衰老

在我们正忙着要重拍Glamour封面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来了。豹皮的帽子紧紧地戴在了我的头上,而嘴唇涂上了鲜红的口红。长尾夹把我的黄色夹克衫别在了我的侧面和背后。

母亲用着一种陌生人才有的冷漠从上到下扫了我的全身。哇!她疯了吧。全部的麻烦事都是我解决的,她甚至抱怨答应来拍摄。

然后,她的表情变了且喊道:“我的天啊,这是安娜!”原来她并没有疯掉,只是她没认出我。

摄影师Ahron点了点头。发型师和化妆师都围着我的母亲坐着,带着疑问地看着她。因为我的母亲可是他们在这几个星期一直在学习的真人肉身代表啊。

之后,我继续摆着我的姿势,拱肩、扭腰地摆着我母亲的曾经摆过的且看起来以为很容易的姿势,造型师则拖着垫肩和夹子。为了照这一张单人的硬照我们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因为这可是最难的也是最棒的一张照片。然而代价是我的左腿因为肌肉的拉伤而在发抖。

“你怎么看?”Ahron问我的母亲。“你可是专家啊!”

母亲笑了,交叉着手臂。看起来我们真的大功告成了,我想。我摇了摇我的双腿且伸展了一下我的背部。

母亲说:“你知道,这张照片的原作是Diane Arbus拍的。”

是的,尽管她常常忘事,但她以前的记忆就像是一个最大最安全的监狱。

只见Ahron的眉毛扬了一下,说:“我认为我们的肩膀位置不是很正确。”

20分钟后,补拍结束。我的后背很痛,但我的胸衣让我拒绝了一切食物和一切要弯曲身体去做的活动,包括上厕所。

在这里,关于紧身胸衣有几点不得不提:

*这件衣服是要模仿妈妈的18英寸腰围而做的,但是我只能套进23英寸的。

*这紧身胸衣并没有在骗人,因为我的母亲在她的工作生涯中都穿着。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无处不在昏倒可不是戏剧性的要求情节,而是对生活的准确描述*因为穿着胸衣的我在房间里轻快的散步都会感到头昏眼花。

*至少得需要两个人才可以把这胸衣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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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天最难的镜头莫过于要重拍我母亲在Vogue上的封面照:婚纱系列中的她戴上了玫瑰花冠。

这真是个很困难的请求——如何要求一个85岁的老人戴上了新娘的花冠。

我问道:“你可以吗?”

“当然。”母亲带着略微困惑的表情说道,“我是一个模特,我来这里是工作的。”

对于我来说,能够体验我母亲的职业是非常新鲜的一件事情。她结婚后就退休了,因此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模特专业领域里所发生的事情。

“她显然就是专业的!”Ahron说:“每个拍摄的角度都捉得很好,她摆出来的姿势毫不费力且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想,母亲会认为这次Vogue的拍摄传达了她关于老年人在变老和美丽上是不该被忽视的一类。

在Irving Penn的原作上,我母亲的美是那样的强烈。

然而在我的版本上,白发披头的母亲在玫瑰和薄纱的笼罩下呈现出了如同幽灵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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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更好地诉说一个女人完整的一生,而不是仅仅是个新娘?所有的童话故事再说到成为新娘的这一刻后就会结束。而母亲和我想要推翻这个老套的结局。

1956年的7月,母亲是婚礼上如花盛放的天真少女。

今天,站在50岁的边缘上,我如同十一月的玫瑰一样享受最后一个夏天。

而85岁的母亲仍然美丽非凡。她如同压在日记本里的花瓣,即使色彩褪去依然形态清晰、饱含回忆。

所有的照片都是时间的一瞬。是一次调和,一次创造,是一次灯光与色彩的偶遇。而我做的一切,只是想停住时间。

如今,每个人都过得很匆忙,时间也似乎比从前流逝得更快。这也许可以稍微解释为什么人们喜欢拍照:每个人都想把时间凝结。

我的下一个挑战即将到来:这个夏天我就50岁了。我的容颜也随即流逝。对于失去美貌我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取代它?

我希望母亲能够给我指引越过困难的方法,尽管她可能不能陪我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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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看点翻译组出品,如果你喜欢,请帮忙点击这条原文链接,编辑运营压力山大。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6 May 2016 | 2:49 pm(NZT)

关爱的代价

译者:YadiZ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

艾玛发现自己在菲律宾的白领工作根本无法赚够钱送孩子们上大学,于是她来到纽约,成了一名保姆。摄影:《纽约客》特邀摄影师JEHAD NGA

艾玛还是个菲律宾圣伊西德罗学院的大一学生时,她在学校登记处的布告栏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兑现名单”上。这份名单列出了15名学费没交齐的学生,他们所欠的金额、逾期时间和学生姓名一起罗列了出来。艾玛和六个闺蜜组成了一个叫作“发卷儿”的小团体,团体名称来自于七位女孩名字首字母的组合。现在艾玛和“发卷儿”的另外三位女生一起看到自己的债务被公布于众,她们非常震惊。“发卷儿”一起用笔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不到一个小时,学校的教导员叫艾玛和她的朋友一起去谈话。“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很耻辱!”艾玛坦白道。

艾玛在农场长大,她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她白天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工,晚上上课,以此来支付自己的债务。她的工作给她带来一个好处——上课要用的教科书只要一到图书馆她就能抢先阅读。没有几个学生买得起教科书,往往多达六个学生挤在图书馆的桌子前共用一本教科书。虽然艾玛的专业是会计,但她自认为最擅长的是阅读。在英语选修课上,各种倒叙和扩喻让她的同学摸不着头脑,但是艾玛可以读懂美国小说的各种情节。在工作的休息时间,她会在图书馆忘我地阅读,读到女主角被强暴或者冤屈入狱,她会喊出来:“天呐!上帝啊!”艾玛的同学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的反应这么夸张,艾玛会催促他们:“读读这个故事啊!”

在学习礼仪和卫生的人格发展课上,授课老师十分认可艾玛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她请艾玛做自己的助理。老师发现艾玛非常自信,很受欢迎,于是开玩笑说一年以内艾玛一定会结婚。对于十七岁的艾玛来说,这个玩笑冒犯了她。踌躇满志的艾玛无法让自己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艾玛很喜欢她男朋友的陪伴——英俊的同学艾德蒙让发卷儿的其他成员很妒忌。“我那时没想到婚姻,”艾玛说:“对我来说只是:哦,下雨天会有人给我送伞;周六会有人陪我看电影。”不到一年,艾玛怀孕了。她的老师说:“记得我怎么和你说的吗?”艾玛有点怀疑老师的预测是不是一种诅咒。

艾玛嫁给了艾德蒙,生完孩子两周以后就回到了学校。女儿的个头吓到了艾玛,她原先以为婴儿不过一个塑料瓶子的大小。她和艾德蒙搬到了布基农省会马来巴来的一间两居室的房子,屋顶是棕榈叶做的草棚,布基农是一个内陆山区的省份。艾玛每天早上给丈夫煮咖啡,承包了所有打扫和熨烫的家务。她认为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艾德蒙的父母开了间饭馆,因此她不用做饭。但是饭馆很快破产,和菲律宾很多生意的命运一样。工资很低——年均收入是3500美金——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和80%的菲律宾人一样,艾玛从小信仰罗马天主教,对于避孕一无所知。到了艾玛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有了一个理学学士学位和两个女儿。接下来十五年间,她又生育了7个孩子,全是女孩,孩子们在上下铺和地板上睡觉。艾玛花钱请两个夜校的学生帮她照看女儿,她自己在布基农政府的营养部门上班,她为预防儿童营养不良策划政策和培训。她的收入大约是每周50美金,勉强能喂饱她自己的孩子。艾德蒙在家里的农场工作,只有收获季节才有收入。每周艾玛会举行家庭会议计划一周的家庭开销。每个女儿向艾玛总结自己的需求,艾玛给与她们相应的钱,但钱总是不够。艾玛屡次向单位请求预支薪水。“有些时候,我看起来就像在乞讨,”艾玛和我说道。

艾玛的大姐薇吉原先是位教师,抚养自己的孩子们也很艰难,于是1999年她迁去纽约在那里做了一位保姆。她挣到的钱送三个孩子上了大学还买了新房子。薇吉就是常说到的O.F.W——海外菲工。海外菲工在菲律宾代表着一种地位,他们的汇款使菲律宾得到的汇款总和在所有国家中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从70年代开始,菲律宾政府就在提倡劳工输出,以此作为缓解贫困和减轻债务的策略。十分之一的菲律宾人口在海外工作,他们供养着国内近一半的家庭,也因此九百万菲律宾儿童缺失至少一位家长的陪伴。在过去十年里,四分之三的海外菲工是女性,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赞扬他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英雄”。

到2000年春天,艾玛居住的社区已经几乎看不到母亲的踪影。发卷儿团体中的一位已经去了纽约,艾玛的家务经济教师、一位大学同学、以及教会的几位成员紧随其后。那年艾玛四十四岁,两个最大的女儿开始上大学,艾玛发现她永远无法再支付7个人的大学学费,所以她开始着手申请前往美国的旅游签证。在马尼拉美国大使馆面试时,艾玛说她想去加州参观迪士尼乐园。签证官问她在布基农共事过多少营养不良的孩子。

艾玛用她低沉磁性的声音说:“四百多个。”

“好,四百个孩子,”签证官说。“那你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去迪士尼度假上?”

艾玛停顿了,她开始慌张。“唔,我没考虑过这个……”她答道。

她被拒签了。等三个月过后,她再次申请。这一次,她花钱请一位有钱的朋友帮她准备了一点“展示资金”:朋友暂时在艾玛的银行账户存入50万菲律宾比索(约等于12000美金),这样使馆的签证官就会相信艾玛是一个有钱的游客。这位朋友拥有一个碾米厂,她为艾玛准备了一些文件让艾玛看起来像是这家工厂的老板。面试时间是2000年的七月份,整个早上艾玛都在斋戒和祈祷。艾玛的姐姐妮拉陪着她去的大使馆,面试结束后艾玛奔向姐姐,喊道:“我拿到了!”“她简直欢呼雀跃,”妮拉说:“她如此的开心。我说:‘走吧,快走——别等着他们又来拿走了。’”

艾玛知道对于很多母亲来说,向孩子们解释自己不得不离开时难以启齿的,但是她已经习惯了和女儿们讨论所有一切,包括她们的经期。艾玛回到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她告诉孩子们:“妈妈要去美国谋求更好的工作。”

最小的女儿11岁的伊泽瑞尔高呼:“不要啊,妈妈!”排行第五的女儿尤妮斯提议大家都不要再坐三轮车上学,走路去学校,剩下的钱攒着作学费。年龄大一点的女儿们比较冷静。“你会给我们寄很多钱吗?”其中一个说道:“那样是不是就可以给我们买李维斯牛仔裤?”艾玛记得伊泽瑞尔回应道:“我不需要李维斯牛仔裤。”

2000年8月21日,艾玛从单位借来两辆面包车,和女儿、丈夫、姐夫一起开车两小时来到卡加延德奥罗的小机场。她带着一个小行李箱,里面装着四条裤子、一件毛衣、两双鞋、两件睡衣和一把梳子。薇吉告诉过她不用带裙子,根本没有机会穿得上。在航站楼里女儿们都哭了。以后将由父亲和艾玛一周20美金请来的两位“佣人”照顾她们。艾玛独自在卫生间的隔间里流泪。她说:“我的良心一直在和我说:‘不要离开你的孩子。不要离开你的孩子。她们都还小,都需要你。’”

* * *

艾玛搬进了薇吉的开间。这个小公寓位于皇后区的伍德赛德,有名的菲律宾聚居区。在这里以罗斯福大道为中心,聚居着一万三千多位菲律宾人,半空中的地铁7号线直达时代广场。这里的道路已经按照女性移民的需求进化了:有一个服装店铺专门售卖保姆、管家、护工的工作服,还有几个货运和汇款中心,方便人们给家里寄钱寄礼物。在70和80年代,大部分的海外菲工都是男性,主要工作于物流和建筑行业,但从90年代开始菲律宾和其他各地越来越多的移民是女性。母亲和女儿们离开家人前来做一些“女人的工作”——照顾老幼和病人——发达国家的很多女性不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做的工作。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美国拉丁裔研究中心的玛利亚∙伊芭拉教授把这些女性移民称作“情感工人阶级”:她们“用传达出来的真挚的情感换作工资”。

艾玛和薇吉睡一张床,晚上艾玛总是想聊聊天,但薇吉因为一天的工作十分疲惫,总是会要艾玛闭嘴。来自同省的两个朋友睡在沙发床上,一个是保姆一个是 管家。艾玛来纽约的第二天已经像一家菲律宾的中介递交了简历谋求保姆的工作,随后她跟着薇吉去上班,向姐姐学习如何用美国的方式打扫:用漂白剂而不用肥皂、如何使用电熨斗而不是用椰子壳烧成灰来加热的熨斗。第三天,薇吉让艾玛学习自己做地铁。艾玛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乘坐的地铁车厢里挤满了看起来是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人。“美国人都去哪里了?”艾玛问她的姐姐。

艾玛的求职中介给她找到了一份在查巴克的保姆工作,在那里她看到了想象中的美国。艾玛的父亲是二战老兵,曾经从部队带回去一副台历,每个月都有一副美国豪宅的画,这些豪宅都有着一两个烟囱和巨大的草坪。她的雇主的房子和台历上的画很相像。

艾玛每周可以赚到375美金,工作是照看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小女孩。每周五天她都住在地下室里。第一天上班,艾玛看到她的雇主出门仅仅几个小时就穿着运动衣回来了,她感到很疑惑。艾玛给姐姐打电话说她的雇主根本不上班。“别瞎问,”薇吉说:“你只是个佣人。”

艾玛幻想着在空闲时间她会做些什么:她会教孩子们读书,应该比老师教的效果好。然而她发现做好自己工作的唯一办法是找到置换的感觉。“我提醒自己:‘该照顾这两个孩子了,’”艾玛说:“我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放在了这两个女孩身上。对她们我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她每天晚上都给两个女孩读书,鼓励她们仔细复述出这些故事,学习字母元音。在笔记本上艾玛记下自己最喜欢的几本书,到周末就去书店买来寄给二女儿罗克珊和她一岁的儿子。罗克珊尤其喜欢大红狗克利福德——菲律宾的儿童书没有这种光面印刷和生动的图画。但是当艾玛要罗克珊每晚给儿子读书时,罗克珊说:“你都没有给我们读过。”

在皇后区的公寓里,艾玛保存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她有十六年没和她们见过面了。摄影:《纽约客》特邀摄影师JEHAD NGA

在查巴克吃饭时,艾玛时不时会感到愧疚而没有胃口。“作为母亲,你总是希望你吃的东西可以和孩子们分享。”艾玛说。有时早上艾玛给两个女孩穿衣服时会想起家里比较小的女儿们在佣人的帮助下穿好衣服去上学,艾玛想到这些会流泪。菲律宾家里的一个佣人自己有个儿子,艾玛问女儿当佣人前来上班时家里谁照顾儿子,但女儿们都不知道。艾玛想象着世界上好像有一个母亲照顾别人孩子的连锁反应。

艾玛每周花30美金买一张电话卡,每天和三个女儿通话15分钟,每个女儿轮流有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她能听到电话那边伊泽瑞尔喊道:“没有轮到我说话!我的时间还没有用完!她们抢走了我的时间!”尤妮斯说父亲让她们不要再电话里说任何坏消息。“我们只和她说‘一切都很好。’”尤妮斯说。艾玛喜欢种植,她在家里种了菠萝蜜、茄子、秋葵、辣椒、和一排排的大丽花、红鹤花。但短短几个月时间,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死了。艾玛担心孩子们有秘密不告诉她时,就会给在马来巴来做警察的侄子打电话,问他女孩子们有没有嗑药。侄子想她保证女儿们没有嗑药,但同时也告诉她很多在纽约皇后区工作的海外菲工的孩子会嗑药。

艾玛的女儿们会私底下给她写很长的信,表达她们的各种不满。“姐姐妹妹们联合起来欺负我的时候,只有你会站在我这边。”伊泽瑞尔写道。“没有你在我很迷茫,”大女儿梅安写道,“没有妈妈我好孤独!”梅安还告诉她父亲总是参加各种派对。“不要总给爸爸寄钱,他只会花掉去喝酒。”梅安写道。

艾玛要罗克珊负责管钱,但其他的女孩们都说罗克珊滥用她的权利。“连我吃饭的时候她都在算账,”其中一个女儿凯西写道:“有时候受不了她的唠叨我只能把吃的放下。”凯西说罗克珊让她觉得自己不配吃饭。“我会记得家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凯西在她十页长的信件中写道:“终有一天当我自己成家的时候,这种痛苦会一直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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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原本想在半年的旅游签证到期以前回一次家,但是机票的开销如此巨大她觉得自己无处可去。2001年《菲律宾每日问讯报》头条文章《海外菲工:留在国外》引用了总统阿罗约的话:“我们依赖着在国外工作的人们。如果你能在国外找到工作,而且能给家里寄钱,那也许你最好留在国外。”

艾玛说服了以前每周六一起做礼拜的两个朋友艾斯比和德莉亚也前来纽约。艾玛装作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艾斯比有四个小孩,她说她“一直想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去做什么。‘国外’这个词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2001年艾斯比和德莉亚一到纽约就找到了保姆的工作。周六晚上艾玛雇主全家出去的时候,艾玛会窝在客厅沙发里给艾斯比、德莉亚打电话。她们用雇主的名字称呼彼此:“你好啊贝拉夫人!”这是她们彼此间的玩笑:“晚上好施瓦兹夫人,最近安好?”

