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阮鸿献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县的西洱村。

阮鸿献的父亲是供销社职员，母亲是农民，家庭条件非常普通。阮鸿献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排行第四，因此被家里人称为“老四”。

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物资匮乏，购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特别是在农村，面临着缺医少药的问题。

1974年，阮鸿献8岁。有一天，阮鸿献的一个小伙伴突然肚子痛，额头上冒冷汗。小伙伴的父亲以为只是普通中暑，就用土方子刮痧。

可小伙伴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农村又没有药，父亲只好背着小伙伴，徒步去18公里以外的卫生院求救。

还没有到卫生院，小伙伴就不治身亡了。

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阮鸿献非常悲伤，对生死还很懵懂的他一直问父亲：他为什么会死？

父亲告诉说：如果当时有一盒8分钱的十滴水和8分钱的清凉油，他就不会死了。

阮鸿献问：为什么我们村子里的供销社没有卖？

父亲又告诉他：因为村里太落后了，只有城里才有。

阮鸿献又追问到：那什么时候，我们村子里才有卖？

父亲说：现在不可能，以后还不知道。



少年阮鸿献（左一）和他的小伙伴

小阮鸿献陷入了沉思，并暗暗发誓：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让村子里有十滴水和清凉油卖！

让阮鸿献想象不到的是，就这么一次思考，让他这辈子与“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初中刚毕业，有一天晚上，父亲对阮鸿献说：老四你初中毕业了，高中还怎么读？你想一想。

聪明的阮鸿献，很快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两个姐姐和哥哥都还在读书，父亲承担不起，想让他回家务农。

想了两天，阮鸿献非常体谅父亲的苦衷，就没有再继续上学。

于是，阮鸿献白天就在家干农活，晚上就到供销社帮父亲打杂，负责装袋收购中药材。

这份兼职，最大的收获，是让阮鸿献熟悉每种药材的功效、价格和来源。

白天干农活很辛苦，阮鸿献并不怕苦。但干了一年，他就干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了。

哥哥和姐姐还要读书，即便他辍学务农，还是支撑不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阮鸿献跟着伯伯去昆明卖自己种的甘蔗。卖完甘蔗时间尚早，他就到昆明的宝善街转悠。

在宝善街的药品收购站，阮鸿献注意到，这里一公斤金银花的收购价格是6元。



80年代的昆明宝善街

他敏锐地意识到：在父亲的收购站，每公斤只要2元，这其中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间。

回到家里，当天晚上，阮鸿献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父亲，并且说出了他的想法：把收购站的收来的金银花，拿到昆明去卖，赚取差价。

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但对投机倒把依然很是敏感，父亲当即表示反对。

为了说服父亲，阮鸿献坚定地对父亲说：你先把收购站的金银花借给我，你不用担心我还不起你，我只要卖掉了，我就去山上摘来还给你。

这句话，触动了父亲。

1980年，14岁的阮鸿献，扛着两袋共40公斤的金银花，连夜爬上了当晚开往昆明的载货火车。

阮鸿献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一手抓住金银花袋子，一手扶着栏杆。母亲怕他会睡着掉下火车，让他系了一根腰带，拴在火车栏杆上。

站了7个小时，到达小喜村车站，为了省路费，阮鸿献又扛着40公斤金银花，步行10公里到达宝善街。

这次昆明之行，阮鸿献赚到了240元，这是一个公务员半年的工资。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兴奋之余，他在宝善街，大吃了顿——一碗过桥米线和2个冰棍。

回到家，第二天，阮鸿献就上山去采金银花。忙活了一天，才采来2公斤，这让阮鸿献非常焦虑，靠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40公斤啊。

于是，阮鸿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动员了全村100多人来帮他一起采花。

很快，阮鸿献就收到了200多公斤金银花，还掉供销社的40公斤，剩下的他又拿到宝善街去卖。

一个月下来，14岁的阮鸿献赚到了10000元，成了当时的稀有动物——“万元户”。

阮鸿献的商业天赋开始显现，一条完整而又简单的商业模式被他走通了：一手从农民手上收购药材，一手将药材卖给收购站。

就这样，阮鸿献开启了他的药材商业之旅。

三、

1981年，15岁的阮鸿献，成立了“鸿翔药材部”。大部分人在这个年纪，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而阮鸿献俨然是一名小老板。

说是老板，其实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仪，收药、卖药，全是他一个人干。

阮鸿献先是在乡里面收药，收完乡里的，他又去别的乡收。所有乡收完了，他又去县里收；县里的收完了，他去整个红河州收；红河州收完了，他又去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文山...



