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民 本报记者 郭红松摄

吕厚民，黑龙江省依兰人。生于1928年9月9日。1948年3月任小学教师，同年7月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被分配到照相科。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11月，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1950年1月调往中南海，专门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照相。1957年底，他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摄影科同新华社合并，他成为新华社记者。1961年，被调回中南海，任毛泽东的随行记者。1965年至1966年，任新华社江苏分社摄影组长。1975年 至1977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摄影组长。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一天，吕厚民迈入48岁的门槛。

　　时间，以这样的方式，“定格”了这位摄影家与一代伟人的“因缘”。

　　如今，83岁的吕厚民依然忙碌着。“在路上”，是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生活主题。摄影这个职业，给了他一副硬朗的身板，耳聪目明，精力充沛；反之，正是因为身体的允许，他得以继续背着相机，去亲近山水风物，去体味世事人情。

　　不过，那些“红墙”里的神秘故事，总是不时地被提起，越描越浓；那些已然成为经典的影像，嵌入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在出差刚回北京即将重新上路的间隙，吕厚民再度驻足回望自己走过的岁月，以冷静的语气、平和的姿态。故事再神秘，影像再经典，经过他的“调教”，变得平常如水。

　　或许，正是平常，成就了吕厚民的艺术高度，也成就了他的人生宽度。

　　淡然：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

　　他的眼里有两个毛泽东

　　如果子承父业，吕厚民会成为一名“豆腐先生”。他的父母依靠卖豆腐维持生计。中国世代因袭的观念在这两口子的血液里流淌着：自己艰辛，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他们送吕厚民进了学堂，让他断文识字。

　 　如果时势安稳，吕厚民可能以手执教鞭为生。1948年3月，他在家乡黑龙江省依兰县谋得差事，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但那个年岁，局势几乎天天翻新，哈尔滨 解放，长春解放，北平解放……百废待兴，人才是宝。读过高中的吕厚民跃跃欲试，恰好东北电影制片厂招收学员，他一举考中，被分配到电影厂摄影科工作。

　　时序为1949年7月，党的28岁生日，吕厚民开始与摄影打上交道。

　　之前，他对摄影的印象是读高中时，有位老师拿着一台折叠式的进口120相机，四处摆弄，“我很好奇，也很羡慕，但那时还没有实际接触到摄影，真正接触还是进了电影厂之后。”

　　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得到了命运的眷顾。新中国成立，他从东北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科；1950年初春，21岁的吕厚民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中南海警卫处工作，主要是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拍照。

　　担当这样的重任，摄影水平应该了得吧？可是这个门外汉，怎么这么轻易就掌握了摄影技巧，当时的相机又不像现在这么“傻瓜”？

　　吕厚民说：“不知不觉就会了。”

　　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何等荣耀！听到这样的消息，应该激动得要哭吧？

　　吕厚民说：“激动是激动，但还没有达到哭的程度，那时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

　　这样的调动，手续肯定很复杂吧？

　　吕厚民说：“当时我就去厂人事科开了一封介绍信，把铺盖卷一背就去中南海上班了。”

　　首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应该记忆犹新吧？

　 　吕厚民说：“第一次见到主席是个会见活动。我感到很幸福，甚至激动得有些紧张，似乎把照相都给忘了，只顾着看毛主席，因为那时只能在报纸上看到他，见到 真人自然很激动！活动结束后，真像做了一场梦。也许是太激动忘了吧，所以很多人问我第一次拍的是毛主席会见谁，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经过不断的接触，吕厚民开始以职业化的状态面对这位开国元勋。这时，在他的眼里出现了两个毛泽东。

　　“一个是在党务和国务活动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亦师亦友的毛泽东。”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李树峰总结道。

　　李树峰猜度当时吕厚民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要完成新闻记者的任务，恪尽职守地拍出可敬的毛泽东；一方面又努力在本职工作中体现人情和人性，拍出可爱的毛泽东。”