在休息日,艾玛会去曼哈顿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她留下20美金用作接下来一周的费用,其余的钱全部寄回家。大部分的钱都寄给了女儿们,但有时候她也会满足一下姐妹、同事和朋友的需要。“可怜可怜我吧!”一个妹妹写道。两个朋友找艾玛要点“展示资金”帮助家里人出国,他们要去科威特和意大利找工作。“艾玛,随便多少钱都行。”他们请求道。久未见面的人找各种方式联系到艾玛告诉她自己的银行账号,奉承艾玛慷慨大方,夸赞她传说中丰厚的钱财。“我听说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一个朋友写道。一位以前的同事和她说:“我相信满身钻石的你一定美极了。“

薇吉和朋友们都把艾玛叫作“汤女”,因为几乎艾玛的每顿饭都是中餐外卖店里两美金的鸡汤面,艾玛觉得这样很划算,因为会附赠脆饼。艾斯比也采取了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时刻记得我们需要自我牺牲,”她和我说:“这是工作职责内的。”

每个月,艾玛会找罗斯福大道菲律宾镇的强尼空运公司买一个大纸箱。纸箱有一个小冰箱那么大,接下来几周艾玛会往纸箱里放进咖啡、午餐肉、巧克力、雀巢巧伴伴、果真、卫浴用品、和超市买来的衣服。和几乎所有的菲律宾人一样,艾玛住所里总有一个没有封箱的“海外菲工邮箱”。当箱子塞得快关不上时,艾玛就把箱子寄回家。邮寄的费用是65美金,不计重量,海运两个月以后到达菲律宾。艾玛认为邮寄这些东西是表达母爱最实在的方式。女儿们说艾玛寄来的都是过时的衣服,艾玛就让她们把衣服当作旧货处理卖掉,然后再继续寄更多衣服回去。

在查巴卡这家工作了两年左右,艾玛得知在长岛有个管家的工作每周能多挣50美金。每周50美金的额外收入,做上一年就赚够了一个女儿四年的大学费用。艾玛并不想离开她一直照顾的两个女孩,所以她向雇主申请加薪,但是被拒绝了。

艾玛非常不想和孩子们说再见。“我已经爱上她们了。”她说。在最后一个工作日里,艾玛的雇主开车带着女儿一起送艾玛到车站,孩子们被告知艾玛是要去度个假。艾玛尽量表现的这只是暂时的告别,但她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这种告别非常艰难,我之前和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分开的,”艾玛说:“我在心里说,上帝啊,我不想在经历一次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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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的女儿尤妮斯说,家里的姨告诉她们姊妹几个:“你们要好好表现,你们的妈妈才会回来。”尤妮斯总是忍不住想是不是自己或者哪个姐妹做错了什么事情,妈妈才总是不在家。她说:“你总是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尤妮斯总是会想起很多年前自己或者哪个姐妹不听话时,妈妈生气说的话:“如果我有机会去国外,我一定不会回来。”

2003年下半年,艾玛的妈妈病危,女儿们都以为艾玛会飞回家。“如果是我,我的妈妈病危,”尤妮斯说:“我肯定会回家见她最后一面。”但艾玛觉得在纽约脱不开身,因为她要赚钱支付妈妈的医疗费用,医生们却无法确诊老人得了什么病,治疗最终也就失败了。艾玛和薇吉支付了母亲安葬和葬礼的费用,并为前来参加9天葬礼仪式的亲戚们支付了机票钱和饭前。艾玛自己没有参加葬礼,因为她担心遇上“机场遣返”的情况。艾玛认识一些女性从马尼拉飞到美国,但是一旦纽约海关发现了她们的旅行记录,就会遣返她们回马尼拉。这些女性花钱坐了两次国际航班,还失去了收入来源。

为了弥补葬礼费用花去的存款,艾玛开始做夜间的临时工,最忙的时候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最容易的临时工是帮做护工的朋友临时顶替一下。朋友们会打电话给艾玛让她“照顾一下我的‘洛洛’”,在菲律宾语里是“爷爷”的意思。

老年人护理是美国增长最快的职业——美国85岁以上的人口增速超过了其他任何年龄段的增长。但是老年人护工的工资很低微:家庭护工平均时薪不到11美金。从业人员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我是通过看书学的,”艾玛告诉我:“哦,这就是阿兹海默症,是老年痴呆。”艾玛的朋友教给她如何使用结肠瘘袋和液压载人机。有一位患有痴呆症的病人坚持把她叫做玛丽。有时候艾玛给他洗澡,他会很抗拒,大喊“警察!警察!”或者朝艾玛脸上吐口水。“别担心,警察马上就来,”艾玛这么和他说:“警察会来抓走玛丽的。”

2004年艾玛得到一份固定的周末工作,在曼哈顿照顾一位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女病人,而艾玛也渐渐学会去接受护工工作中不愉快的部分。“你会渐渐忘掉自己,”艾玛说。女病人身上的气味开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艾玛觉得别人花钱请自己来给这个女病人带来爱,而艾玛也正是这么做的。艾玛开始看女病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开始成为女病人一样的体育迷。她们俩会一起坐在沙发上观看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比赛,为保罗·皮尔斯加油。“我们最爱的球员。”艾玛说。女病人每天都会化妆,喜欢用眼影和腮红,她要艾玛也化妆。艾玛解释说自己没有时间打扮,女病人告诉她:“我梳妆打扮的时候,就是你打扮的时间。”

艾玛一直期待着女病人的孩子或者孙子来看她,帮助照顾一下病人,但她渐渐意识到孩子们不会这么做。有一次女病人的无理要求让艾玛很生气,她冲女病人说:“连你的孩子都不在乎你!”女病人的回应是:“因为我的孩子不是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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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的二姐妮拉是布基农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一直对比着自己的收入和妹妹在美国的收入,感到很妒忌。直到美元比索兑换汇率加重了菲律宾和美国的收入差,妮拉决定追随妹妹的选择。2006年妮拉57岁,需要赚钱送孙子上学,她来到纽约找了份管家的工作,同时给一位垂危的女病人做一些护理工作。妮拉住在皇后区一间公寓,五名女室友曾经都是老师,其中三位和她来自一个学校。

妮拉看到艾玛很适应美国的生活感到很惊讶。艾玛曾经一个接一个的地生下9个孩子(妮拉说“像楼梯台阶似的”),妮拉把艾玛一直叫做“灰姑娘”,因为艾玛和灰姑娘一样漂亮,也和灰姑娘一样备受磨难。曾经妮拉总催促艾玛去做个美容或者做个头发。现在的艾玛擦着高光腮红,穿着维密的内衣,戴着手镯饰品——艾玛认为这些放纵是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五年以来我没有为自己置办任何东西,”艾玛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感受。”

丈夫写给艾玛的信中总是强调要她“做个好姑娘”和“做个好老婆”,艾玛开始怀疑丈夫的这种训诫是不是一种折射。每当艾玛问孩子爸爸有没有找别的女人,孩子们总会告诉她“别想那些没用的”。

艾玛很多朋友和丈夫之间的关系都是名存实亡。她们来到美国,有的是为了体验和提升自己,有的是为了逃避家暴或者失败的婚姻。菲律宾离婚是违法的,移民海外就是“菲律宾式离婚”。更多的人来美国主要还是为了赚钱养家供孩子读书。很快她们就习惯了独自做出决定,不再和丈夫商量。“看起来我们已经是女权人士了,”艾玛和我说:“感觉我们都想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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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喜欢重复强调指示的雇主,艾玛会感到冒犯,好像自己没有足够的心智记住简单的事情。有的雇主会要求艾玛跪在地上用海绵擦地板,不能用拖把,艾玛也很反感。妮拉会把雇主称作“先生”和“夫人”,她要艾玛不要这么直言不讳。妮拉说:“只要他们不打你,不伤害你,就不要计较了。”妮拉很喜欢引用一句菲律宾的俗语:“粮仓满满的人才可以还嘴,不然就闭嘴。”

艾玛和妮拉发现在很多雇主眼里,菲律宾裔站在移民工人阶级的顶端,好像菲律宾的国籍就等同于责任感和遵从。纽约州共有约20万女性移民工,由于人口老龄化、女性更多的进入职场、而对于老人和幼童的照看又缺乏政府的支持,预计接下来十年移民工人口会继续上升。根据全国家庭佣工联盟2012年的调查结果,保姆、管家、家庭护工中三分之二的人是移民,这些移民中有一半的人是非法移民。正是因为这些移民的工作,纽约人才有时间享受社会生活,而这些在家中工作的女性依然是隐形人:家政工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私人住所里,他们的酬劳往往是不计入系统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30年代第一项劳动法案通过的时候,南方的决策者花了很大精力把家政劳动排除在了法律以外。当时的家政工人以黑人为主,这个忽略使各地方政府保留了一定的空间继续维持以种族为基础的阶级分层,也继续压低了黑人工人的酬劳。1938年“15位疲惫的女佣”写给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要求“我们女性应该和其他任何劳动力一样得到一些尊重”。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重视,接下来30年里很多黑人女性转行到了回报更高的工作。其他种族的移民开始填补家政服务的空缺。全国家庭佣工联盟主任蒲艾真说道:“这些女性移民中的很多人是因为自己国家和家里无路可退的经济状况才逃到这里。在这里照顾我们挚爱亲人的女性们,没有办法照顾她们自己的亲人。”

纽约是通过了家政工人保护法案的六个州中的一个,要求了家政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长,并保护她们不被骚扰。但是很少有工人和雇主知道这个法案的存在。为菲律宾家政工人发声的机构达玛堰的执行董事琳达·奥力肯认为,对这些工人来说,即使法案早在2010年就通过,但是她们不敢利用法律的保护区挑战现有的工作条件,她们害怕被举报非法移民的身份,害怕没有人会举荐她们找工作,害怕因此丢掉了家人赖以生存的工作收入。

奥力肯在1994年离开菲律宾来到美国成为一名家政工人。她认为给家人汇款的这种文化习惯助长了政治上的自满情结:因为来自海外的汇款保证了家人的生活需求,即使身在非常贫困的社区,海外菲工的家人更少参与针对政府和腐败的抗议。菲律宾的政治家把移民说成都是自愿的行为,这让奥力肯很沮丧。她说:“(政治家们)选择性遗忘了这些女性的出身,也不谈她们背井离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达玛堰的很多成员,尤其是有小孩在菲律宾的人,都怀疑过自己离开的决定是否正确。奥力肯告诉我:“如果你是个保姆,你会清楚看到童年早期有多重要。这个时期为孩子价值观的形成打下基础,为日后的人格特征做了铺垫。”

奥力肯的女儿瑞雅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追随母亲,现在她也在达玛堰工作。38岁的瑞雅和我说她和母亲的关系比较勉强,只有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才有共鸣。在菲律宾,瑞雅的母亲被看作一名对抗马科斯军政独裁的活跃分子领袖。瑞雅第一次看到母亲工作的时候,她觉得母亲十分陌生。“在中央公园,她走在我前面,推着婴儿车,里面是个白人婴儿,这个画面鲜活地印在脑海里,”瑞雅和我说:“那是秋天,天气有点冷,我心里和自己说,你的妈妈已经不见了。”

* * *

艾玛在美国的生活渐渐舒适起来,这使她来到这里的目的模糊起来。她原先的目标是供孩子们读完书就马上回家。到2013年所有的女儿都大学毕业了,其中四个找不到工作,其他工作了的女儿们抱怨着低微的收入:一位在政府办公室做行政,一位在做选举秘书,还有一位是便利店的经理。收入最高的女儿是尤妮斯,她在阿布扎比做秘书,会寄钱给家里的孩子和姐妹。尤妮斯问母亲准备什么时间回家,她的回答总是“很快,现在还不行”,然后开始说起一笔没有到手的收入。现在艾玛主要在脸书上和女儿们联系。女儿们会上传各种照片和视频,包括她们的婚礼和刚出生的孩子。艾玛生日的时候,女儿们会做蛋糕,用糖霜在蛋糕上写上艾玛的名字,一起唱生日歌,然后把录制的视频发到脸书上。

2014年艾玛58岁,她提出要和丈夫离婚,她要找一个美国男人,才能拿到绿卡,才能放心的去看望女儿不用担心无法回到美国。从90年代开始,低收入的工人越来越难通过雇主担保获得绿卡。尽管雇主一向都是现金支付工资,艾玛和很多她的朋友一样都会交税,希望哪天万一移民法案略有松弛的时候,她们有好一些的申请条件。

艾玛的丈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这份协议在菲律宾没有法律效力,只在美国有效。艾玛开始更多的在晚上外出,缓解自己的悲伤。在一个聚会上她预见了菲律宾裔保姆艾薇。艾薇37岁,比艾玛的大女儿小一岁。艾薇是个活力四射、自信十足的女性,但偶尔她会显现一些曾经是留守儿童的影响。艾薇时不时会惊讶自己被困在纽约的现状。“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我们会产生共鸣,”艾玛认为艾薇的存在给她带来一丝安慰:“她看起来就像我女儿一样,感觉我们已经是家人了。”

艾薇原先是为助产师,她发誓要忠贞于自己在菲律宾西南三宝颜市的丈夫。和艾玛之间的友谊帮助她抵制了一些对亲密关系的欲望。“我的性格就是我很容易对人太投入”艾薇说。2010年她动身前往美国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尽管他照顾着家里的三个小孩,他时常和艾薇抱怨自己很无能。他和艾薇说感觉自己像只宠物,“因为他觉得他像我喂的一只鸟,只需要不断张口吃饭。”艾薇说。

艾薇经常到艾玛的住处过夜,去年夏天艾玛干脆邀请艾薇搬进去一起住,顶替掉其中一个室友。她们住在客厅改造的隔断卧室里,艾玛从家居超市买回了材料自己搭建的隔断。房间里是上下铺,艾玛和艾薇睡在下铺的单人床,上铺是艾玛做护工的侄女。半夜艾玛打呼时,艾薇会拥抱她来减缓呼噜声。以前艾薇的母亲打呼时她就是这么做的,她一直到高中二年级都和母亲共用一张床。

艾玛的姐姐妮拉说,艾玛开始到处和人说自己有个“领养的女儿”。过段时间艾玛省去了“领养”这个词。有时候艾玛说起女儿,别人会表现得十分惊喜,还以为她某个女儿拿到签证来了美国。艾玛的女儿尤妮斯也很惊讶,她在脸书上看到很多艾薇和艾玛的照片贴着“母女”的标签。艾薇在脸书上安慰艾玛的女儿们:“她十分的想念你们。谢谢你们允许我把她看作我的纽约母亲。”尽管尤妮斯希望自己是那个“体会到母爱”的人,但她还是很感激母亲在异乡有一位忠实的跟随者。“至少我妈妈身边有一个人能做到女儿的角色,”尤尼斯说:“而且我觉得艾薇自己也在寻找一个母亲的形象。”

在菲律宾的时候,艾薇每天都和母亲聊天很多次,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一样,现在她和艾玛也有着类似的互动。每周有五个晚上艾薇在查巴卡雇主家过夜,她会给自己上好早上5点的闹钟,然后给艾玛打电话叫她起床去做曼哈顿的保姆工作。“你今天早上想吃什么?”艾薇会这样问艾玛,作为催促她起床的办法。

如果晚上没有和艾玛通话就睡觉了,艾薇会把手机放在枕边,半夜醒过来好几次查看信息。艾薇说:“如果有一天没有和她说话,我就很不自在,感觉缺失了什么。”

有一天傍晚艾薇和艾玛正在视频通话,艾薇的老板走了进来。艾薇侧过自己的iPad和雇主说:“这是我妈咪。”

“不,别这样!”艾玛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但我想让她认识你,你让我很自豪。”艾薇说。

* * *

今年情人节,艾玛和艾薇去参加了布基农移民组织主办的聚会。布基农是艾玛的老家,这个组织会定期举办募捐,帮助学生支付大学学费。聚会的地点是皇后区菲律宾酒廊D Haven的镜面舞厅。舞厅的墙上装饰着25个红色新型卡片,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碗,碗里是漂在水上的玫瑰花瓣。当客人到齐时,艾玛在空中比划出一个长方形,客人开始把捐款交给她。舞厅里年纪最大的女人是艾玛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帕兹,她穿着红色镶亮片的西装,扶着拐杖走路。帕兹在美国做家政工人已经近三十年了。艾玛悄悄和我说:“她是个工作狂。”

舞厅里有上百位女人,有几个带着对象。这里的男人大部分是白人,基本上属于约会二人中颜值低的那一方。艾玛旁边坐着她以前的室友阿妮塔,阿妮塔旁边是她曾经照顾过的一位女病人的侄子。艾玛和她的朋友们曾经都期待着奥巴马会通过总统令让交税的移民有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这个希望破灭了,很快阿妮塔就和这个男人结婚了。“她甚至都没出钱。”艾玛说。她告诉我这种绿卡结婚的价格一般是两万美金。

活动组织方的主席来到舞厅的正前方,站在一张写着“佳人之夜”的牌子边,她问大家:“今晚你感受到爱了吗?”

艾薇大声喊着:“感受到了!”

“只是今晚吗?”主席又问。

“每一天!”艾薇说:“的的确确!”艾薇大笑着看着艾玛,摇着头说:“疯了。”

艾薇穿着点缀着亮片的红色紧身裙,裙子是她花15美金从网上买的,现在她有点后悔这笔消费。艾玛穿着红色高跟鞋,身着贴身的绿裙子,裙子上有道裂缝。主席的演讲结束以后,DJ开始放音乐,艾玛和艾薇一起跳舞,偶尔还会绕对方旋转。随后又有四位女士加入了她们,她们一起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 * *

第二天一早艾薇5点就离开了艾玛的住处去坐火车前往查巴卡。她工作的那家人去度假滑雪了,她要帮他们遛狗、喂猫、养鱼和仓鼠。她会有一周时间一个人待在这个度假村一样的房子里,有着白色栅栏环绕的泳池、凉亭、酒窖、健身房和半打健身设备。艾薇到这里以后,每过几个小时就要给手机充次电,因为她不停的在脸书上和亲人朋友联系。她给艾玛发信息说:“我太孤单了,简直想喊出来。”艾玛回她:“喊啊!你老板不在家!”

