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火重燃,为什么总是华为受伤?

在美国面前,华为只是一个小弟弟。

当年任正非说到这句话时,曾让人唏嘘不已。

华为,这个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在通信设备核心技术方面拥有多项专利、业务已经遍及全球的中国明星企业,在面对美国的“贸易战”时,仍然要感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8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备忘录,要求其最高贸易谈判代表莱特西泽根据《1974 年贸易法》,研究决定是否对中国在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发起“301 条款调查”。

这个“301 条款调查”,属于美国国内法的一部分,贸易代表将先以贸易补偿或者消除贸易壁垒的形式与他国政府进行协商;如果协商破裂,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对进口设限等手段来进行制裁。

在冷战时期,这个非常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条款曾被多次用于美国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但当 WTO 框架协议开始通行之后,“301 条款”就很少再被提起了。

这一次启动尘封已久的“301 条款”,虽然美国方面表示“无意挑起贸易冲突”,更不是针对中国,但此次调查主要关注半导体微型芯片领域,显然会对华为、中兴这样的在美发展通信设备厂商产生影响。

尤其是华为,这些年因此受过的“伤”应该差不多可以写一部编年史了。

华为的美国征程是一部血泪史

任正非与美国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之深了。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就总是喜欢去美国考察。

在他写的一篇名为《六点美国印象让我心酸》的文章中,他就曾感叹道,美国优美的自然环境、领先的教育制度、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发达的科技、先进的管理、优秀的影视艺术等令人钦佩,而中美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差距,也着实令人感到心酸。

中国人不出去看一看,闭门造车,不仅不可能赶上别人,而且可能从时代的列车上摔下来。

美国,一个以高科技产业为骄傲的国家,不仅拥有基于此的广阔繁荣市场,也在技术、人才等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正是因为如此,华为也一直在以向美国市场进军为目标做着努力。

据说曾经在与美国一家通信公司谈合作计划时,华为的招聘人员是这么说的:

你们的团队需要多少位工程师?几百位?这不是问题。

不是财大气粗在显摆,在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到现在的三十年间,华为早已从当年的交换机销售代理商成长为了世界顶级通信设备供应商,拥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是华为从国内走向世界的底气。

但是即便已经在全球取得领先地位,在美国这里,华为依然步履维艰。

2010 年,华为曾经试图收购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业务,但美国政府认为这项交易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下令终止了交易。

2011 年,华为又与服务器技术公司 3Leaf 达成了专利收购协议,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又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搅黄了这笔交易。

到了 2012 年之后,这些指控更加变本加厉。美国众议院曾发布报告,称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于是发起了长达一年的调查;2013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还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部门的信息技术设备采购要提前评估,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的厂商时。

在这些压力之下,华为一度“放弃”美国市场,转而前往欧洲拓展海外业务。

不过面对美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华为的重心转移也只是卧薪尝胆。任正非就曾提出,“总有一天我们会反攻进入美国的,什么叫潇洒走一回?光荣去走进美国。”

在华为的业务门类中,网络通信设备是其中的主力选手。鉴于这一业务在美国市场频频受挫,近年来,华为转而通过个人消费者业务和企业级业务来“曲线救国”。

2015 年,华为与 Google 合作发售了 Nexus 6P 智能手机;2016 年,华为旗下荣耀系列手机在美国的电商平台上线销售;后来,华为又和微软联合要在美国推出 Matebook。

尽管做智能手机和 PC 并不是华为的传统项目,但随着近些年的技术深耕,华为智能手机已经在国内外市场上积累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专门负责消费者业务和终端产品的华为高级副总裁余承东就曾提出:

华为要在五年内超过三星和苹果,成为市场份额超过 25% 的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生产商。

与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不同的是,智能手机等个人消费品很难从信息安全的角度进行“发难”,因此华为在美国市场的智能手机销售并没有在政策上遭遇太多挑战。

然而好景不长,2016 年 6 月,美国商务部向华为公司发出行政传唤,要求华为提供过去五年间向古巴、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出口或者再出口美国技术的全部信息,用以配合美国调查其是否违反了美国有关出口管制的相关规定。

虽然没有直接把东西卖到美国,但在华为的网络通信设备中,使用了很多美国本土公司制造的电子元器件,比如建造基站时的 FPGA 半导体电路(基本由美国的英特尔和 Xilinx 垄断)、CPU,以及软件方面的数据库(主要有 Google、微软和甲骨文垄断)等等。这可能会与美国对以上几个国家的出口禁令相冲撞。

一旦调查结果属实,美国政府可能会做出限制向华为提供美国技术设备的禁令,这无疑会对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通信设备业务产生不小的影响。要知道,另一位家同样饱受调查之苦的中国好哥们中兴,就曾因此项指控被列入美国出口限制名单。后来,中兴还是通过裁掉自己的多名高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美国暂时解除了禁令。

这一次,调查又毫无意外地降临了。不过特朗普这次针对的,不是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而是美国企业要通过转移技术、下调价格、跟中国企业合作等方式来进军中国市场。他们担心的是,为了获得这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充满诱惑力的大市场,美国企业会不惜送上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

这样充满熟悉的画风、熟悉的味道的调查,早已是华为在美国遭遇过的重重阻碍的一个缩影。只要华为还在美国市场一天,这场斗争就应该不会停止。

为何被针对的总是华为?