　　吕厚民之所以成为吕厚民，是因为他实现了矛盾的统一。

　　于是，在“宏大叙事”之外，透过吕厚民的镜头，毛泽东的日常神情得以永久留存：

　　他戴着眼镜，兴致勃勃地参观全国美术展览的一组孩童雕塑作品，表情也如孩童般天真；

　　他试戴少数民族参观团送上的富有民族风情的帽子，双手护着帽沿儿，乐呵呵的，眼光似乎还在搜索其他礼物，随时准备再试上一把（见图四）；

　　他正在畅游长江，浪花滚滚，尽管当时已经71岁，但动作舒缓，神态松弛，陶醉其中，快意盎然；

　　他赤膊上身，穿着短裤，坐在北戴河浴场的沙滩上，左腿蜷曲，右腿伸展，和女儿李纳、李敏一道，跟身边的侄子毛远新聊着什么，眼神充满了关切……

　　吕厚民以不再“激动得有些紧张”的心境完成了这些作品的拍摄。他以内心的淡然取景、对焦、摁下快门，使得镜头里的毛泽东也变得淡然起来，成就了一个标准模式之外的“别样毛泽东”。

　　良好的创作氛围得益于毛泽东开阔的心胸。“接触多了，就感觉主席也是个普通人，就像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从来没说你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所以在那个期间，虽然任务重，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吕厚民对那段岁月神往不已。

　　毛泽东处事的态度，也影响着吕厚民。

　 　1953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观光团。依照安排，一位名叫解秀梅的女文工团员向他献花。他们刚握完手，突然，比毛泽 东矮半个头的解秀梅踮起脚，用左臂紧紧揽住毛泽东的脖子，扑到他的怀里，泪如泉涌。吕厚民发现，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了以往常常挂在脸上的微笑，而且微微 地闭上了眼睛。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场景凝固在胶片上（见图二）。

　 　出生在河北高阳县于提村的解秀梅颇具传奇色彩。在朝鲜战场，每到宿营地，她就争着给战友烧开水做饭、烫脚，还缝补衣物、上山砍柴，甚至在天气寒冷时解开 自己的棉袄，把伤员的脚放在怀里温暖。她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是获得这项殊荣唯一的女战士，也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原型之一。

　　“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这事，直到这次采访，吕厚民头回听说。

　　他不太赞成对作品进行没有边际的意义引申，也不盲目寻求作品价值的最大化。

　　也就是这张照片，毛泽东闭眼的动作在特定的年代被过度阐释。有言论分析道，毛泽东在接见这些从朝鲜归来的文艺工作者时，心里想着在战场上牺牲的儿子毛岸英，失子之痛油然而生。所以，当解秀梅拥抱他时，他动情地闭上双眼，“缘于对包括儿子在内的志愿军战士的特殊情感”。

　　吕厚民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拥抱在当时还是西方礼宾的方式，毛泽东没有预料到解秀梅有这样的举动，他可能被吓到了，头低着，显得有些矜持。

　　吕厚民心里清楚，要让作品自身来说话，而不是人为地赋予过多的附加值，融入一重又一重的“合理想象”，结果让作品不堪重负，严重背离了创作初衷。

　　敏锐：快！周总理正向毛主席走来！

　　毛泽东笑道：“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悍”

　　好的摄影师应该具备一双怎样的眼睛？

　　吕厚民的答复是：灵敏。深邃。

　 　“不但要时刻注视常常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瞬间，还要努力捕捉转眼即逝的美好瞬间。摄影是瞬间的艺术，明天的历史。不要忽略重要的瞬间，就要有好眼力，即较 高的认识能力。不要错过转眼即逝的美好瞬间，还要有较高的技艺和较强的应变能力，这是认识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高度统一。”这是2008年吕厚民为自己的影展 写下的文字。

　　此乃他一生经验的总结。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结束了，代表们开始有秩序地离场，吕厚民有意识地等着。这时，他往主席台扫了一眼，眼 看着周恩来起身，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但没有朝外走……“快！周总理正向毛主席走来！”一个闪念之间，吕厚民举起了相机。

　　毛泽东正在伏案看文件，发现周恩来到了跟前，连忙起身，两人拿着文件开始交流，看上去心情都不错（见图一）。

　　“咔嚓”一声，吕厚民将这对亲密战友的神态永久定格。这幅合影，后来被制作成宣传画，在全国发行无数。

　　这张照片的抓取，看似不经意，但要是知道了吕厚民当时的“装备”，就能明白其间充盈着拍摄者何等的艺术功力。

　 　“我当时用的是美国的闪光灯泡，每照一次就要换一个灯泡，换一张底片。拍照时，先要把片子上好，装好灯泡，然后把片盒拉开，把距离调好，再按快门。这中 间要有一系列程序动作，不像现在全自动。那时就能拍一张，拍第二张两个人就离开了。如果你不等，不准备好，这张照片就拍不到了。”吕厚民的回忆依然清晰。