聚会结束几天后我去拜访了艾薇,看起来她已经被这种近郊的气氛改变了:在这座房子里,艾薇身着瑜伽裤,额头带着红色的发带,脚上穿着洞洞鞋走来走去。艾薇用她老板的品牌料理机给我做了一杯蔬果汁,装在红酒杯中。艾薇看起来已经驾驭了这座迷宫一样的房子,在各个容易迷路的地方她都穿梭自如。走向房子三楼的时候,艾薇说:“这是我的地盘。”三楼的洗衣间有两座大型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正对面就是艾薇的房间,巨大的房间里面只有很少的家具,房间的地毯刚刚清理过。在艾薇床头贴着一封雇主家小儿子写给艾薇的信,艾薇把这个小孩叫作阿拉噶,菲律宾方言里是“宠物”或者“亲爱的小孩”的意思。小男孩的信里画了一圈心,下面写着“我非常非常爱艾薇”。信件旁边有一组二十张照片拼起来的图,提名“我的家人”,十八张照片里是查巴卡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两张照片是艾薇在菲律宾的家人。前一年在艾薇的要求下,她的家人去三宝颜市的一个照相馆拍了照片,然后摄像师把艾薇的影像PS进去,放在她丈夫和她儿子中间。

艾薇告诉我那天早上看了脸书以后就一直很难过:她儿子在脸书上传了一张照片,里面是美国超市的巧克力和情人节礼物,但是却没有提起是艾薇送给他的。艾薇在和丈夫视频时说:“你们就是在无视我。”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艾薇开始回想自己的儿子们比雇主家的孩子要有礼貌——雇主家的孩子会动不动就和母亲喊叫,但是这种想法并不完全让艾薇安心。她和我说:“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祷有朝一日我的孩子们会感激我为他们做的一切。我知道现在这是不可能的。”

艾薇也会担心自己的感情会动摇。前一天晚上,为了在睡前和艾玛说上话,艾薇匆匆挂掉丈夫的电话,她告诉丈夫:“我在等妈妈打电话过来。”随后艾薇感到很内疚,觉得自己情感的重点在转变。艾薇在纽约的时间只有艾玛在纽约时间的三分之一,她感觉到艾玛已经习惯了处理自己思乡的情绪,她非常需要艾玛,但是艾玛并没有那么需要她。我提前前一天我见过艾玛,艾薇马上就问:“她说我什么了?她对我满意吗?”艾玛很清楚艾薇这种不安全感,她会和艾薇解释道:“你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你在方方面面都支持着我。但有时候我只是很忙没有时间煲电话。”有时候艾玛会要艾薇和自己的三女儿易兰梅聊天,易兰梅会给艾玛发非常多的脸书信息但艾玛往往不能及时回复。

为了缓解自己的寂寞,艾薇决定到春天的时候在市里找个工作,然后彻底搬进艾玛的公寓住。她在查巴卡这家工作了五年,每天工资130美金。原先她很喜欢这种住家保姆的工作,与世隔绝意味着她能远离各种诱惑,保持对丈夫的忠贞,但是现在她渴望和艾玛一起共度每一个晚上。当春天来临时,艾薇却改变了主意。她说:“要离开太难了,他们待我像家人一样。他们就是我的家人,我爱他们。”当年纪最小的小男孩睡不着觉时,他会爬上楼钻进艾薇的床。艾薇说:“最年长的孩子会不停地问我:‘艾薇你真的爱我吗?我结婚以后你会来照顾我的孩子吗?’”

* * *

艾玛希望在五年后她65岁时能回家,这让艾薇很难过,艾薇知道自己起码还要待到十年后小儿子读完大学。计划离开美国的时间是难以捉摸的。艾玛、艾薇和她们的朋友每当谈起回菲律宾,仿佛在说下辈子的事情,那将会是无止境的团聚和庆祝,她们终于可以收获这么多年付出的成果。她们经常在孩子或者孙子读完大学的时候开始考虑回家,然后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是要在美国多待几年、攒够钱吗?万一在美国病倒了呢?一走了之回菲律宾吗?会不会很快钱花光了回到贫困的生活?

最近艾玛的一个朋友就悲剧地错过了回家的时机,12月被诊断出卵巢癌,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丈夫、孩子分开这么多年,死前也没有见上面。艾玛和朋友们筹集了一点“安葬费”,帮助这个女人的丈夫把遗体运送回去,艾玛曾经去过这个男人的家禽养殖场。遗体寄出的第二天,我配艾玛去她做保姆的上东区上班,艾玛无法忘却这个朋友的事情。她总是回想起三天前看到的遗体,朋友瘦的让艾玛惊讶。艾玛说:“这算是过的什么日子?”

艾玛很感激她两岁的阿拉噶——宝薇能帮她分散一下注意力。宝薇看起来总是非常享受活着的感觉,在居住的40平米的单间公寓里,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父母的床和沙发之间奔跑。她还喜欢爬到沙发上像骑马一样骑在把手上。家里的斗牛犬刚刚输完液,宝薇就想爬到它背上,艾玛把她抱了下来:“宝薇乖乖,这样不可以。”艾玛起身给宝薇倒橙汁,宝薇就跟着她,站在艾玛两腿之间。艾玛拨开宝薇额头前面的头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她就喜欢待在这。”

在游乐场里其他的保姆都要不时地给雇主发信息汇报:阿拉噶们吃了什么,换尿布的情况,午睡的时间,情绪的变化。艾玛有个未经证实的理论:那些喜欢严密监视保姆、喜欢做傀儡大师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比较容易叛逆和暴躁。宝薇的父母比较随和,宝薇也是如此。唯一一次宝薇哭超过十秒钟,是因为她的爸爸在午饭的时间回家来遛狗。“当爸爸和妈妈回家的时候,她想和他们在一起。我能理解,我的女儿们也是这样的。”艾玛抚摸着宝薇的背说道。

宝薇的父母是护士,抚养孩子并不容易。艾玛多次提起他们的住处比自己的还小。宝薇在衣帽间睡觉,她父母在客厅睡觉,用窗帘做隔断,房子看出去是天井。艾玛说:“我感觉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和妹妹,或者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艾玛和宝薇的母亲阿布拉都要五点起床去上班。保姆往往被看作是富裕家庭的奢侈,但在这个抚养孩子十分昂贵的国家,请保姆已经普遍是两个职业母亲之间的协商:在工作和抚养之间作出分工,而两者之间并没有哪一方比另一方更重要。阿布拉觉得请保姆的开支并不十分理性,但她认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很重要。她说:“如果我每个小时都只在照顾宝薇,我会觉得在这家里我是她的奴隶。阿布拉一周有两天请艾玛来照顾宝薇,其他的日子由祖父母来照顾。在不用照顾宝薇的日子里,艾玛为四个客户打扫屋子,其中一个要求艾玛花八个小时来熨烫衣服。

下午宝薇睡觉的时候艾玛对我说:“有时候我简直想吐了,这种工作做了16年,每天一样的事情。”艾玛关掉客厅的灯,收拾好洗碗机里的碗碟,把宝薇仍在地上的玩具收好,坐在厨房里看一本小册子叫作《非盈利管理要点:行政长官的十项要务》。她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资助布基农的学生,这项工作能用到一点她会计专业的背景。艾玛很想念在菲律宾的工作,她离职时领导给她写道:“没有你、没有你充分的精力和卓越的表现,这里 一切都会不一样。”但是现在她是回不去了。

艾玛的女儿和朋友们都想出国,不来美国的话就去日本、香港或者新西兰。艾玛告诉我:“我觉得这个循环没有结束的时候。”她很难找到理由拒绝女儿来纽约找自己,她们16年没有见面了,说起16年前的告别还是会默默地掉眼泪。渐渐地,孩子们写来的信里面口吻也有了变化,抵触的情绪在减少,孩子们越来越顺从。早年孩子们总会猜想艾玛会在哪个节假日回家,渐渐地她们不再问起她的计划。艾玛的女儿罗克珊最近写道:“我相信有一天,如果上天允许,我们会再次团聚的。”

艾玛做梦都想见到她的孩子们,但她不希望女儿们走自己的旧路。她并不希望孩子们去照顾别人的老幼。“她们干不了这活,”艾玛和我说:“她们太瘦弱了,也根本不会做家务。我以前都没有机会教她们怎么打扫屋子。”

*这篇文章早期的版本中,艾玛看护的老年人用的设施有一个描述错误。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3 May 2016 | 6:26 pm(NZT)

生物钟起源

译者:果果向前冲 原文地址:sciencenews.org

昼夜节律进化的点滴尽在密切关注中。

作者:蒂娜·黑斯曼·泽伊

生命周期。遍布人体的生物钟保持生命活动24小时正常进行。新的研究清楚地展现了生物钟的起源和演变历程。

地球有规可循,每24小时绕地轴自转一周,其表面交替,或沐浴于阳光中,或湮没于黑暗里。

从藻类到人的一切生物体都随着地球日夜更替的节拍发生适时地演变。他们借助这世上最最重要的计时器进化着,以日为单位计时,也称生理时钟。生物体可做好时间规划,才不至于被日出又日落搞得措手不及。

人类大脑中有个主时钟,可根据光线亮暗同步睡眠和觉醒。然这样的时钟真不少。人体每一个细胞内都有一挂钟嘀嗒作响。“不仅肝里有钟,脂肪组织里有钟,就连脾脏里也有钟。”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时间生物学家芭芭拉·海尔姆说道。  这些时钟指定睡觉模式和用餐时间,控制荷尔蒙分泌,调节人体的糖反应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生物反应。

不少科学家指出,有了时钟,就有了进化优势。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物种的生物钟不断在演变。尽管生物钟很常见也很重要,但它到底缘何而起却已成为一大深邃而久远的谜团。

许多科学家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同生物体互不干扰,独立形成生物钟,且能重塑自己的齿轮。生物体此举或许是为了保护自身脆弱的基因(DNA)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但也有一小部分研究者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所有子钟必来自同一母钟,母钟发生进化以保护细胞不受氧化损伤,或者还有其他的未知好处。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生物钟众多,蓝藻就有一个,含三个蛋白质齿轮。临近黄昏,KaiA帮助KaiC获取紫色磷酸;到了晚上,KaiB阻断KaiA活动,并在黎明之时从KaiC处夺取磷酸。这种生物钟还可助蓝藻在光下同步光合作用。图片来源:安娜陈/《科学进步》2015

原始生物钟可能没有如今科学家们所研究的生物钟这么精密。研究者表明,时钟始祖一开始虽简单如日晷,但却为打造一个更为详密的机制奠下基础,现今从控制血压到睡觉时间,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生物钟既无齿轮,也无指针,由RNA分子和蛋白质组成,会产生大量震荡。特定的生物钟蛋白会在特定时段开始复制信使RNA,以供细胞批量生产其他生物钟蛋白。最终等蛋白数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信使RNA就会停止复制。自我抑制蛋白自动分解或遭到其他蛋白蚕食,直至水平低于某一阈值时,就表示需要再一次批处理了,接着上述过程又开始循环。

恰如劳力士,天美时,斯沃琪和精工等打造他们自己的品牌手表那样,包括蓝藻菌、真菌、植物和昆虫在内的生物体也都创造了自己的生物钟。数字表和石英钟装置的精密度存在差异,这些生物体内的周期蛋白也各不相同。但它们能够借助可预测因素记录时间,如信使RNA的涨落以及蛋白质的量变。

毫无疑问,今天的生物钟对生存在地表的大多数生物体而言都是一件必备品。然而那些避光论起源说又能否说得通呢?

“避光”说的一大证据即细胞易于在晚上借着夜色的掩护复制DNA,并修护白天累积的紫外线造成的损伤。用于带动生物钟的一些相同蛋白质齿轮也参与DNA修复,进一步巩固连接。

英格兰剑桥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生理细胞生物学家约翰·奥尼尔说到,“想法虽好,就是与现代数据并不相符。”

回首向来处

作为一位重塑生物钟起源说的科学家,奥尼尔表示,也有一些证据性的言论反对“避光”作为生物钟进化的常见推力一说。

若周期循环是为了保护DNA,有人难免就会想只有DNA需要保护时,这种循环才会发生。而事实是米有DNA的试管中也存在生理节律。

以聚球藻为人所知的蓝藻菌也称蓝藻,有着最简单的生理时钟。它只含三类蛋白质,分别是KaiA,KaiB和KaiC。这三大部件,连同两类辅助蛋白,可助藻类在日出之时储存蛋白质,以备光合作用之需,维持其他重要的日常活动。

2005年日本名古屋大学的高雄近藤和他的同事在《科学》上发表报告称,将三类时钟蛋白放入试管,再加入三磷酸腺苷所产生的能量,也即ATP,生理时钟便会有规律的从KaiC中加减磷酸分子。报告表明生理时钟没有DNA也能运转,这一发现震惊生理节律研究界。同时也揭示了维持时间并不需要控制信使RNA和蛋白质的复制。

早在10亿多年前,蓝藻以及那些谜一样不知名的各类昆虫、动物的先祖就已经形成进化树中的不同分支。长形时钟蛋白和哺乳动物体内的中央计时蛋白也千差万别。因此,有研究者猜测无DNA的有机体内的生理时钟比蓝藻要复杂的多。

过山车般的昼夜节点

以果蝇为例,众多生理时钟的“装置”中,蛋白质(实线)、信使RNA(虚线)在一天中特定时段起起落落。如该计算机模型所示,时钟曲线(紫),时间曲线(灰)、周期曲线(蓝)这三大重要的生物钟齿轮每隔24小时达到一次峰值和谷值。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生物钟会日复一日的运转,产生行动波。图片来源:陈莉等 / 《BMC系统生物学》,2010

奥尼尔与剑桥大学的合伙人瑞迪一致认为,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不含DNA的生物钟。而人体红细胞无核无DNA,他们遂决定从中寻找生物钟。没有DNA,信使RNA就无法复制,而这恰恰是传统生物钟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即便如此,红细胞还是存在昼夜节律,2011年奥尼尔和瑞迪发表在《自然》上的报告显示。

蛋白质和信使RNA的周期循环能够随太阳东升西落同步真核细胞的昼夜节律,而红细胞的生物钟则完全不同。在持久的昼夜节律中,红细胞中的抗氧化蛋白又称过氧化物还原酶通过吸收或释放氧分子,帮助消除细胞在日常能量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与其他氧化物结合产生氧化还原反应,会损坏许多细胞成分,因此不时地清理对细胞存活至关重要。

大范围的有机体中都含有抗氧化蛋白,包括一种名为绿藻的海藻。奥尼尔和瑞迪与其他研究员协同工作,在绿藻中检测出了抗氧化蛋白。“和红细胞一样,绿藻也有昼夜节律,”奥尼尔说。附着在抗氧化蛋白上的氧分子量在24小时周期内起伏不定。同年,该研究小组将这项发现发表在《自然》上。

一年后,他们又在该杂志上发表报告,称自己在果蝇,拟南芥(一种植物),粗糙脉孢霉(一种真菌),长形蛋白蓝藻和一种名为盐杆菌的古细菌中发现了抗氧化蛋白的循环周期。综上,这些生物体代表了生命体的所有主要领域。如果每个生命领域都有抗氧化蛋白生物钟,那么这些抗氧化物质就古老了,也许要追溯到几十亿年前。

氧气的威胁

没人知道抗氧化物生物钟出现的确切时间,但奥尼尔脑中有一个时间框架:25亿年前。那时,蓝藻刚开始通过光合作用补充能量以维持生命活动,也刚开始在“大氧化事件”中释放大量氧气。现在看来,虽说光合作用和富氧大气层不可或缺,但对于前寒武纪的生命体来说氧气如同毒药。那些无法在富氧环境中生存的有机体,要么死掉,要么消失在了厌氧的深海。“如果它们没死绝,就必须适应,”奥尼尔说。

氧气问题主要出现在白天,因为白天光合作用发挥作用,释放氧气。这时这些有机体会开启抗氧化防御以求生存。通过将过氧化物酶与氧分子剥离,它们可以在太阳升起时吸收大量的过氧化氢。比起反应机制,一个能够预测氧气何时到来的定时机制将会成为“一项巨大的优势”,奥尼尔说,“而这是它们天生的。”

图片过后,故事继续

原始生物钟。某末位共同祖先的单细胞后裔也许早已发展出一个原始生物钟。原始生物钟也许最早出现在某原始动物、植物或者真菌身上,以应对环境挑战,如氧中毒。条形图显示了今日的部分生物钟存在时长。图片来源:埃德加等/《自然》,2012;

过氧化物酶本身并非生物钟齿轮,而更像是生物钟的指针;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氧分子是一个时间指示器,由未知的更为古老的核心计时器控制。这种神奇的生物钟优势极大,历经有机体进化遗留下来,必要时还能校正。奥尼尔认为,就像手表能告诉我们时区、时间和日期信息一样,生物钟也演化出一些成分,以时刻记录环境挑战。

有其他研究者提出,由于蓝藻,动物和植物的生物钟蛋白质大不相同,所以它们的祖先在生物钟演化过程中必然是互相独立的。但奥尼尔表示,即使核心部位不同,但“你总只能找到用以设定生物钟时速的相同激酶。”

激酶是一种蛋白质,它可以通过转移磷酸分子来破环其他蛋白质,或改变它们的功能。酪蛋白激酶1(CK1)和糖原合成酶激酶3(GSK3)是两种最重要的激酶,奥尼尔发现,它们在酶类生物钟形成过程中作用重大。而它们或许就是他和其他研究员一直在寻找的原始生物钟。

奥尼尔,连同哥伦比亚大学的海伦·考斯顿及其同事一道,在4月20日《当代生物学》上发表的报告中表示,即使没有生物钟的生物体也存在受激酶驱使的酶类周期。面包酵母和酿酒酵母既没有生物钟蛋白,也没有24小时循环周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计时。反而24小时内会出现八次时长约为三个小时的呼吸振荡,这期间耗氧量会上下起伏。利用化学手段干扰CK1的酵母版CK1减缓了酵母的振荡速度。研究人员表示,干扰CK1也改变了鼠类细胞的生物钟。