在西双版纳收药的阮鸿献

仅仅一年的时间，整个云南省有乡镇的地方，都留下了阮鸿献的足迹。

1983年，17岁的阮鸿献，花了2800元巨款，买了一辆铃木摩托车。他以每年15万公里的行程，在云南跑了3年，共跑了45公里。

到了1986年，20岁的阮鸿献赚到了200万元，成了弥勒县的高富帅。

也就在这一年，阮鸿献遇到了同样对中药感兴趣的刘琼。那个时候，阮鸿献全身都是中药味道，刘琼就被他身上的中药味给吸引了。

刘琼大阮鸿献一岁，两人当年就坠入爱河，喜结连理。



刘琼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两个人可以走得很远。

女主内，刘琼负责财务；男主外，阮鸿献负责收药。男女搭配，生意越做越大。

1989年，阮鸿献把生意地盘扩大到昆明，在昆明开了药材收购站。当时，昆明鸿翔药材收购站，每天都有一辆东风牌货车，在这里卸货，生意红红火火。

但阮鸿献的生意，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1年，昆明成立了菊花村药材市场，一时间，所有的药材，都能在这里找到。

靠倒买倒卖，信息不对称赚差价的阮鸿献，瞬间就失去了市场。

阮鸿只好改变策略，以前药材都卖给医药公司，现在他只好往下游走，把药卖给药店、医院和药厂。

很快，阮鸿献又找回了原来的市场。

但市场瞬息万变，1993年，国家出台了政策：药店不能再向个体户采购药材。

可当时阮鸿献不能注册公司，为了不失去市场，他不惜花血本20万元，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将公司名字改成鸿翔发展有限公司。

有了公司，阮鸿献如虎添翼，销售额越做越大，但风险也越来越大。

1996年，亚洲发生了经济危机，很多公司都出了三角债。阮鸿献的鸿翔发展，有两三千万的货款收不回来，危机再一次来临。

三、

阮鸿献上门去客户公司要债，客户对他说：要钱没有，要就把药拉走。

为了挽回损失，阮鸿献成立了华龙商社，拿到了中西成药的经营许可证，准备开零售药店，把收回来的药拿去卖掉。

1997年，鸿翔中西大药房在北京路开业。阮鸿献做好了第一个月亏损1万元的准备，超出他意料的是，当月药店盈利7000元。

第二个月，药房又盈利2万元。看到开药店巨大的利润空间，阮鸿献正式开始了业务转型。从收购药材，转到做药品零售，阮鸿献正式进入到了药品零售行业。

尝到了开药店的甜头，阮鸿献不断复制，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开出了18家大大小小的药店。

与此同时，刘琼也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方向。1998年，33岁的刘琼开了一家“圣爱中医馆”，拥有了与丈夫不一样的事业。

不断开店过程中，阮鸿献发现了一个问题，药店数量很多，但名字都不一样。为了品牌化运营，他想统一一个名字。

回顾自己20年的，一心一意就只干了一件事：卖药，于是，他将药店名字改为：一心堂。

2000年，不到一年时间，一心堂的招牌挂在了阮鸿献的所有药店上，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



随着一心堂药店越开越多，阮鸿献的鸿翔集团，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04年，鸿翔集团销售额做到了16亿，全国排名16位，成为了云南省最大的药品零售公司。

阮鸿献，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滇南药王”。



但阮鸿献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了全国扩张。在阮鸿献带领下，一心堂高歌猛进，在广西、四川、贵州、重庆等省份开店。

2010年，走出云南的一心堂，成为了全国药品零售行业的领头羊。

4年之后，一心堂成功登陆A股上市，募集了7.49亿元。



借助了资本的力量，阮鸿献用募集来的资金，一口气又开了1500多家药店。

为了快速做大规模，一心堂不仅自己开店，还开启了药店收购之路。

四、

然而，就在一心堂一路狂奔之时，阮鸿献和刘琼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与很多创业夫妻一样，可以共艰苦，难以共富贵。

阮鸿献一心卖药，却没能与妻子一心走下去。

但与很多创业夫妻的撕逼离婚，争夺家产和公司控制权，而导致公司没落不一样，阮鸿献和刘琼和平离婚。

2017年1月份，阮鸿献和刘琼签署了离婚协议，对双方股权进行了分割。

阮鸿献持有一心堂1.76亿股，占比33.75%；刘琼持有9564万股，占比18.37%。按当时的市值，阮鸿献财富37亿，刘琼20亿。

换句话说，阮鸿献给了前妻20亿的分手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天价离婚。

离婚，并没有给一心堂带来负面的影响。阮鸿献苦心经营的一心堂，依然在高歌猛进。

2020年，直播带货大火，阮鸿献也与时俱进，开启了个人带货首秀。3个小时，582万人观看，共卖出了4000万元的药品。

其实，进行直播带货，形式大于实际。这是阮鸿献的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表现，从借药倒卖，到收购药材；从收购药材，到药品零售；再从药品零售，到上市并购。正是阮鸿献一步一步尝试，一步一步发展而来。

目前，一心堂市值246亿元，阮鸿献个人财富膨胀至81亿元。同时，一心堂全国门店数量，达到了6911家，居全国之最。

或许阮鸿献从来也没有想过，初中毕业，仅靠卖药，穷小子居然能够成为云南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