　　这不禁令人纳闷，现在摄影器材已经步入电子化、智能化时代，但为什么难见好的摄影作品？

　　已故的摄影界前辈徐肖冰对吕厚民的评价或许能解开这个谜团：“吕厚民先生反应敏锐，善于捕捉住关键的瞬间，使拍摄的作品显得真实、自然。他的作品构图简洁，用光讲究，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

　　一幅上乘的摄影作品背后都有摄影家的思想意识在支撑。

　　吕厚民敏锐的反应能力贯穿他的艺术生涯。

　　1958年9月，他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访问，并作为随军记者留下来采访。

　 　那时，志愿军分批启程回国。一天，他来到朝鲜的成兴北道市沙里院大街，人山人海，他远远看到一队朝鲜人民军正簇拥着两位志愿军走了过来。他判断“有好事 要发生”，赶紧挤进人群，寻找合适的拍摄位置。这时，他发现身旁停了一辆朝鲜人民军的吉普车，到车顶拍照将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当即向司机讲明情况，得到了 许可。于是，题为《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照片“一拍而就”。

　　“照片中挥舞着鲜花、情绪饱满的志愿军被高高抬起，昂首向前。整个欢送场面气氛十分热烈，表现了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鲜血铸就的胜利喜悦。”吕厚民坦承，这幅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关键是找到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好角度。

　　好的影像是全球通用的语言。这张照片先后斩获德国摄影银牌奖、前苏联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金牌奖、古巴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一等奖。

　　在古巴的这次获奖是在1963年。正陪同毛泽东在杭州的吕厚民接到北京的电话，告知古巴邀请他前往访问一个月。

　　吕厚民想出外见识见识，立马向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示。汪东兴拿不定主意，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结果顺利地得到了首肯。

　　“我当时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摄影记者，在主席身边工作时间也不短了，他也没怕我泄露机密，出去以后会被敌对势力策反，收买了，被拐跑了。应该说，领导对我很放心。”吕厚民很感激毛泽东对他的这份信任。

　　在古巴，吕厚民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风景名胜。回国不久，他跟随毛泽东坐专列去了江西考察。

　　散步时，毛泽东问起吕厚民在古巴的见闻。当时，吕厚民刚给新华社写过内参，汇报他对古巴各方面的了解情况。毛泽东一问，他自然对答如流。旁边的人还告诉毛泽东，吕厚民这一行收获不小，拍摄了好几百张照片。毛泽东更来了兴致，笑道：“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悍。”

　　与毛泽东相处的12年，吕厚民赢得了这位伟人足够的尊重，他们合影共计有5次，还给吕厚民签名留念，甚至在“文革”期间帮他安排工作。

　　从毛泽东逝世到现在，每年的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纪念日和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有时间他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表达哀思。

　　美籍华人王威曾著文说，2004年，吕厚民在纽约曼哈顿举行影展，他们之间有过一次畅谈，内容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

　　吕厚民告诉他，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推翻了几千年压迫劳动人民的旧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帝国主义势力清除掉。确实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光明进步的全新面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没有这个阶段，后来的一系列发展都不可能。

　　吕厚民坦言“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吃了些苦，还被扣上“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的罪名。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的事，要客观地看待整个历史。

　 　王威还记述了吕厚民对毛泽东个人生活的回忆：“毛主席的生活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个人特权，他的家庭和子女，也是普通老百姓。主席的孩子穿着普通衣服，和其 他同学一样住校。子女买蚊帐到学校去用，也是拿着国家分配的布票，到街上去买。我们随主席出差到外地，临走时也要付钱付粮票。他过生日请我们工作人员一同 吃个便饭，最多也就是吃个红烧肉，哪里有现在的大龙虾鱼翅鲍鱼的……”

　　这样的声音让王威起初有点不太适应：“我是第一次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纽约，听到这样勇敢坦荡的从正面评价毛泽东的声音，钦佩之余，不禁有些吃惊。”

　　积淀：艺术和生活上双向“开弓”

　　穆青说：“他是一个真诚面对生活的摄影家”