没有时光机帮助我们穿越时空验证任何假说,这是所有进化学说共有的问题。

——约翰•奥尼尔,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这些研究表明,激酶对于建立生物钟的昼夜节律十分重要。研究人员认为,激酶也许已经建立了一个简易定时器,这种定时器类似于蓝藻中的KaiA,B,C系统.奥尼尔表示,在这些简单的齿轮各就各位后,生物体可能又添加了其他齿轮,这才形成了今天的生物钟。然而,目前仍无法证明激酶就是产生今天生物钟的始祖生物钟。

奥尼尔承认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也许始祖生物钟根本就不存在。细胞生物学也许只是受到了有规律模式的生化反应驱动。他说,“我不喜欢这可能性,因为不管对错与否,都很难验证”。倒回去找到主时钟是证明其荒谬性的唯一出路。但让奥尼尔遗憾的是,“没有时光机就无法验证是所有进化学说共同的难题。”

独立进化论

并非所有人都迷信抗氧化酶假说。“他们有一项宏伟计划,”日裔美籍的约瑟夫·塔卡哈石说。他是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规律遗传学者兼神经系统科学家。“只是没有证据罢了。”

奥尼尔也承认,确有此事。“我们缺乏一种机制。”他们拥有的不过是与传统模型相对立的一些观察结果。传统观点认为,生理时钟是控制蛋白质和信使RNA复制和转录的一种机器,进而演变为一种避光机制。

精确定时 :激酶是原始生物钟中类似齿轮装置的一类酶。如今的激酶相当于起搏器作用于许多生物钟。一种名为Swe1的激酶可决定面包酵母耗氧周期的快慢。一个周期通常持续3个小时(如图上曲线所示),但如果出现突变,移除了Swe1,上述周期就会缩短(如图下曲线所示)。图片来源:H. 考斯顿等/《现代生物学2015》

奥尼尔的中心论点在于,必定存在一个原始母钟,而所有有机体的生理时钟都在此基础发展而来。不过其他研究者并没有一口否决独立进化的学说。

苏姗·戈尔登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她表示,“我们不该做出难以建立时钟这种假设”。大自然中现有的计时机制早就遗留下来的。有机体可能还尝试并拒绝过其他一些计时机制或节律。最近,有独立的研究小组发现,海生蠕虫体内的是农历钟,而海虱的是潮汐钟。戈尔登的实验室小组正在研究蓝藻菌的生物钟,观察它能否在不同的时间长度内运行,例如以周、以小时计,而不是以日计。

现实世界的优势

尽管无人能找出原始母钟,但一些科学家已经在探讨这种机制起作用的本质原因了。避免氧中毒,逃离光线损伤并非生物钟出现的唯二原因。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分子是生化链反应的必备因素。而拥有生物钟的优势也许在于,通过为分子创造一个生产时间表,将互相矛盾的化学反应分隔开来、使细胞运行更顺畅。

塔卡哈石说,“我们奇怪于为何每天生物钟的新陈代谢都要关关合合,而非不停歇的进行下去”。他和同事正在验证一个假说,即依据生物钟规律进行大规模生产比长时期进行小规模生产节约能量。2010年一项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显示,生物钟可为机体节约足以使其增长速度提升15%的能量。但是,现实世界中很难量化这一优势。

节约能量 :失明的墨西哥脂鲤居住在黑暗的洞穴里,但是它们的生物钟总是停留在白天模式。这种单一模式使它的耗氧量稳定(如下方曲线所示)以节约能量。相比之下,居住在表层水的墨西哥脂鲤在白天的耗氧量就大的多(如上方曲线所示)。图片来源:D. 莫兰等人/《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 2014》

《新西兰植物&食物研究公司》的生理学家达米安·莫兰发现,有一种现存的自然试验可以用来验证节能假说。他和在瑞典的同事们研究了一种名为墨西哥脂鲤的鱼,观察耗氧能力。有些鱼生活在浅水区。而在墨西哥北部的Pachon洞穴里,有些鱼没有眼睛,一辈子生活在黑暗里。洞穴鱼的生物钟虽然发生了演变,却永远停留在白天模式。

莫兰将浅水区的鱼和洞穴鱼置于游泳管道中,让水流经过它们,使它们连续几日都缓缓游动。他测量了鱼儿所需的氧气量。不出所料,浅水鱼白天的耗氧量高于晚上,而洞穴鱼的耗氧量昼夜相同。他回想当时的想法,“可能是个体的原因”。“所以我们又放进新的洞穴鱼。”但得到结果还是一样。

去年9月,该研究团队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发文称,洞穴鱼全天新陈代谢平稳,不受光线周期刺激的影响,可节省27%的能量。黑暗环境中做实验时,洞穴鱼表现更为优异,比浅水鱼节约38%的能量。

但该发现并不意味着塔卡哈石认为生物钟在有规可循的世界中能节省能量这一观点是错的。只不过是说洞穴鱼生存一个相对恒定的环境中,一直处在黑暗里。因此,莫兰开始思考,“是什么促使新陈代谢?”如果鱼儿进行新陈代谢是在做准备,“而它准备的事情却没有发生,那也太可惜了。”然在这个太阳升起很寻常的世界里,生物钟或许确实有大把的选择。

仅凭一些动物在极端环境下有迥然不同的生物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毫无规律的生活适合所有个体。格拉斯哥的时间生物学家海尔姆指出,“,我对没有生物钟生活更美好这一说法深表怀疑,除非是一些罕见的情况”。她表示,洞穴鱼没有眼睛,但没人会说,这意味着眼睛不重要。

戈尔登也说,“也许生物钟的进化不是单一原因引起的。”她还说,“生物钟之所以必要,也许是为了不受周遭环境的摆弄。”

这则故事发表在2015年7月25的期刊上,标题是”生命周期:打破生物钟进化的传统模式“。

编辑点评:该故事更新于2015年7月16日,修改了标题,原标题是“一切生物钟之母”。之前,该文章误称,最后一个所有生物的共同始祖也许有一个原始生物钟。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3 May 2016 | 5:56 pm(NZT)

为何阅读如此重要?

译者:大黄de 原文地址:yeeyan.org

我不禁想要引用乔治·R·R·马丁创作的《权力的游戏》一书中的人物——提利昂·兰尼斯特所说的话了。这段话是从琼恩·雪诺问提利昂为何要读这么多书开始的:

“我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弱势。我的脑子就是我的武器。我的哥哥有手里的剑,罗伯特国王有战锤,而我,有脑子。大脑需要阅读书籍才会变得睿智,就像宝剑需要磨刀石才会变得锋利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阅读这么多书,琼恩·雪诺。”

引用乔治·R·R·马丁的话说:

“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在死前可以体验一千种活法,而不喜欢阅读的人只有一种活法。”

年老的农场主和他的小孙子共同生活在山中的农场里。每天早晨,爷爷都会早早地起来,坐在餐桌旁读书。一天,小孙子问:“爷爷,我也试着像你一样读这本书,但是我却不能理解,有些能理解的也在我合上书本后很快就忘了。那读这本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爷爷把煤填进炉子里,静静地转过头来,说:“拿着这个装煤的篮子去河边帮我打一篮水来。”

小男孩照爷爷的话做了,但是篮子里的水在到家前就已经漏光了。爷爷看到后就笑了,说道:“下次你可以试着跑快一点。”然后又让小孙子带着篮子返回到河边再试一次。这一次,男孩跑得更快了,但是在到家前水又漏光了。他气喘吁吁地跟爷爷说,用篮子打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换了一个水桶。爷爷说:“我不想要一桶水,我要的是一篮子水。你只是不够努力而已。”说着,老人走出门去,看着他的小孙子重新去打水。此时,小男孩已经明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还是想向爷爷证明,不管他跑得多快,水还是会在到家前漏光。小男孩再次把篮子浸入河中,奋力跑回家,但是跑到爷爷跟前时,篮子又空了。他上次不接下气地说:“看吧,爷爷,这样根本没用!”

“所以,你认为这是无用功吗?”爷爷问道,“你再仔细看看篮子。”男孩看着篮子,这才意识到,现在这个篮子已经和原来的大不相同了。原来的是一个脏脏的,破旧的,装煤的篮子,但是现在这个篮子里里外外已经变得干干净净。

孩子,你读书后也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或许,你会不太理解书本里的意思,又或许你无法记住所有细节,但是当你阅读时,你本身就会发生改变,由里到外的改变!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2 May 2016 | 7:26 pm(NZT)

神存在吗?

译者:公子重牙 原文地址:personal.kent.edu

对于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不同社群、不同的人根据极不相同的理由做出了不同的判断。绝大多数人接受自己所在社群的主流意见。在人类有确定历史记载的最早期,每个人都相信许多神灵。首次相信只有一个神的是犹太人。第一诫【1】刚刚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发现要遵从它极为困难。因为他们曾经把巴力、阿什托雷思、大衮和摩洛【2】等各路神仙视为真神;不过他们是邪神,因为他们帮助了犹太人的敌人。从相信这些神是邪神到相信他们不存在,跨出这一步对犹太人来说不容易。有一个时期,也就是安条克四世【3】在位的时候,安条克对犹太人强力推行希腊化政策。他下令他们吃猪肉、放弃割礼【4】和洗澡。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部分都屈服了,但是在乡间的犹太人抵抗得较为顽强。在马加比家族【5】的领导下,犹太人最终确立了对他们那些特殊的教义和习俗的权利。在安条克四世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一神教只是一个小国家里一部分人的信条;马加比起义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后采纳了一神论;此后一神教在印度以西的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从印度往东,一神教并不成功:印度教里有许多神;佛教在其原始形态中没有神;而孔教自十一世纪以来就没有神。但是,如果判断一种宗教的真理性依据的是其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话,一神教拥有非常强大的支持,因为一神教世界拥有最庞大的军队,最庞大的海军,以及最多的财富。但在今日世界,这一论证越来越缺乏力量。是的,非基督教的有威胁的日本打败了;但是基督教世界现在面临着无神论的莫斯科部落【6】之威胁;而人们对原子弹决定性地支持有神论的希望怕要落空了。

不过,且让我们放弃这种从政治和地理出发思考宗教的方式吧;自古希腊以来,有思想的人逐渐拒绝了这种思路。从那时候起,就有人不满于被动地接受其邻人的宗教观点,而努力思考理性和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在爱奥尼亚【7】产生哲学的那些商业城市里,住着一些自由思考的人。和现代自由思考的人比较而言,他们的任务比较简单。因为奥林匹亚众神,不论在诗意的想象中是如何的有魅力,形而上地动用纯粹理性来捍卫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群众中,他们遭遇到(基督教受益良多的)俄尔普斯教【8】 的挑战。而在哲学上,他们遭遇到柏拉图的挑战。从柏拉图那里,希腊人获得了一种哲学的一神论;这种一神论和犹太人政治和民族主义的一神教有相当大的区别。当希腊世界开始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柏拉图式形而上学的新信条也被结合进去了:神学因此诞生了。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从圣奥古斯丁【9】的时代直到今天,一直相信:纯粹依靠理性可以证明一神的存在。十三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10】总结了他们的观点。现代哲学开始于十七世纪,笛卡尔【11】和莱布尼兹【12】继承了旧的观点,多少做了点儿润色。很大程度上正是多亏了他俩的努力,人们依然保留了对宗教式虔诚知性的尊重。但是洛克【13】,尽管自己是个彻底的基督教徒,却在理论上削弱了那些旧观点的基础;他的许多追随者,特别是住在法国的那些人,成了无神论者。我不打算阐述那些从哲学角度论证上帝存在的所有细节。在我看来,对于哲学家而言,那些论证中有一个依然有点分量, 就是第一原因说【14】。这个说法认为:既然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某种原因,那么一定存在一个第一原因;而这个第一原因是整个系列的本源。这一论证和那个关于大象与乌龟的论证存在同样的缺陷。据说(我不知道依据的是哪一种真理),某个印度教思想家相信:地球下面有一只大象托着。有人问他:大象下面有什么托着?他回答说:一只乌龟。有人又问:乌龟下面呢?他说,“我觉得烦了。不如我们谈点别的。” 这个故事表明了第一原因说差强人意的性质。尽管如此,你一定会在某些特别现代的物理学专著里找到这样的看法:在时间上倒退回去的物理过程表明,一定存在一个突然的开端;由此暗示说:那个开端就是神创造世界。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人知道:这一假设使事情更容易理解。

今天大部分新教【15】的神学家们已经摈弃了经院哲学【16】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而青睐那些窃以为毫无进步的新的论证。经院哲学的论证是真正努力的思考,假如他们的推理是坚实的话,他们已然证明了自己结论的真实性。现代主义者【17】们偏好的新论证是模糊的。并且,他们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任何把这些论证明确化的努力。这里存在一个诉诸于心灵而非智力的问题。他们不再坚持认为:反对这些新的证明的人是不符合逻辑的;而认为反对者缺乏深度的情感或缺乏道德感。不论如何,让我们审视一下这些现代的论证,看看他们究竟证明出什么来。

一个很受欢迎的论证是从进化论而来的。世界上本没有生命;生命之初不过是一些低等的像绿色粘液的东西,以及其它无趣的事物。渐渐地,通过进化的过程,发展出了动物和植物,最后出现了人类。神学家们向我们宣称:人是如此完美的一种存在,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高潮,而千百万年的星云与粘液只是一个序幕。我想:这些神学家们在人际交往中一定很走运。但是他们在论证中没有给予希特勒或者“贝尔森的野兽”【18】应有的分量。假如全能的造物主,拥有无限的时间,认为通过千百万年的进化之后产生这些人是值得的的话,我只能说:其道德与审美上的趣味非常独特。当然,这些神学家们无疑希望未来的进化历程会产生更多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更少像希特勒那样的人。我们希望如此。只是,在坚持这一希望的时候,我们丢开了经验的基础,躲进了一种迄今为止的历史不予支持的乐观主义当中。

对于这种进化的乐观主义,还存在其它的反对意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地球上的生命不会永续长存。因此,基于地球历史的任何一种乐观主义就其范围来说必然是短暂和有限的。当然,也许在地球之外存在着生命;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于那种生命一无所知,没有理由认为那种生命更像那些有道德的神学家们,而不会更像希特勒。地球在宇宙中不过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角落;它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小块碎片。而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一小块碎片。银河系不过是现代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数以百万计的星系中的一小块碎片。在宇宙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落里,在两段长长的无生命的纪元之间,存在着一段短暂的插曲。在这段短暂的插曲中,更为短暂的一小段包括了人类。假如人类真的是宇宙的目的的话,其前言未免有点太长了。这让人想起一些乏味的老绅士讲的没完没了、相当无趣的故事,直到结束的时候才有个相当不起眼的亮点。我以为:使得这样一种类比成为可能的神学家们对上帝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虔诚。

任何时代的神学家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弱点:高估了地球的重要性。在哥白尼之前的时代,当人们依然认为世界围绕着地球运转的时候,这样想非常顺理成章。但是自从哥白尼以来,并且自从现代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以来,这种对地球的专注就显得相当狭隘了。假如宇宙真的有一个造物主的话,猜想他对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情有独钟是相当不合理的。那么,假如他对我们并非情有独钟的话,他的价值观一定和我们的不同,因为宇宙中绝大部分的区域不可能存在生命。

还有一种信神的道德主义论证;这一论证的流行要归功于威廉•詹姆斯【19】。根据这一论证,我们必须信神,因为假如不信的话,我们会不守规矩。对此看法首要的也是最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是:这一看法最多只能证明:政客和教育家应该试着让人们相信神的存在;却不能证明神真的存在。是否应该这么做的问题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论证具有和那些敦促说应该教孩子尊重国旗的论证有相同的性质。任何有真正宗教感情的人对于信神有用的看法不会满意,因为他会想知道: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神。把这两个问题说成一回事的主张是荒谬的。在托儿所里,圣诞老人的童话是有用的;但是成年人不会认为这就证明了圣诞老人的存在。

既然我们不是在谈论政治,我们就可以认为:这足以反驳那种道德主义的论证。但是也许对这个论证做进一步的探讨是必要的。首先,非常可疑的是:信神就会有那些道德上有益的影响 ;而这些道德上有益的影响又都是因为信神。历史上知名的、最杰出的人士中,有许多都不信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0】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历史上知名的、最卑劣的人当中,有许多都信神。关于这一点有无数的例证;亨利八世【21】可以算一个典型。

不管怎样,当政府出于实用性而非真实性去着手支持某些观点的时候,结果总是灾难性的。一旦这么做了,通过审查来压制反对的言论就成为必要;由于害怕鼓励那些“危险的思想”,阻止年轻人思考就成了明智的做法。当这类不当做法被用来反对宗教,正如在苏联那样,神学家们能够明白:它们是恶的。然而当这类做法被用来捍卫神学家们认为善的事物时,它们也还是恶的。思想自由和重视证据的习惯比起相信这个或那个神学的教条,其精神价值要大得多。所有这些理由说明了:我们不能因为实用性而不管其真实性就支持神学的信仰。

同样的论证有一个更简单、更朴素、吸引了许多人的。人们会说:假如没有宗教的慰藉,他们的不快乐将是难以忍受的。就算真的这样,这也只是一个懦夫的论证。除了懦夫,没有人会自觉选择住在一个傻瓜的天堂里。当一个男子怀疑自己的妻子不忠的时候,他不会以为:对证据视而不见是更好的办法。而我不能理解:同样的无视证据为何在一个例子中是可鄙的,在另一个中却是可敬的。除此之外,宗教对促进个人幸福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夸大了的。一个人幸福与否取决于好几个因素。大多数人需要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食物。他们需要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抱有好感,对挚友们心存爱意。他们不仅需要生理上而且需要心理上的健康。如果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不论其神学观点如何,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幸福。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论其神学观点如何,大部分人会感到不快乐。仔细考虑我认识的那些人,我发现:一般而言,有宗教信仰的那些人并不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快乐。

谈到我个人的信仰,我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在宇宙中找到任何目的,更不能指望找到一个目的。那些想象着宇宙演化的过程在缓慢地走向某种完满以取悦造物主的人,他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但是在逻辑上却坚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造物主不是万能的。否则,假如他是万能的,他可以直接获得结果而不必为手段而烦恼。我自己的看法:宇宙并不走向任何一种完满。物理学家们说,渐渐地,能量会更加平均地分布;更为平均分布的能量会变得更加无用。渐渐地,我们觉得有趣或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生命和光,都将消失。他们保证说:至少会是这样的。宇宙就像一个剧场;该剧场仅仅演过一出戏。但是,当大幕落下后,就只剩下寒冷和空虚,直到衰落以至于灭亡。我不是有信心地断言:事情就是这样的。那样是在不懂装懂。我这样说只是因为:这是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不会独断地说:宇宙没有目的。但是我会这么说:现在看不到一丝一毫支持宇宙有目的的证据。

我会进一步推断:假如宇宙真的有一个目的,且这个目的就是一个万能的造物主的目的;那么那个造物主,一点也不像我们听说的那么可爱和仁慈,一定有着某种几乎不可想象的邪恶。犯了谋杀罪的人被认为是一个恶人。一个万能的神灵,如果真的存在的话,谋杀所有的人。故意使他人患上癌症的会被认为是恶魔。而那个造物主,假如他真的存在的话,每年让成千上万人患上这一致命的疾病。拥有知识和力量可以让他的孩子做好人的人,如果选择让他的孩子变坏,会被视为可憎之人。而神,假如他真的存在的话,选择让他的众多子女变坏。整个万能的神的概念、批评他就是渎神的看法,只能在东方的暴政下产生。在东方的暴政中,尽管君主们任性、残暴,却持续得到其奴隶们的阿谀奉承。这种与过时了的东方暴政相应的心理在正统神学中苟延残喘的结果就是神。

确实,还有一种现代神学,认为神不是无所不能,但是他克服种种困难尽力而为。这个观点,虽然在基督教中是新观点,在思想史上却毫无新意。事实上,柏拉图那儿就有。我不认为这个观点能被证明是错的。我想我们可以说的是:不存在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证。

许多保守人士似乎以为:反驳被公认的教条应该是怀疑论者的任务;而不是相反地,证明这些教条是教条主义者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错的。假如我说:在地球与火星之间有一个瓷茶壶,它环绕着太阳在一个椭圆形轨道上运转。假如我小心地加上一条说:这个茶壶太小了以至于人类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都观测不到它。这样的话,就没人能够反驳我的论断。但是假如我进一步说,既然我的论断不能被驳斥,那么人们怀疑这一论断的理性就是极端放肆的;人们理应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但是,假如这样一个茶壶的存在被古书证实了,并且被当作神圣的真理在每个星期天宣讲,并且灌输进学生的头脑中;那么相信其存在时表现出犹豫的样子就会成为怪人的标志。如果是在一个开明的时代,怀疑者会得到精神科医生的关注;而在更早些时候,他可能会遭到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质询。人们习惯性地假设说:一种信仰如果广为流传的话,其中定然有合理之处。我觉得,任何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事实上,野蛮人的所有信仰都是荒唐可笑的。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也许最多有百分之一的事物值得一提。至于我们今天嘛……但是话说到这儿,我得小心点儿。我们知道:苏联国内存在一些荒诞的信仰。如果我们是新教徒,我们知道天主教人士中存在荒诞的信仰。如果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知道新教徒中存在荒诞的信仰。如果我们是保守党人,我们会吃惊于在工党里可以发现那么多迷信思想。如果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会骇然:保守党人竟然如此轻信。亲爱的读者们,我不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不论你们的信仰为何,你们必须承认: 十分之九的人中十分之九的信仰是完全不合理的。毫无疑问, 受到质疑的那些信仰都不是你们持有的。因此,我认为:怀疑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真理的想法不算冒昧,尤其是当那些观点只在一定地域流行的话。所有神学的观点都属于这种情况。

我的结论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神学的那些教条;更进一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希望那些教条是真理。人,就其不受自然力量制约而言,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拥有责任,同时也拥有机会。


【译注】

1. 第一诫(The first commandment),希伯来圣经第一诫是“不可信我之外的其他神”。

2. 巴力、阿什托雷思、大衮和摩洛(Baal and Ashtaroth and Dagon and Moloch)是一神教之前包括犹太人在内相信的几个神灵。

3. 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约前175年-前164年 )是塞琉古帝国【22】国王。在位期间对犹太人推行希腊化政策,导致后来的马加比起义。

4. 割礼(circumcision),是一种宗教仪式,通常是把男孩阴茎上的包皮割去。犹太教男孩在出生后第八天要进行割礼。

5. 马加比家族(the Maccabees)是安条克四世在位期间的犹太人起义领袖。马加比起义是对安条克四世希腊化政策的反弹。

6. 莫斯科部落(Muscovite hordes),这里指的应该是当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8. 俄尔普斯教(Orphism)是一种肇始于古希腊与希腊化时代的古老宗教,据说和曾经降临冥府又回到尘世的神话诗人俄耳甫斯(Orpheus)有关联。

9.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即奥勒留·奥古斯提奴斯(Aurelius Augustinus,354年-430年),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

10. 圣托马斯·阿奎那 (Saint Thomas Aquinas,约1225年-1274年)是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

11. 笛卡尔(Descartes)即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年-165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12. 莱布尼兹(Leibniz)即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1716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13. 洛克(Locke)即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1704年)是英国哲学家,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过重要贡献。

14. 第一原因说(the First Cause)可能是出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看法:后果必然有其前因,但这些前因也会有他自己的前因。如果我们追溯前因,我们必定会找到“第一原因”。这个“第一原因”本身没有前因,但却是万物的前因,而它就是上帝。

15. 新教(Protestant)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出现的与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16.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是与宗教(主要指天主教)相结合的哲学思想,盛行于欧洲中世纪时期;圣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

17.现代主义者(Modernist)这里指的是拥护神学上的现代主义之人。神学上的现代主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新的神学观点,其特点是与过去的神学观点的决裂。

18. “贝尔森的野兽”(the Beast of Belsen)指的是约瑟夫·克雷默(1906年至1945年),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的指挥官,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战犯。

19.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年-1910年),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是著名作家。他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一起建立了实用主义。

20.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年-1873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21.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年-1547年),是英格兰亨利七世次子,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年继位。

22. 塞琉古帝国(Seleucid Empire),古代中国又称之为条支。它由亚历山大大帝部将塞琉古一世所创建,是以叙利亚为中心,包括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内(初期还包括印度的一部分)的希腊化国家。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1 May 2016 | 12:51 pm(NZT)

【老顽童】月亮走我也走

译者:wangzhe1986 原文地址:yeeyan.org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0 May 2016 | 6:58 pm(NZT)

癌细胞的“特立独行”

译者:Echo_11 原文地址:the-scientist.com

癌细胞表现出的代谢异常或有望成为癌症治疗新途径。

细胞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精细的网络,包含着成千上万个有序的生化反应,反应过程中细胞得以生长、分裂并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经过100多年的调查研究,人类已识别出约3000种酶和营养转运体。但直到最近,人们才明白癌细胞利用这些代谢成分来进行增殖和生长。

和非增殖性正常细胞不同,癌细胞代谢需求多种多样。每次分裂时癌细胞都必须复制自身组成成分,包括DNA、细胞器和脂质膜。癌细胞的快速增殖需要大量结构单元,以确保上述细胞成分的生成;而癌症细胞早有巧妙对策,确保结构单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鉴于许多癌症细胞的生长都依赖于代谢变化,人们对通过这些生化途径研究肿瘤治疗方法的兴趣在过去十年中日益高涨。尽管迄今为止市面上只有少数的治疗方法,但过去十年的基础研究已提出很多新方案,前景一片光明。其中一些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并且诊所已有运用该疗法的先例。

癌细胞的结构单元

20世纪20年代,德国生化学家奥托·瓦尔堡最先提出癌细胞代谢异常的理论。瓦尔堡使用自己发明的量热技术测量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内两种主要方式产能情况:线粒体呼吸和糖酵解过程。他发现,正常细胞只有在缺氧状态下才会使用低效的糖酵解;而癌细胞则与之不同,即使氧气充足,它也会依赖糖酵解代谢。

人们已在多种肿瘤细胞中观察到这种现象,生物上称为有氧糖酵解,这一过程对葡萄糖有极大的依赖性。临床医生利用由癌细胞摄取的多余葡萄糖,为患者注入一种放射性化学葡萄糖类似物——18F-氟脱氧葡萄糖(FDG),并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PET)进行葡萄糖人体位置追踪从而以更直观的方式观察癌细胞。

尽管有氧糖酵解是人们公认的癌细胞代谢方式,但研究人员对于癌细胞为何会采用这种更低效的能量代谢仍存在争议。瓦尔堡假设癌细胞内线粒体功能失调,故不得不依赖于糖酵解代谢过程提供能量,但很多癌细胞能够正常进行线粒体呼吸,这说明这些细胞器的功能仍然正常。此外,一些没有线粒体缺陷的增殖细胞同样进行糖酵解代谢并消耗掉大量的葡萄糖。

另一种假说指出糖酵解增多可能有助于癌细胞更容易积累起细胞快速繁殖所必需的代谢前体。例如,糖酵解的中间产物进入磷酸戊糖途径中,生成核苷酸和DNA所需要的合成前体。这些中间产物同样能够提供碳主链,以合成核苷酸和合成蛋白所需的多样性氨基酸(例如丝氨酸和甘氨酸)。(见插图)癌细胞携带的低活性丙酮酸激酶,会对糖酵解进行最后的催化。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糖酵解中间产物在细胞增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低活性丙酮酸激酶,也称PKM2,可减慢糖酵解过程,从而使更多生物合成中间产物得以积累并将其中一部分产物用来合成生化物。利用能够激活酶的小分子药物来提高PKM2 效率,明显会降低代谢前体的可用性并阻碍癌细胞的生成。

尽管对糖酵解的依赖越来越大,大多数癌细胞仍然需要活性较高的线粒体呼吸进行细胞增殖。但这似乎并不是因为需要能量,而只是需要一个氨基酸——天冬氨酸。它不仅是很多蛋白质的重要组成成分,也是核苷酸的合成前体。呼吸有障碍的癌细胞急缺天冬氨酸,并最终因此停止增殖。通过使用正向遗传组学和代谢组学,我们小组和麻省理工学院马特·范德·海登实验室最近发现,当癌细胞呼吸受阻时,天冬氨酸的含量会急剧下降。而想要使呼吸受阻的癌细胞恢复细胞增殖,只需添加天冬氨酸即可。

不仅是天冬氨酸,还会很多其它氨基酸以及脂类和核苷酸都是通过线粒体代谢产生的。构成这些成分的前体在线粒体中通过三羧酸循环持续生成,并被运输到细胞质中用于合成细胞成分。然而,在糖酵解率高的癌细胞中,只有一小部分葡萄糖会进入三羧酸循环;大多数癌细胞是由有氧糖酵解代谢形成乳酸,最终将乳酸排出到细胞外环境中。因此癌细胞就需要为克雷布斯循环提供其它的原材料——营养物质而不是葡萄糖。谷氨酰胺,除了在蛋白质合成中起作用,它还是碳和氮的一个主要来源,癌细胞通常用它供应三羧酸循环和其他代谢活动。因此,难怪一些类型的肿瘤会增加细胞内的谷氨酰胺转运蛋白和酶的数量从而更有效地获得和使用谷氨酰胺。谷氨酰胺代谢的小分子抑制剂目前正处在临床试验阶段,日后有可能成为谷氨酰胺代谢致癌的有效治疗方法。

“劫持”代谢途径

单细胞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很大程度上是受细胞外营养物质的有效性控制的,与此不同的是,多细胞生物体中每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都需要与整个生物体的需求协调发生作用。这种运行机制一方面是通过分子在血液中循环调节的,例如生长因子刺激细胞增殖的同时也在调节细胞对葡萄糖、谷氨酸盐和其他营养素的吸收。在癌细胞中,生长因子信号中的基因编码蛋白质通常会发生突变,导致包含这些基因的信息通路发生组成性激活。因此,癌症细胞开始积累独立于其可用的营养物质以及这些生长因子信号。

研究癌细胞代谢也加深了我们对癌症的理解,能够以更广的视角研究治疗方法。它不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还是一种代谢失调。

磷酸肌醇3-kinase (PI3K)通路就是这样一种常常影响癌细胞的通路,它能够根据胰岛素调节葡萄糖代谢水平。在正常生理机能中,胰岛素接收到PI3K信号,从而加强肌肉和脂肪等细胞组织内的葡萄糖吸收。在许多癌细胞中,PI3K信号通路中一些成分的突变会导致其发生变异性活化,使细胞能够不受胰岛素支配吸收大量葡萄糖。同样,另一个在正常细胞生长和增殖中起关键调节作用的转录因子Myc,在许多癌细胞中大肆发挥作用,刺激了相关基因在吸收和利用谷氨酰胺上的表达。

除了信号组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代谢酶也可以突变并直接导致肿瘤的形成。例如,克雷布斯循环中的遗传缺陷如酶琥珀酸脱氢酶(SDH)和延胡索酸酯酶(FH)就会导致罕见的肾脏和内分泌癌症。编码这些酶的基因会起到抑癌因子的作用——一个突变等位基因通常与遗传有关,而随后体细胞中会产生第二个突变基因,从而导致癌症的形成。完全丧失这些酶会导致前期新陈代谢物的积累,例如琥珀酸和延胡索酸酯。另一个克雷布斯循环基因,异柠檬酸脱氢酶(IDH),会表现为癌基因;一个等位基因的突变就足够引发癌症的形成。然而,这种突变不仅不会损失细胞活性,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酶的功能,产生另一种代谢合成物——2型羟戊二酸(2-HG)。虽然目前对这些代谢基因突变对肿瘤形成带来的潜在影响还不明朗,但人们认为相关代谢物的积累(琥珀酸、延胡索酸酯和2-HG)会破坏正常细胞表观遗传程序从而导致癌症发生(例如,改变DNA的甲基化作用)。

肿瘤环境

另一个影响癌细胞代谢的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快速增长的肿瘤中,癌细胞总是频繁地需要氧气和营养物质,其中部分是由于渗漏和血管系统紊乱导致。(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考“癌的力量”。)低氧条件下,细胞的一种常见反应是激活一种被称为肿瘤缺氧诱导因子(HIF)的转录因子,它能够增强糖酵解酶和葡萄糖转录因子的活性并且将癌细胞代谢转化为醣酵解,从而减少细胞对线粒体呼吸以及对氧气的依赖。

代谢重编程:为供给未被发现的增殖组织,癌细胞会经常对代谢进行调整,为细胞必要的保护屏障增加前体细胞供给物,如氨基酸、核苷酸和脂质。癌细胞代谢异常或有望成为癌症治疗新途径。

低氧环境下,需氧的代谢酶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例如,脂去饱和酶利用氧气形成碳双键从而使脂肪酸链“不饱和”。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形成原生质膜的关键成分,在其怜性和渗透性形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阻止不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低氧水平导致饱和脂肪酸的积累,并阻碍细胞膜分子对细胞运输、信号和代谢活动进行的有效控制。为应对这种不平衡,许多肿瘤细胞从自身环境导入缺失的不饱和脂肪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细胞脂质可以直接从附近脂质丰富的细胞中进行转运,如脂肪细胞。脂质饱和以及传输因此成为了在低氧条件下杀死肿瘤细胞的潜在目标。

增殖癌细胞还必须适应由于血液流动受损和营养物质的快速消耗所引起的营养物质(如葡萄糖和氨基酸)匮乏的情况。癌细胞的葡萄糖浓度通常远低于正常组织的葡萄糖浓度。大多数癌细胞为了应对葡萄糖不足,都“逆行其道”——从糖酵解转战线粒体呼吸,凭借电子传递链获取能量。因此,阻断呼吸可以阻止癌细胞在葡萄糖不足的条件下进行增殖。然而,一组胰腺癌细胞则另辟蹊径——吸收细胞外蛋白质,并将其分解为自身组成成分,以此应对营养物质不足。氨基酸是通过细胞膜转运蛋白进入细胞的,细胞外蛋白进入细胞的方式与此不同,它是通过一种名叫巨胞饮作用的方式进入细胞的——大块细胞外成分通过液囊进入细胞。然后,液囊与溶酶体结合,分解蛋白质,把游离氨基酸释放到细胞质中用于蛋白质合成。杭丁顿蛋白突变体刺激这一过程的发生,发出信号,忽视环境因素给予的停止分裂的提示。扰乱这种喂养机制以饿死或减缓这些难以治愈的癌细胞的增殖,这一策略是否可行还有待审视。

“瞄准”癌细胞代谢

近来有关癌细胞代谢不同于正常细胞的发现令研究人员激动不已,觉得以此途径为目标有望阻碍癌细胞生长。尽管新代谢疗法还未获批准,但是一些抗癌药物“前辈”表明这种疗法可能会极大地弥补现有疗法的不足。

早期抗癌代谢疗法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阻止合成新DNA。20世纪40年代,哈佛医学院的西德尼·法伯发现,服用叶酸——制造新核苷酸的关键维生素,会进一步恶化白血病。法伯推测,利用合成叶酸类似物(抗叶酸制剂)阻碍需叶酸酶发挥功能,以干扰叶酸代谢,有助于阻止癌细胞生长。这些药物能有效治疗白血病,已经得到了有力证明,并为化疗治疗癌症奠定了基础。如今,抗叶酸药物(如甲氨蝶呤)是乳腺癌和血癌化疗的常规用药。