　 　“如果把吴印咸拍摄的为八路军指战员做报告的、穿着打补丁裤子的毛泽东的照片，埃德加·斯诺拍摄的站在窑洞前戴着八角帽的毛泽东的照片，郑景康拍摄的戴 棉布帽、瞭望远方的毛泽东的照片，陈正青和侯波拍摄的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照片，与吕厚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毛泽东的照片并列起来， 人们会看到毛泽东形象的变化。”李树峰把吕厚民的创作放到一个整体背景上进行考察。

　　他说，这些照片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精神风貌，也折射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直至执政的历史，它们在诞生和广泛传播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中起着巨大的精神引领作用，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是强大的宣传武器。

　　吕厚民是其间的重要一环。

　　“先生风范儒雅，胸怀豁达，积极，德高望重。论其功业，殊可表述，影响甚广。”摄影家于云天对吕厚民心怀崇敬。

　　在摄影界，吕厚民被尊称为“吕老”，这基于他的艺术禀赋与人格魅力，基于他在艺术和生活上双向“开弓”，积淀着自己的人生。

　　读吕厚民的摄影作品是一种享受，读他的摄影评论文章也是一种享受。这位曾经的小学教员，自然有着“先生”的架势。

　 　他为专事拍摄仙鹤的影友写评析文字：“鹤翔——那种‘俯瞰九江水、旁瞻万里壑’的境界；鹤鸣——那种回荡九皋，‘声闻于天’的震撼；鹤舞——那种‘三山 碧落不归去，且向人间呈羽仪’的仪态；鹤立——那种‘幽闲靖节性，孤高伯夷心’的高雅……作者向我们展示了鹤的神奇、圣洁，让我们人类自渐形秽，倾心向 往。”

　　这样的运笔和用典，不仅让人对他所力推的作品“倾心向往”，也对文字本身“倾心向往”。

　　有影友致力于捕捉故乡的风景、民俗和社会百态之中的瞬间之美，誓把家乡的自然美转化为艺术美。吕厚民觉得这个路子走对了，吟咏清代女诗人郭六芳的诗句以示赞许：“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

　　这样的鼓励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而又恰如其分。

　　吕厚民喜欢和全国各地的影友交流、切磋，不端架子。尽管身上的光环一层叠一层，但他不习惯搞特殊，尤其是出外采风时。

　 　李树峰说，每次和吕厚民一起外出时，他总是背着很重的摄影包，爬高走低，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不愿意别人背他的摄影包。“有一次在黔东南一个村子旁边，我 又抢背他的包，他说你不要抢，包必须我自己背。不然这次你背，下次他背，慢慢地我就背不动了。我自己背着，就一直能背下去。”

　　吕厚民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文革”期间，吕厚民在江苏兴化市度过了5年的光阴。当地的老百姓对他很友好，给他充足的创作空间，于是他拍摄了大量水乡的特色照片。他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2004年，兴化市计划给他建个摄影展览馆，他积极配合，无偿地拿出了上百幅有关毛泽东的摄影作品及兴化风光图片。

　　兴化有个油菜花节，惹得游客接踵而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得益于吕厚民。当初下放时，他用镜头记录了这里的油菜花，一幅名为《垛田春色》的照片很快就被制成刺绣，刺绣又走进了广交会，一下子让这里声名鹊起。

　　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节庆活动，以前成天围着田埂转或围着锅台转的“船娘”们有了新的“工作”——给游客拍照。如果有人质疑她们的技术时，她们就嚷开了：“给毛主席拍过照片的著名摄影家吕厚民教会我们照相的呢！”

　　尽管曾经身处“红墙”里，但吕厚民始终没有摈弃过平民情怀。

　　新闻前辈穆青生前说过，吕厚民的摄影作品，证明只有透过心灵捕捉到的瞬间，才能折射出生活真实的光与影，透视出生命的真谛，“他是一个真诚面对生活的摄影家”。

　　1953年春，毛泽东在武汉随机地跟一位卖豆腐的商贩攀谈起来，询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家住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有几个孩子，都上学了没有……吕厚民把这个极富生活气息的场景镌刻在历史的图景里。

　　敬仰毛泽东的吕厚民也希望自己能秉承衣钵，始终以宽厚的胸襟和深厚的情怀对待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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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962年，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