某些血癌细胞依靠氨基酸天冬酰胺合成营养物质,再一次从临床层面有力地证明了“瞄准”癌细胞代谢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正常细胞在天冬酰胺方面能自给自足,而血癌细胞则依赖于外部来源。1953年,康奈尔医学中心的约翰·基德及其同事们通过检测豚鼠血清对细胞增殖的影响,成为了发现癌细胞增殖依赖天冬酰胺的第一人。研究人员发现,在癌细胞培养细胞中加入豚鼠血清能强烈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因为一种叫做天冬酰胺酶的酶的出现,降解了细胞外的天冬酰胺。动物和人类注射了这种酶后,血液中的氨基酸会被耗尽,癌细胞会因天冬酰胺不足而饿死,而正常细胞则“幸免于难”。后来,通过离析细菌种群获得了疗效更好的天冬酰胺酶,并正用于血癌化疗。人类血清包含约5000种其他代谢物,是很多未知癌症的依赖物。限制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或使用有可能在不影响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扰乱癌细胞增殖。

整个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肿瘤代谢。人们通常认为肥胖和胰岛素耐受性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而最近研究表明,二甲双胍和苯乙双胍等抗糖尿病药物具有抗癌效果。最近,回顾以往针对二甲双胍的研究,收获颇丰。例如,一项研究显示患有糖尿病和胰腺癌的病人服用二甲双胍后,15%的人寿命延长了两年。这一疗法降低了癌症发病率可能是因为服用二甲双胍的病人循环胰岛素水平有所降低,因为胰岛素能通过PI3K通路促进癌细胞生长及养分的吸收。不过,最近研究发现,这些糖尿病治疗药物也直接发挥抗癌作用——通过阻断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的复杂组件,以减缓肿瘤生长。研究人员在动物模型肿瘤细胞中添加一个抗二甲双胍的酵母复杂蛋白质,减弱二甲双胍的抗癌效果——表明线粒体呼吸作用受到了直接影响。尽管二甲双胍具体是如何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的,仍无定论,但类似的“旧药新用”方法可能会成为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的研究方向。

癌细胞代谢研究的“复兴”为新疗法的研制增添了新鲜的血液,有些是“旧药新用”——如甲氨蝶呤和天冬酰胺酶,有些则是基于对个体癌细胞的代谢弱点的理解进行研究。研究癌细胞代谢也加深了我们对癌症的理解,能够以更广的视角研究治疗方法,它不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还是一种代谢失调。尽管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瓦尔堡就揭秘了癌细胞的代谢原理,但只有兴趣的重新兴起和新技术的应用,我们才得以把整个拼图放在一起。

Kivanc Birsoy是名助教,同时还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代谢调节和遗传学实验室的头。大卫·M·萨巴蒂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教授,同时还是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员,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10 May 2016 | 6:53 pm(NZT)

维多利亚时代的单身妈妈

译者:复旦翻译社 原文地址:telegraph.co.uk

'Found Drowned' by GF Watts, c.1848-1850 

育婴堂医院在1741年由一位名叫托马斯·科拉姆的船长创立,由亨德尔提供经济支持,他还给医院提供了一份其清唱剧《弥赛亚》的手稿,可能因为其中的唱段“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表明这应是一个快乐而非绝望的时刻

最初育婴堂医院无条件接纳任何一岁以下的婴儿,但很快送来婴儿的数量太多,大概因为另外的去处只有济贫院,那对于母亲和孩子都是个生不如死的地方。

到了19世纪早期,焦点已从孩子们的需要转变为母亲的品性——这也正是医院后期的支持者查尔斯·狄更斯一开始所痛斥的。

他1837年发表的小说《雾都孤儿》抨击了济贫院的虔诚(只帮助“值得救助的穷人”)以及社会的伪善。但是他们——他们都是男人——勉强或拒绝承认在医院里抱到他们面前的婴孩,他们有着相比善良的老科拉姆所能设想的更广的视野。他受够了看到死婴或活着的弃婴像人们不想要的猫咪那样被扔在伦敦街道上的。他的想法很简单:照顾他们。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则有着不同的使命。

'A Mother Depositing Her Child at the Foundling Hospital in Paris', by Henry Nelson ONeil, 1855

育婴堂博物馆的展览《堕落的女人》由社会历史学家琳达·尼德策划,以图像和物品的形式讲述了认为女性柔弱,缺乏道德判断力的基督教偏见如何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抬头,社会对男女纯洁的双重标准、对女性性欲的恐惧以及反对女性独立于男性的政治宣传又是如何甚嚣尘上的。

非婚生子的女人被社会排斥。她的孩子是私生子。为了使这一点明了,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增加了私生子条款,使单身妈妈更难获得福利,其过程也更羞耻。当时即使是干同样的活,女性的收入至多是男性的一半,这使得单身妈妈无法独自抚养孩子。社会迫使女人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同时指责她们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没能供养自己的孩子,导致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情形。这明明是思想观念,却被粉饰成道德。

后来“女人也要投票,男人也要贞洁”这一主张妇女参政的口号并不是反对性自由,而是要引起对于双重标准的关注。男人曾是放荡的——看看《露天早餐》这幅画,其中身形高大、有着络腮胡子的浪子饶有兴致地盯着卖女帽的小妇人。但这里的要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确实热爱要旨——是离开家的庇护的女性是脆弱的。如果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发生了任何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私通”),那么一定是那个女人的错。

自然地,这种观点忽略的事实是劳动阶级的女性并不经常在家,而且她们的家简陋肮脏,许多女人被她们自己的家庭成员侵犯,或是在做家政服务时被雇主侵犯。

“THE DRUNKARD’S CHILDREN": "The maniac father and the convict brother are gone. The poor girl, homeless, friendless, deserted, destitute, and gin-mad, commits self-murder.”

在育婴堂博物馆展览的请愿书令人心碎,这些请愿书来自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育婴堂医院的母亲们,她们给出的原因常常是强奸或诱奸。女人有时轻信了男人结婚的承诺,而男人总是逃之夭夭。

对于许多女人来说,保住工作或租房的唯一机会就是放弃她的孩子。第一步就是在育婴堂医院的门房那里拿一张育婴堂医院的表格。门房马上把关于那个女人的情况记录下来——她仪表是否干净整洁,举止是否得体?

这份表格要求写上所有的关于性的细节:何时,何地,与谁,发生的次数。有很多女人不识字于是就让别人代写了。

第二步就是向医院董事会(全部为男性)亲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对于女人来说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贫困煽情(poverty porn)是屈辱的,那么当年轻的女人们在具体地讲述她是如何私通时,这对于那些年长的绅士来说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接下来轮到了事实检查官的工作,他们被雇来专门打听窥探这些私事以证实或是质疑女人们的陈述。关键是,女人们的一面之词是不被相信的。

'The Lost Path' by Frederick Walker, 1863

展览中也展示了支持女子说法的信件,通常来讲都是男人写的,他们自然得到信赖,即使事实上正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使女人怀孕,然后自己一走了之。

以上种种工作的目的在于发现哪些孩子是能获得救助的“适合对象”,但也不过是将道德上碰运气的事儿伪装成事实真相。

如果做过情妇是肯定会被拒绝的,而对于那些申请被拒绝的女人,展览中细致描绘死亡或者投水的画作向我们揭示了等待着她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

“致适合接受本机构福利的孩子的母亲”

那些苟且偷生的女子有何下场?看看但丁•加百利•罗塞蒂描绘堕落女人的前拉斐尔画派明信片吧,照例是梦幻般的色彩、茂密的秀发,色调则是红色、绿色与金色,这个女人只能追忆自己的昔日,那时她无忧无虑,为社会所接受,随后你会注意到她脚边有只硕鼠。这只老鼠传递的信息当然是很清晰的——下水道、阴沟、污物、废料。而罗塞蒂本人自然在一生当中有好几位情妇。

如果一个孩子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料子”,它就会被取一个新的名字然后送到养父母家里过头五年,在孩子五岁生日时,养父母需将其送还医院,让孩子接受这个慈善机构的养育,将他们培养成未来的劳动力,这种培养与爱没有半点关系。

所有这种情况的母亲只能写信给她的孩子,但是她们不可以见自己的孩子。母亲们都会收到关于孩子的一份“收据”,写着他们的原名,不过只有医院才知道原来的约翰•史密斯现在被叫做东大街(East Street)还是凯撒。取名的过程很奇怪。在博物馆里有一份很长很长的姓名清单,也是一份按照字母排序的悲伤。

对于冷漠的英国人来说,不太能理解母亲与孩子之间曾经的羁绊、随后被迫分离以及对于爱的需要。一方面将婴儿与儿童从他们母亲身边夺走,另一方面却宣扬家庭观念,这就是我们曾有的一段黑暗史。

从20世纪以来,直到1970年最后一班飞机飞离跑道,大概有150,000个小孩因为英联邦儿童迁移项目被送到澳洲,加拿大。有意思的是,现在新闻的对此只字不提,却对“善良慷慨”的英国预期在未来的五年内安置20,000名叙利亚移民大肆报道。

这个项目最终在1967年结束了,在这年结束是有原因的。在1968年,单身女子可以使用口服避孕药了。终于我们可以掌控是不是要生孩子了,意外怀孕的情况也大幅下降。

我们现在不再讨论未婚妈妈和堕落女人的事情。单身父亲或母亲如今也已稀松平常,虽然他们常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但再也不会被污名化了。

我出生的时候生我的妈妈只有17岁,她养不起我。这也不是她的错。然后我就也有了第二个名字。我也曾经在等待被领养的时候,在一个很长的房间里一张拥挤的婴儿床上度过了六个月,房间里都是待领养的弃儿。

参观育婴堂的展览时我既感到不安又心怀希望。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不再把过错一股脑儿地往女人身上推。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回顾过去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过去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是多么不可取。

官方网址 foundlingmuseum.org.uk.


作者| Jeanette Winterson 原载于The Telegragh

译 | Emma钱怡君 Ember

校 | zhefeng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9 May 2016 | 7:52 pm(NZT)

时间有无起止点?相对论中找答案!

译者:果果向前冲 原文地址:newstatesman.com

作者:白拓森·汤姆森

每年我们都在时间旅行。

秋来,我们快出一小时;夏至,我们慢出一小时。每四年,二月多得一天,每三年左右又在一分钟后递增一秒。

时间出现,复又消失。但不论一分钟是何方神圣,等一分钟吧。时间不会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不是吗?时间借给宇宙哪怕一秒、一小时、亦或一天,到了最后期限宇宙也必须还回去不是吗?然而这一直以来,时间又去哪儿了呢?

时间难以定义。我们用年(即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时间)、月(农历月即月亮阴晴圆缺一周期)、日(即地球自转一圈)来加以衡量。时、分、秒、毫秒、纳秒等都是人为的时间框架,属人类自创。

时间这一概念并不一定适用于宇宙。

时间与太阳总有着不解的情缘。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用日晷将白天大致划分为12等份(小时),而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又以60进制编号系统规定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法国人曾试图以10进制取代12进制来计时,然此法从未实现。希腊人对日晷做了改进,以渐变的刻度标记划分时段。

紧接着,科学革命到来,从1550年一直持续到1700年。据伽利略的首位传记作家文琴佐·维维亚尼记载,1583年年方20的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祷告时倍感无聊,正在他神游天外时,一盏摇曳的长明灯吸引了他的眼球。好奇心作祟,他禁不住摆弄长明灯,探索它摆动一个来回所需时间,以脉搏为大大小小的摆幅计时。

伽利略“每次摆动时间相同”的这一重大发现前无古人,随后摆钟诞生了,成为当时最精确的一种计时法。那之后,其他钟表也被发明出来,譬如1759年的用于测定经度的精密计时器H4,再譬如1944年的瑞士表。手表成为时尚只是迟早的问题,人人都得看时间。

1928年,小镇上乍现一款不含任何活动部件的新型钟表:石英晶体时钟,一时冠压群钟、风头无两。随后的1955年,物理学家路易斯·伊森和杰克·帕里在国家物理实验室里发明了一款与众不同的钟表,即世界首款原子钟Caesium I。此钟现展出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其性能远超现有的摆钟和石英钟。通过计算铯原子的振荡频率来计时,精准无比,每三百年仅有一秒的误差。

时间由此改变,一秒也不再定义为86,400分之1天(注:86400=24时x 60分钟x 60秒)。1967年的第13届重量测量大会将一秒规定为“133铯原子从基态在两个不同能级中发生9,192,631,770次能量跃迁。”

官方的原子秒比协调世界时稍快一点,因此正常来说,每三年就要加一闰秒以示区别。而在1972年首次增加闰秒之前,协调世界时就已经比原子时晚10秒了。

自此,科学家们一直在该基础上细细打磨,精准度超乎想象。对锶晶格原子钟的最新一次修正已精确到150亿年每秒,这比宇宙存在的时间还要长。

历史课到此为止,那时间究竟是何方神圣?要理解时间这一概念,你得先做件小事,把时间运行的所有直觉经验都抛诸脑后。

快速翻阅一本书,你会发现书的页数有限,有头有身有尾。人类都有叙事的偏好,喜透过故事感知世界。

一切故事皆有头、有身、有尾。人的大脑会借助叙事将铺天盖地的信息进行压缩处理,把事实故事化。当然,我们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为叙事中人格复杂的主人公,有惧怕、也有希冀,还有些许疯狂。

我们表皮之外的一切都是一种支撑,是一种能完美契合到故事中的双重人格。(或许是手持苹果笔记本、着装时髦的家伙,或许是地铁上那个对手机爱不释手的女孩,又或许是帮我拎购物袋的好心人,等等。)

做这些事情并非刻意。叙事如斯重要,事关生存。它是你变为一副臭皮囊前,最不想放弃的一件事。少了叙事,就缺乏意识;而少了意识,耳边回响的就无非是一些白色噪音罢了。

若你有首尾皆不存在的这种想法,认为首尾都只是人为虚构用来窥探我们周围虚实的,那你的大脑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心理学中称之为认知失调。治愈良方即忽略旧思想,接受新思潮。

故这正是将老思想准时抛诸脑外的好时候。

时间、空间密不可分,要了解时间,必了解时空。缘何?皆因真空中的光速不受观察者(粒子也算观察者)的行为支配。这就是埃尔伯特·爱因斯坦1905年展示的狭义相对论。

要理解狭义相对论,你必先使自己熟悉速度等式:速度(s)=位移(d)÷时间(t)。

所有观测物的光速都相同,也即人们熟知的常量“c”(此c即公式E=mc2中的c,其中E为能量,M为物体质量)。因此对任何观察者而言,不论运动速度如何,光速都是一个常量。正因为光速恒定,速度等式中一些变量就要妥协,那就是时间。实验证明当速度愈来愈快接近光速时,时间就会慢下来。物体的10分钟相当于观察者的20分钟,所以快速移动的物体的将来也相当于缓慢移动的观测者的过去,反之亦然。

这种相对效应称之为时间膨胀。物体运动越快,时间过得越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跑的时钟比台式钟走的慢。观察员A在低速列车A上用手表计时,而观察员B以高速经过时,复制了观察员A手表上的确切时间。然而,在观察员A看来,观察员B的手表走得比自己的慢。这就是爱因斯坦说“时间即幻觉”的原因。

另外,固定时间间隔内高速运动的物体比低速运动的物体位移大,因此再返回到速度等式:

狭义相对论也适用于同时性概念。如果观察员A断定两件事同时发生,相对A运动的观察员B或许就不以为然了。由于光速的恒定性,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会出现差异。这条优酷视频将对此概念给出直观解释。

从《韦伯辞典》的定义来看,时空是“由时间和三维空间坐标组成的系统,可定位一切自然物体和事件。”因此若时空不再恒定,那什么是呢?答案是:时空间隔。所谓时空间隔,即两个独立事件间的时空差异,见等式:

时空间隔的平方=两事件间距的平方-光速的平方X 两事件相隔时间的平方

由于等式涉及减法,时空间隔可正可负可为零。当时间间隔为正时,两事件可看为由“类空间隔”独立开来。在类空间隔里,从两事件中获取不到任何信息,观察者们对两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异议不断。在优酷视频中,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布莱恩·科克斯教授给出例子:“太阳距离我们8光分(光在1分钟内走的路程)远——也就是说,光从太阳到达地球需要8分钟。假如太阳发生爆炸,8分钟后我才能注意到。因此假设太阳爆炸了,在我看来,4分钟已过去。我对此仍一无所知,故太阳对地球构不成任何威胁——在这8分钟内,两者是完全隔绝的。”

在类空间隔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可发生变化。X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经过太阳系时,可看到Y正谈论8分钟前太阳爆炸一事,而Z看到的却是Y在太阳爆炸的8分钟前说及此事。

当时空间隔为负或为零时,两事件可看作是由“类时间隔”和“类光间隔”独立开来。在两种情况下,从两事件中都可感知信号,获取信息,且所有人对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意见一致。在优酷视频中,科克斯教授也给出例子:“假如我冲你扔球,将你撞到墙上,则此举是球造成的。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你绝不可能改变身边事件的顺序……顺序不会是你先撞倒墙上,然后我在冲你扔球。”

因此我们虽对过去、现在、将来、时间或距离存在分歧,但对因果关系看法一致。这看似奇怪,因为我们总以时间衡量因果,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对现世一切的认同都在于因果。你可以说因果关系是唯一“真实”的存在,那么它和时空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即:一切皆相关。

就在爱因斯坦的理论提出后不久,他的前任数学教授赫曼·闵可夫斯基注意到时空间隔类与“距离”公式的一个怪异变式——“非欧几何”类似。闵可夫斯基紧接着提出一大史诗性观点:或许现实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宇宙,并非涉及时间的三维空间,也可能是一个四维的“非欧”即存空间。举个例子来说,若时空一直存在又当如何?没有进化,没有时间,就只是存在。

下面的四维空间可以是时空,所有事件都与各个点相连:

图片来源:优酷截屏

借助一个应用量子修正项目以补充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新模型,2014年《物理快报B版》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赞同闵可夫斯基的提议,称宇宙无始亦无终,以“整块宇宙”的形式存在。该模型还有助于解决暗物质和暗能量的难题。

当前,有些宇宙学家不认为“宇宙大爆炸”是由物质挤压引起的物质反弹(“大反弹”),他们相信宇宙有能级,并经历着从挤压到反弹的周期循环。

“【大反弹】一说事实上疑点重重,因为我们知道宇宙不会再重新崩塌一次。相反因暗能量之故,宇宙还会不断延伸。其中,70%由类型未知的力和能量构成。它们对宇宙的最大影响在于能够随时间加速宇宙扩张,因此宇宙不仅会随时光流逝扩大地盘,扩张速度还会呈加速上升,”伦敦皇家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特罗塔在设于剑桥大学的科学广播脱口秀《赤裸科学家》中如是说。

“宇宙大收缩论会为宇宙画上句点,而此句点将呈现一片黑暗,一切物质都将被吸进黑洞。。。但那时2000亿年后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又继续道。

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还是那么武断,那么虚无。就像上学时用过的直角坐标散点图一样,它对我们讨论坐标图上的信息很有用,但自身却没多大意义,仅仅是放在那儿而已。不论它存在与否,散布在网格图上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

你是真实存在的吗?算是吧。假如你作为过去的现在的顺序,那么你就是一个四维空间里的非欧几何对象。也就是说,你是你自己的时空间隔,是一条经历出生到死亡的(人生段)线段。你在线段上移动了吗?非也,你即线段。时空无移动一说,是没有时态的。人为规定的过去/将来/现在时态终是虚无,还记得那个XY坐标的类比吧。因此你的人生业已存在,而并非先定。

下面类比可帮助理解时空概念:想象我们都在读《指环王》。我们都认同故事中发生的事件,却在事件发生的页码、描写该事件的页数以及一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上存在分歧,然而我们都在看同一本书啊。但是没有页码……没有页数……也没有书。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理解事物所产生的一种臆想。

纽约大学的研究科学家加布里尔·裴瑞兹-吉斯在一优酷视频中对这种臆想给出了直观解释。

若我们将爱因斯坦1915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杂糅,想必空间和时间会更为复杂。会出现不同维度的多元时空,宇宙也改名为“多元宇宙”,这将使得锁定我们生存的这片宇宙陷入困境。

“【一些研究者】假设平行宇宙存在,我们的这片宇宙由【四维宇宙】构成,但如果还存在另外维度又该当如何?我们事实上连自身都无法看透,”《赤裸科学家》脱口秀上,特罗塔说道。

综上所述,我们为何要将时空看做,好吧,空间和时间?至少到现在,答案还无人知晓。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9 May 2016 | 7:45 pm(NZT)

金钱的真相

译者:盈月 原文地址:content.time.com

如果你把二战后的美国生活绘成图表的话,每条有关金钱或可用金钱买到的东西的曲线,都呈急剧上升趋势。这是一座物质主义的数据丰碑。美国通胀调整后的人均收入几乎增长两倍,典型的新造房子面积增加了一倍。以前,双车库是人们的目标;现在,美国几乎是个每户三车的国家。什么都要名牌,个人电子产品和其它半个世纪前不存在的物品,现在都不再高不可攀。无论你如何绘制收入和消费图表,所有的趋势都是向上、向上、向上。但是,如果你把二战后美国人的幸福感画成图表,那些线条就如同大理石桌面那样平直。五十年代“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把自己描述为“非常幸福”。该中心每隔几年进行相似的调查,到今天,这个百分比基本上没有改变。

(十二月,《时代》杂志作了一次幸福感调查,用词有所改变。17%答复者说,他们“几乎总是”非常幸福;大约60%说自己经常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你再绘制一张自1950年来忧郁症发病率图表,它的曲线就显示了一种正在增长的流行疾病。临床忧郁症是两代人之前的3-10倍(根据不同的假设)。哈佛医学院的若诺·凯斯勒最近的研究估计,每年,每15个美国人中有一人会经历一场严重忧郁症发作。这种忧郁症不是指心情恶劣,而是病重得几乎不能起床。我们钱袋和腰包里的钞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可我们并不比以前幸福。对不少人来说,更多的金钱会带来忧郁。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祖母中有很多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她们当然会告诉我们:金钱买不到幸福。我们并不听她们的话。千千万万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而不是去参加能使生活更富于满足感的活动,如培养友情、帮助别人、建立精神观念。

我们好像都知道金钱买不到快乐。《时代》调查问人们,什么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来源?金钱排行第十四。可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好像挥一挥信用卡,幸福就来了。宾州大学心理学家马丁·赛利曼说,有太多的美国人认为,昂贵的消费是“通向健康快乐的捷径”。但人们不擅于预测这些捷径会把他们引向何方。

当然,有不少证据表明,贫穷会带来痛苦。鲁特·温霍文是鹿特丹依拉斯穆斯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做的几项研究表明,因为不断地遭受挫折和贫穷带来的压力,穷人(在欧洲指年收入在一万美元以下)是不幸福的。不过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

令人惊奇的是,温霍文还发现,年收入一旦超过一万美元,金钱和幸福就开始脱钩,它们之间就没有很大的关系了。这个研究在美国也复制过,它说明我们祖母的话是有道理的。过去的二十年,大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说明,在金钱收入和生活幸福感之间并没有很显著的关联。《时代》调查发现,幸福感在年收入达到五万美元时会上升(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在$43000)。过了这个数目,更高的收入就没有了明显的作用。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迪内采访了美国最富裕“福布斯400”里的一些人。他发现,“福布斯400”的幸福感只比普通大众高一点点。经常是,这些富人继续为别人的财富和名望感到妒嫉,所以大笔财产也不能为他们带来快乐感。

这似乎很有道理,有一个社会学家称之为“参考焦虑”现象,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攀比”。根据这个说法,大多数人是通过和别人比较来评判自己的财富的。人们一般不会问自己:我的房子满足了我的需要吗?而是问:我的房子比邻居的更好吗?如果你有一幢二卧室的房子,你周围的人都拥有二卧房子,你的参考焦虑就比较低,你的二卧房子就显得很不错了。但是如果你的二卧房子周围都是三卧、四卧的房子,街角还有人把现有房子拆掉、造一座豪宅,你的参考焦虑就上升了。你祖父母认为很好的这幢二卧房子,忽然就不够好了。这样,你在这座房子上花的钱,就不再为你带来幸福的感觉了。

这种急剧上升的参考焦虑,来自不断增加的收入分布差异。换句话说,富人越来越富,而其他人对这很不满意。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多数人住在小城镇或生活条件都差不多的大城市里,所以参考焦虑就很低。而且,相对来说,以前大多数人对别人的优裕生活了解得很少。

但在最近几十年中,新的经济力量改变了一切。最高5% 的家庭收入急剧增长,产生了一大群人,他们的生活比中产阶级明显富裕,扩大了我们的参考焦虑。这些富裕的少数人,房子越住越大,在每套衣服上花的钱比别人一个月的房租还多。这都助长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虽然中产阶级的日子过得并不差。在收入高度均等化的国家如北欧,幸福感经常比收入差异大的国家(如美国)更高。同时,电视和网络使人们更容易地了解富人的生活(不去管他们是否幸福)。你想看看川普的镀金世界吗?打开电视,他会给你看。想知道比尔·盖茨66000平方英尺的大豪宅是什么模样?只需到网上去下载它的平面图!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现象:在今天财富那么显眼的社会,恰恰是金钱的增长触发了人们的不满足感。对物质的期待不断上升,再多的金钱也只能带来更多的欲望。“人们对物质和和生活经历的欲求和战后的收入同步增长,” 迪内说。人们在经济阶梯上越爬越高,几乎很快就不再对已改善的生活条件感恩,而又去关注自己还没有获得的东西了。假设你在二卧房子里住了好几年,一直在梦想三卧室房子。到你总算得到了三卧室房子时,你会感到幸福吗?不一定。三卧室房子会变得很普通,你又会向往有四卧的房子。

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金钱永不使人满足的道理:民意调查表明,无论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美国人都相信要有更多的钱才能过上好日子。甚至那些收入很高的人都说,还需要更多的金钱。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钱不够用,虽然客观地说,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舒适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运气在改善,我们就会有幸福感。华盛顿布鲁金斯学院的经济学家凯洛·格莱姆发现,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比目前状况更能影响幸福感。格莱姆认为,生活水平中等、但期待未来日子更好的人们,较之那些现在过得很好、但对未来生活水平的改善没有期待的人们,前者更幸福。想象两个人:一个年收入五万美元、但期待10% 的提薪;另一个收入15万美元,但不会有任何薪金的增长。从财富角度来说,第二个人比第一个人好,但第一个更倾向于对生活有满足感。

你知道吗,美国在近二十年中的收入并没有可观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止不前。虽然家庭实际年收入的中位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自1984年来,家庭收入中位数只增加了15% 。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得好,但并不期待近期内有继续改善。人们一般会关注负面的现象,而不去理睬正面的状况。

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美国其它社会幸福的基本指标,自战后时期以来快速、大量地得到改善,似乎不可能再有大踏步的进展。如果典型的新造房子面积为2300平方英尺,如果多于一半的高中毕业生继续升学,如果美国的汽车和货运车比持驾照的人数还多(都是最新的数据),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更需要稳定和均等,而不是更多的财富。我们习惯于认为,如果每年不挣更多的钱,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因为有这种观念,美国的高生活水平很可能反而成了幸福感的障碍。我们迷恋于获取更多,所以不能对已经拥有的东西心存感激。当然,从大局来看,大多数美国人物质条件舒适但仍有牢骚,总比穷困潦倒的状况好。而且不要忘记:八个美国人中有一个是穷人。在美国的富足之中,贫穷仍然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

除了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外,最后还有一个金钱买不到幸福的原因: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商店里买不到的。爱、友谊、家庭、尊重、社会地位、生命的意义,这些才是给人带来满足感的根本,是不能用金钱购买的。每个人都需要一定数量的金钱,但追求金钱而非追求意义,必定造成人的不满。太多的美国人把物质主义和工作-消费的循环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然后他们又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不幸福。

(译者注:该文章第一次出现在《时代》2005年1月,后被数个网站纳入“优秀杂文集”。)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9 May 2016 | 1:55 am(NZT)

朝生暮死說俚語

译者:lxdhk 原文地址:slate.com

很多俚语出自校园年轻人的随性创作

出于对一个我未曾经历过的新闻时代的怀旧感,我最近读了汤姆.吴尔夫1968年写的《电子饮料的酸度测试》这本书。我知道,新新闻主义者喜欢在其文章中大量使用俚语,因此看到它们几乎出现在每页每行并没让我吃惊:dig,trippy,groovy,grok,heads,hip,mysto,当然,还有cool。这个迷幻药时代的时光胶囊撩起了我对这些字词各自黏着性的好奇:cool今天仍然很cool,到处泛滥;groovy可就时髦不再喽;grok是出现在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奇境奇人》书中的杜撰字,字面意思是“喝”,又暗示“深刻理解”,如今白痴怪胎才用;至于mysto这个mysticaly的缩语更是近乎无人问津,甚至连《都市字典》都没了这词条。

为什么一些俚语能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死去?对此并没有一个大一统的理论可解释。更糟的是,俚语的真确定义也是模棱两可、蹩脚笨拙的。比沙尼.杜马斯和乔纳森.赖特在1978年为《美国语》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主张,俚语要符合以下标准中的至少两个:它贬低“口语或书面语的正规性和严肃性的尊严”;它暗示使用者是懂行的人(他知道这个词的含意,也知道那些懂这个词含意的人);它在一般场合的谈话(如成年人之间的谈话或你与长辈的谈话)中是犯忌的;还有,它是一个惯用字词的同义替代物。这一特性描述似乎也为那些大家并不觉得是俚语的字词敞开了大门,例如用在“I was like...and he was like”这类用法中的like,它替代了同义的常用词said,而且显然拉低了谈话的严肃性,但也许把它归类为一种口语用法更恰当。

至少有一点大家都认同,那就是追求一种标签的年轻人,特别有杜撰这类不体面俚语的癖好。(《俚语和非常用英语的新鹧鸪字典》编撰者汤姆.达尔泽尔告诉我,“每代人都会发明个新词儿来称呼大麻烟”)。受压迫的人、罪犯和球迷对此也有重大贡献。同样有普遍共识的是,大多数俚语,像mysto,都很短命。北卡罗利纳大学的语言学者康妮.埃贝尔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从其学生那里搜集俚语(她要他们写下在各个校园里听到的用语)。1996年,她评述收到的这些报告,发现超过一半的新字只出现了一次。虽然有不少新词能从今年用到明年,但能熬十年之久的则是极少数。

Do you know this dude with the dangling modifier?

埃贝尔举出 "a dangling modifier"作为俚语快速消亡的例子,它的意思是“单个耳环”。(像"you know that dude with the skateboard, the one with the dangling modifier?"(你认识那个踩滑板的家伙吗,穿单耳环的那个?)埃贝尔推测dangling modifier不能生存下来,是因为它过分抖机灵了(dangling modifier字面直译是“摇晃的修饰基因”)。她还记得上世纪70到80年代遇到过一堆和酗酒相关的短语,也同样的超复杂隐晦,例如表示“在厕所呕吐”的两种说法—— "drive the porcelain bus" (开瓷器巴士)和"talk to Ralph on the big white phone."(用白色大电话和拉尔夫瞎聊)。后面那句我还真听过,是从一个怪咖朋友那里听来的。

在上述那篇1996年的评述中,埃贝尔还发现了,最頻繁被呈报的40个俚语词,通常都可归入“赞同/反对”的“判断”类别。例如有好几个是表示 excellent(优秀,精彩)的同义词,包括 sweet, killer, bad, cool, 和awesome。与此对照,她注意到一些意味着“社交低能者”的表达方式,如dweeb (白痴)、geek (极客)、 turkey (火鸡)。另一个正面的指标是简洁性。埃贝尔指出,简短的字招人待见,例如cool、bad、 sweet,、geek。还有 oohs 和其他口腔后面发出来的 cool、tool、groove、booze 也容易流行。

一个俚语要真正成功,还需要有影响力的贵人相助。《美国语》的编辑麦克.亚当斯提醒我电影《刻薄女孩》里的老笑话。格蕾琴想引入 fetch 这个俚语(它大致和 awesome 同一个意思),但小圈子的头儿雷金娜不让。“别老想让 fetch 有戏,”她说,“它没戏。”

它确实没戏,因为格蕾琴就不是个能撩起别人模仿欲望的女孩。然而,如果有社交魅力的人开始使用某个词,或者在某个电影里得意洋洋地胡搞一番,它立马就不胫而走——电影《独领风骚》就大大捧红了whatever这个词。

如果你使用Groovy这个词,你若非灰白长发穿扎染衣服的人,就是在刻意模仿那种留灰白长发穿扎染衣服的范儿

但即使有贵人相助,一个俚语的长命百岁依然是碰运气多于凭规律。Mysto就是个例子,尽管它又够短,又易懂,而且在汤姆.吴尔夫记录下来之前就已经明显被 Merry Pranksters 乐队传播开了,那又如何?还不是很快就死翘翘!

一个词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也仍然要受命运无常的摆布。Groovy,这个词可以上溯到上世纪30年代,于40年代大为流行,之后不流行了,之后到60年代又重新流行了。现在人人都知道它的意思,但如果你使用这个词,你若非灰白长发穿扎染衣服的人,就是在刻意模仿那种留灰白长发穿扎染衣服的范儿。Groovy已经落伍,尽管“江东子弟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但就现在而言,感觉上它属于的是另一个特定时代。表示”好极了“意思的 cool 倒是没受到这种污染,它是上世纪40年代玩爵士乐的音乐人普及开的,但没有谁在说cool 这个词时,会不其然想起查理.帕克。

我就是查理.帕克。AM I COOL?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9 May 2016 | 1:46 am(NZT)

【2016.05.07】奥巴马每周电视讲话: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MP3+MP4)

译者:ronnie01 原文地址:whitehouse.gov

Weekly Address: Happy Mother’s Day From President Obama

每周电视讲话: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WASHINGTON, DC — In this week's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recognized all mothers in celebration of this upcoming Mother's Day, including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The President emphasized that we should give all parents the support they need by providing paid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leave, sick leave, accommodations for workers who are pregnant, good health care, affordable child care, flexibility at work, equal pay, and a decent minimum wage.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issues, the President called on Congress to give meaning to Mother's Day by taking action on these items.

华盛顿:在本周的讲话中,奥巴马总统向包括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内的所有母亲祝贺节日快乐。总统强调,我们应该为所有父母提供帮助,让他们享有带薪产假、探亲假、病假,为怀孕的员工提供居住设施,为他们提供优良的医疗保障,价格合理的儿童养育服务,弹性的工作时间,同等工资收入,以及体面的最低工资保障。在强调这些事项重要性的基础上,总统呼吁国会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让母亲节的内涵更加丰富。

Hello, everybody.  In our house, everybody knows that President is only the third-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family.  So this weekend, I’m going to take a little extra time to say thank you to Michelle for the remarkable way she does the most important job: being a mom.  And I’m going to give extra thanks to my mother-in-law for the role model she’s always been to Michelle and the countless selfless ways in which she’s helped Michelle and me raise Malia and Sasha.  I am incredibly lucky to have women who help me raise, love, and look after our girls.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在我家总统是第三重要的职务。这个周末,我想花一点时间,向米歇尔说声谢谢,谢谢他在母亲这个最重要的岗位上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也要谢谢我的岳母,她为米歇尔树立了做一个好母亲的榜样,她无私的帮助米歇尔和我养育玛莉亚和萨莎。我能得到这两位女性帮我养育、爱护、照料一双女儿实在是三生有幸。

I hope you’ll also take a moment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women in your life who love you in that special way mothers do.  Biological moms, adoptive moms, and foster moms; single moms, grandmoms and godmothers; aunts and mentors – whomever you think of when you think of Mother’s Day.  Or take a moment, like I will, to remember the moms who raised us, whose big hearts sustained us, and whom we miss every day, no matter how old we get.

我希望你们也能抽出一点时间,向你们生命中给与你最特殊的爱的人,向你的母亲说声谢谢。无论是生母、养母、奶妈、单亲妈妈、祖母还是教母;以及姑姑阿姨和老师,只要你能在母亲节这一点想起来的,说声谢谢。或者抽点时间,向我一样,回忆一下养育我们的妈妈,她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我们,无论我们多老,我们每一天都会思念她。

Giving flowers is always a good idea.  But I hope that on this Mother’s Day, we’ll recommit ourselves to doing more than that: Through deeds that match our words, let’s give mothers the respect they deserve, give all women the equality they deserve, and give all parents the support they need in their most important roles.

送上一束鲜花一般都是个好主意。但我希望在母亲节这一天,我们可以激励自己做更多的事情:用行动去践行我们的承诺,让母亲得到应得的尊重,让所有的女性得到应得的公平对待,让所有的父母得到他们在承担这一最重要的职责时所需要的帮助。

That includes paid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leave, sick leave, accommodations for workers who are pregnant, good health care, affordable child care, flexibility at work, equal pay, and a decent minimum wage.  We ask our mothers to do more than their fair shar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Making sure they’re treated fairly is the least we can do.

这里包括带薪产假、探亲假、病假、怀孕员工的居住设施,良好的医疗保障、平价的儿童养育服务、弹性的工作时间、同等的工资待遇以及体面的最低工资保障。我们从母亲那里获取的永远要比她们得到的要多得多。确保她们得到公平的对待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最低限度。

The idea of setting aside a Sunday in May for our mothers became an official holiday with a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 a little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They did it on May 8 – the same day we’ll celebrate Mother’s Day this year.  If Congress can make a holiday, surely they can back it up with the things that give it meaning.  After all, that’s what my mother taught me.  I couldn’t just say I was go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or say I agreed with it on principle.  I had to actually do it.

把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设立为母亲节的想法经过国会确定为法定假日,这一天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当时的日子也是5月8日,跟我们今年要庆祝的母亲节是同一天。国会可以设立这一假日,也完全可以再次努力,给这个节日赋予新的含义。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是母亲教育长大的。我不能只是说我要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我原则上同意某些事情,我得实际去做,去实践。

So this Mother’s Day, say thank you.  Say, “I love you.”  And let’s make sure we show that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hrough acts of respect throughout the year.  No one deserves that more than our moms.

因此,在母亲节这一天,请大声说:谢谢您!请大声说:我爱你!让我们通过贯穿全年的行动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这些对于妈妈而言都是当之无愧的。

Happy Mother’s Day, and have a great weekend.

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祝大家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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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https://www.whitehouse.gov/videos/2016/May/20160507_Weekly_Address.mp3

MP4:https://www.whitehouse.gov/videos/2016/May/20160507_Weekly_Address_HD.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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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9 May 2016 | 1:27 am(NZT)

美国最美的5条徒步路线

译者:巍峨群山 原文地址:gearjunkie.com

翻译:G4OUT

今年春季,《背包客》杂志推出了一本《秘境:国家公园100条最美徒步路线》向导手册,介绍了一些美丽得难以置信的户外徒步路线,我们挑出其中最美的5条介绍给大家。


#1:俄勒冈州,火山口湖国家公园,斯科特峰

(Mount Scott,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Oregon)

长度:5.2英里(8.4公里)  时间:1天  难度:中等

斯科特峰(Mount Scott)矗立在火山口湖(Crater Lake)的东侧,距美德福市(Medford)90英里(145公里)。

在这里,你可以走进马扎马火山(Mount Mazama)的火红色的过去,沿着这条5.2英里(8.4公里)长,可以当天来回的小道,你可以来到公园的最高点,俯瞰美国最深的火山口湖的壮丽景色。

高8929英尺(2722米)的斯科特峰(Mount Scott)是火山口湖(Crater Lake)沿岸的最高峰,峰顶景色宜人。火山口湖由马扎马火山崩塌后形成,湖水清澈见底,有如一面镜子一般映射着蓝天白云。

路线:

起点是一个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标志木桩,从这开始徒步,路径很明显。头0.25英里(400米)是一段曲折的浮石路,路上可以清晰的看见斯科特峰(Mount Scott)的北面。接着1英里会进入铁杉和白皮松的地盘,这时可以看见麦克洛克林山脉(Mounts McLoughlin),在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看到南边160英里(260公里)外的沙士达山(Shasta)。

接着是一段行走在森林里的浮石路,然后开始沿着山峰的北面曲折而上。这时占据你视线的是雄居北部地平线的希尔森山(Mount Thielsen),它是一处历史久远的火山颈。到达隘口后,你可以看到火山口湖(Crater Lake)西面的景色,和象钉子尖一样露出水面的巫师岛(Wizard Island),小岛是马扎马火山喷发的熔岩遗迹露出水面的部分。

最后的0.2英里(320米)长的冲顶路沿着山脊斜坡平缓上升,上面是一个防火瞭望台,在这里可以远眺克拉马斯湖盆地(Klamath Lake)(俄勒冈州最大的淡水湖),和环绕四周高耸入云的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Mountains)。在峰顶,你可以看到隐藏于此的碧蓝色的火山口湖,这个火山口是7700年前马扎马火山的一次剧烈喷发形成,那次喷发的强度是1980年喷发的圣海伦火山的42倍。在下撤回去之前,你可以在防火瞭望台下面一点找一个午餐地点,清风环抱,秀色可餐。


#2: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提顿山脊步道

(Teton Crest Trail,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Wyoming)

长度:38.1英里(60公里)  时间:3-5天  难度:困难

提顿山脊步道位于怀俄明州西部大提顿国家公园和22号高速公路之间,绵延39英里(60公里)。

这条经典越野路线大部分在8000英尺(2400米)以上,行走在大提顿公园的群峰之巅。

提顿山脊步道位于公园几座最高峰的西面,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在这个高度上看12325英尺(3757米)的提温诺特峰(Teewinot),12804英尺(3903米)的中提顿峰(Middle Teton),12928英尺(3940米)高的欧文峰(Mount Owen)和12700英尺(3871米)高的大提顿峰(Grand Teton),似乎它们都变大了一些。

“我无意对约翰·缪尔徒步路线(John Muir Trail)不敬”,前《背包客》杂志西北区编辑麦克尔·兰扎(Michael Lanza)说道:“但提顿山脊步道才是我终身不悔的挚爱!它有经久不衰,令人惊叹的景色,完美无缺的露营地点,丰富多彩的野生动植物,并且适合各种各样的驴友,这些合在一起轻松造就了它的无以伦比!”

(译注:约翰·缪尔徒步线被称为美国最经典的徒步路线。)

路线:

这条高山路线带你穿过点缀着美丽的山柳菊的苔原,一路奇峰罗列,层峦叠嶂,让人心旷神怡,目眩神迷,每一个露营点都是极佳的观景平台——其中死亡峡谷岩壁(Death CanyonShelf)的露营点更是会让你恨不得住在那里不走了。

整条路线从怀俄明州立22号公路提顿通道(Teton Pass)开始,到大提顿公园线湖(String Lake)结束,但还有很多很受欢迎的走法:可以乘坐提顿村(Teton Village)的电车到马里恩湖(Marion Lake),从10英里(16公里)处走上这条步道,这样能绕过2500英尺(760米)高的登山路;还可以从煤炭溪(Coal Creek)或者莫斯溪(Moose Creek)的起点开始走。从南往北走需要翻过更多的高山,但把最美的景色留在了最后。


#3:科罗拉多州,大沙丘国家公园及保护区,明星沙丘环径

(Star Dunes Loop, Great Sand Dunes National Park & Preserve, Colorado)

长度:6.6英里(10公里) 时间:1-2天 难度:中等

明星沙丘环径在科罗拉多州的中南部,在普韦布洛市(Pueblo)的西南方向100英里(160公里)处。

在巍峨群山的环抱中,沿着美国最高的沙丘爬上一整天,看看沙漠山谷,移动的沙山。

虽然大多数国家公园保护着的是我们星球上最瑰丽的景色,但大沙丘公园的这些压迫着周围群山的,巨大的,怪异的,由狂风堆积而成的,高耸入云连绵不绝的沙丘群,让你觉得来到了外星球。

当你来到这个黄沙漫天的沙丘世界,你似乎感觉自己紧急迫降到了外星球。而这里阴沉恐怖的声学现象加剧了这种外星印象:这片区域太安静了,安静到国家公园管理局用于自然声音保护计划里的超级灵敏的录音设备晚上什么都录不到。地球物理学知识可以解释为什么:沙子会吸收声波(一些录音室有时也采用这个方法消除杂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个30平方英里(78平方公里)的沙丘地区进行窃听是不可能的。

 路线:

这些沙丘提供了一种类似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的考察机会:这里没有路线,往里走1.5英里(2.4公里),然后你可以随便在哪扎营。保持平静,朝着接近1000英尺(300米)高的北美最高的沙丘,明星沙丘前进,感受沙子在你鞋底的震动,听着沙丘发出各种声响,似乎是叹息,似乎是口哨,似乎是咕噜,似乎是呻吟,似乎是狂叫。然后往梅达诺溪的西北方向走4.5英里(7公里),在沙丘里扎营,体会这里万籁俱寂的感觉。


#4:加州,拉森火山国家公园,高山湖泊群徒步路线

(Summit Lakes Trail, Lassen Volcanic National Park, California)

长度:19.1英里(30公里) 时间:2天  难度:容易

拉森山在喀斯喀持山脉和内华达山脉之间,在萨克拉门托市正北160英里(257公里)。

周末轻松的穿越湖光潋滟的高山湖畔,欣赏火山地貌。

拉森峰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岩颈园丘,它也是喀斯喀持山脉(Cascade)火山链的起点。这个10457英尺(3187米)高的由火山喷发的熔岩堆积而成的大家伙还在喷发中:嘶嘶响的喷气孔和沸腾的泥浆井环绕在它的侧面。

但它的湖光山色造就了这条公园里最美的徒步路线。你将在这条19.1英里(30公里),地图连线形状像棒棒糖一样的高山线路上穿行2天,看到八个森林湖泊,这一带是内华达山脉与卡斯卡特山脉汇合点。而更好的是:这里没有什么游客!因为周边的热门景区如沙士达山(Shasta),塔霍湖(Tahoe),优胜美地公园(Yosemite)等等把游客吸走了。

路线:

从徒步路线的起点开始,走过100英尺(30米)长的栈道穿过生机勃勃的德须草坪(Dersch Meadows)——这里经常可以喂黑尾鹿。然后一头钻进白松和红杉森林,0.3英里(480米)后转向左,沿着北露营地的边沿走。

沿着湖边走20码(18米),在下一个路口走左边,开始稳步上升400英尺(120米),到达1.3英里(2.1公里)处高原平台上的另一个路口,这里左边岔路可以到克拉斯特湖泊群(Cluster Lakes),但这条路在2012年的雷丁大火(Reading Fire)后被封闭了,所以我们接着穿过这个平台,然后往下走0.6英里(1公里)下降250英尺(76米),穿过碧蓝色的回声湖(Echo Lake)。

沿着上特因湖(Upper Twin Lake)的北岸,贴着悬崖走1.4英里(2.25公里),然后沿着下特因湖(Lower Twin Lake)的岩石南岸走。从东边穿过醋栗和熊果树丛,进入茂密的森林,沿路的树桩是2004年大火时砍伐的隔离带。在5.2英里处(8.4公里),绕着彩虹湖转一圈,在此你可以看到7272英尺(2217米)高的费尔菲尔德峰的郁郁葱葱的斜坡倒映在宁静的湖面,它是拉森火山3个火山渣锥之一。


#5: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从诗诗沙滩到阿拉瓦海角

(Shi Shi Beach To Cape Alava, Olympic National Park, Washington)

长度:30英里 (48公里)  时间:3-5天  难度:中等

诗诗沙滩在华盛顿州的西北角,太平洋海岸。

这条15英里(24公里)长的海滨路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公园系统里最棒的徒步线路之一。

虽然我们也很喜欢全世界的白沙滩,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海滨徒步路线要荒凉,要崎岖,要伴随着狂风骤雨。你可以从奥林匹克公园73英里(120公里)的海岸线的任何一点开始徒步,一直走到天荒地老,但我们还是最喜欢位于最北端的礁石密布,步履艰难的诗诗沙滩。

路线:

穿过2英里(3.2公里)的阿拉斯加云杉和西部铁杉森林,从一个50英尺(15米)高的断崖速降到诗诗海滩,这里有宽幅的沙滩,象叠叠乐积木那样叠在一起的岩石构成的海柱,柱子顶上还有树,满地的海星和寄居蟹。在沙滩南部边界的拱门点(Point of the Arches),我们可以看到一英里(1.6公里)长的石林、巨石和摇摇欲坠的海穹构成的壮观景象。在接下来的2英里(3.2公里),涨潮时太平洋会在几个垂直的海岬处吞没沙滩(带上潮汐表,只有在退潮时才能接近这个区域)。

找到起点:

从安吉利斯港(Port Angeles)出发,上US-101往西开5英里(8公里),转入SR-112继续往西开64英里(103公里)到尼亚湾(Neah Bay)。沿着湾景路(Bayview Avenue)开1英里(1.6公里),左转到福特大街(Fort Street),往前右转到第三大街(Third Street),然后在左转到弗拉德里角路(Cape  Flattery Road)。继续开2.5英里(4公里)后左转到胡巴克路(HobuckRoad)。然后开4.3英里(7公里),顺着去鱼苗孵化厂的标志到达起点。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7 May 2016 | 7:14 pm(NZT)

快速而经常性失败的隐藏心理

译者:斯眉翻译协作群 原文地址:bbc.com

美优管理咨询公司(Mu Sigma)是美国一家主营决策科学和数据分析的公司,其战略和价值部主管汤姆·波尔曼对连续失败有着深入研究。他认为,“业务的快速转型使企业面临不断创新的压力,通过持续进行的实验,新科技有可能应对这种挑战。”该公司的报告显示,在很多业务领域,快速和经常性的失败恰恰是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和关键所在。

美优的研究者们将他们的分析定义为“极端实验的力量”,认为科学足以证明失败可推动创新。这种方法得到医药、材料科学和汽车等行业工程师的证实。“处于技术最前沿的人总要面临失败,”黑戴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吉布斯,该公司总部位于英国,在美国和韩国设有分支,致力于开发高级石墨烯和纳米颗粒材料。吉布斯认为,为了开发成功产品,你必须尝试不同想法,从失败中学习,以达到最终结果。

波尔曼补充说,对生意而言,失败不是坏事,它只会导致其他事情发生,如果操作得当,反而可能坏事变好事。即使强大如苹果公司,也不乏失败的经历,比如史蒂夫·乔布斯早期开发的手持电脑Newton,刚一问世即告夭折。

反思做法

“很多人仍然认为失败是个人无能的标志,不惜一切代价尽量避免,”加州山景城Wrike软件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得烈·费列夫说,“但是当你把创建企业视为一系列实验时,你就开始看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费列夫的公司已经从早期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开始向其他公司提供项目管理服务。然而,当我们为客户管理项目时,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来更好地合作,为此我们开发了Wrike软件,并很快意识到,许多其他企业也存在这个问题。”结果是费列夫创办了一家全新公司。

同样,Treatwel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洛波·查帕里茂德也重塑了整个业务。起初该公司经营团购网站Wahanda,后来转型为在线发美容预订平台。“我不知道谁在建立企业过程中没有经历很多挑战,未作出相应变化,“他说,“如果很容易的话,那就太无聊了。” 当然,不断创新没什么新鲜的,从蒸汽火车到家用炊具,每一个设计都经历了多次反复。“任何创新都涉及风险,总会遇到不灵的时候,”NESTA研究所执行董事威斯特雷克说,该独立组织,致力于在英国增加业务创新。

潮流变化

对许多公司而言,2007年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创新过程戛然而止。它使企业更不愿承担风险,更害怕竞争和时间、成本压力。

但近十年后,科技公司和数字初创公司正在把实验重新置于发展版图上。从大数据到云计算,在科技进步的帮助下,实验成本大大降低。数字经济的增长意味着“知识正变得越来越快,迫使企业的思维与时俱进,”波尔曼表示。

这一点在软件开发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与建造炊具或冰箱不同,软件是一个容易做出新东西、并向客户提供产品更新信息以“抹平任何折痕”的行业。在一家创建数据中心的开源软件商OpenStack公司,“快速而经常性失败“哲学一开始就在创新系统中建立起来,他们的观点是,真正的突破不是来自对传统的改良,而是源于冒险。

“设想一下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NESTA的威斯特雷克说。由于实验的成本较低,在软件行业更容易采取“快速而经常性失败”的方法。对老式硬件产品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他补充说:“当一个行业被科技改变时,可能会有更多收益用于探索和冒险。”

产品发布前即已过时

以汽车产业为例。“甚至豪华车刚刚运到(展示销售间)已经过时。但你看看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公司。车载操作系统的更新马上被传递给客户,“威斯特雷克说。汽车上的车载操作系统,如卫星导航系统会迅速过时。现在,就像你的iPhone手机一样,这种软件可以轻松完成远程更新。

零售、音乐和制药行业也在采用随时随地创新的方式。“这使人感到不安,但实际上是一件好事,也是必要的,”波尔曼说。“它迫使公司摆脱既定观念,转变到一种不断实验和学习的模式。”

对波尔曼而言,创新往往就像移动的投掷飞镖:你可以试着投得更准确,或者多投几次,增加命中靶心的概率。

(本文为编译文章。由于网上盗版严重,为保护译者权益,今后不再在网上免费提供完整译文,只提供摘录和编译,敬请见谅。欢迎加入QQ群,参与协作翻译。)

Source: 译言最新精选 | 7 May 2016 | 7:03 pm(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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