当过兵的任正非有着军人一般的雷厉风行和心直口快,他曾指出:美国虽然提出了经济全球化,但也在逐渐退向贸易保护主义。

就拿这次对中国提起的“301 调查”来说,表面看是调查知识产权,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场贸易战。一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就表示,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只是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虽然短期内会使部分美国人受益,但长期来看,此举无益于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次华为陷入中美信息技术领域的贸易纷争时,它在网络通信领域的老对手思科,都会准时出现在这个博弈场上。

事实上,这个梁子早在十几年前就结下了。2003 年,思科在美国起诉华为和华为美国分公司,指控对方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虽然后来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当 2012 年美国众议院发起对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指控时,思科再次旧事重提,称华为曾在 2003 年的那次版权案中涉嫌虚假陈述。

多年来,随着华为的迅速成长,双方的博弈并没有弱化的趋势。思科在美国鼓吹华为侵权,中国这边的舆论就把思科当成阻碍华为海外发展的幕后推手,就连双方的员工,也经常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说到底,思科和美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处处针对华为,怕的不是“威胁国家安全”,而是担心华为的崛起威胁到自己的商业和贸易利益。

2016 年,华为在国内申请的专利数量为 52550 件,国外申请专利数达 30613 件,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如今就连苹果公司也需要向华为购买专利许可,华为已成为与苹果、三星、高通、爱立信等巨头一样的技术专利大户。

不断在技术创新、商业拓展上面进步的华为,如果说十几年前就已经被思科视为了“眼中钉”,如今更是成为了“心腹大患”。有人说华为的企业文化是“狼性”,在这匹正变得越来越强壮的狼朝自己奔来时,思科和美国政府必然会出手阻拦。

尤其在特朗普这届政府中,用“贸易保护主义”来重新夺得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统治地位,正成为一件越来越习以为常的事。

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最高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西泽,一向公然宣称自己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另一位出任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的彼得·纳瓦罗,则是著名的对华鹰派人士;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亿万富豪威尔伯·罗斯,也是“美国至上主义者”。

这三位美国贸易政策领域的核心人物,可能直接决定了,美国将对外采取比较激进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在面对中国这样越来越被视为“威胁”的对象时,一场前所未有的中美贸易战可能随时会打响。

作为中国出海企业的代表之一,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被率先拉来开刀,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就像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总是处在对立面一样,在各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贸易战”和经济制裁,最后造成的只会是一损俱损的局面。这样一来,以后受伤的可就不只是华为,而是更多中美两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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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网红店排队做“托”:9小时排队5次赚140元

来福士广场的一家奶茶店在今年上半年晋升为“网红” 。 视觉中国 图

位于来福士广场的一家奶茶店在今年上半年晋升为“网红”,人气最旺时,要排队七小时才能买到。

这周,记者在上海人民广场和徐家汇,干了5趟“排队的活”,总计9小时,赚得140元。

因为排队的事,愈发让人看不懂了——上海人民广场隔着一条马路的两家店,一卖茶饮料,一卖传统糕点,数月前动辄排队数小时,人称“人广双雄”。众人皆见,四周“黄牛”叫纷纷,排队路人欲断魂。那之后,“网红店”被复制推广,时不时会有面馆、馄饨店、家具店等,从默默无闻到猛然间门庭若市,竟有盛夏露天排队近百米、遮阳伞接成长龙的“盛况”……“假排队”的质疑从未停歇,“网红店”的声明总在否认。还有店家公开“赌誓”:若有人能拿出该店雇人排队的有效法律证据,全店相送。

争论喧嚣间,“网红”更红,但人们心底深知它不合常理。何等诱惑,能抵得上三五小时的排队耐心?可好奇心愈起,“稀缺”便体现价值,几十元钱的饮料和糕点,便能在朋友圈里享受一把被羡慕的感觉,让人心痒痒——

好一出“心理战”和“营销戏”。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网红店”排队的真真假假,目前落实证据和具体执法存在困难,记者想深探究竟,故应聘“排队托”,去看那众生相。

“自己人”与“真客人”

9时45分,人民广场的来福士广场门口,正是记者这批“排队托”的集合点。这是昨晚在微信群里约好的。在各种兼职网站和群里,“排队充场”均被形容为“打酱油活”,轻松、凑数。

“同事”总有一两个掉链子的,拖拖拉拉,群里各种迷路和问路,10时出头才凑齐11人,一路逶迤去干活。任务是给附近一家新开业的、不过数平方米临街热狗店“捧场”——干活前领队集中吩咐几句要点,一要买最便宜那款热狗,可打包也可自己吃,留好小票事后报销;二是别紧张,切忌猥琐张望,要自然大方,装成普通客人;三要在群里听指挥,有时可分批去,有时要一起排队“轰”一下。

众人无异议,开工。

等热狗的间隙,大家站在店门附近玩手机。领队常在附近巡走蹲坐,观察队伍,视情在微信群里发来注意事项:“排成一队,要有秩序”“等候时也尽量在旁排成一队”“热狗也可在门口吃”。

新人新店新工作,大家都挺认真,不过似乎也免不了尴尬——热狗做得挺快,即便十来人排队,并敬业地在店门外消磨时间,前后逗留也就20多分钟,若三四人分批去排,不过十来分钟。大多数时候,记者环顾四周,竟都是“自己人”,彼此默默使个眼神,相视一笑。偶尔,在消磨时间时有“真客人”来,见排队,稍迟疑,店长机灵,招手脆喊:“这边点单。”排队者们便迅速自觉地让出一条道。

或许是考虑“自己人”的“重复率”不能太高,于是每人每两小时只能排3次,真正的“工作”时间不过约40分钟。其余时间,自由活动,玩手机之外,可以逛书店或超市,吹着牛和空调,等群里召唤。

休息的间隙,大家分析起这家热狗店的成败得失。有人嫌它产品单一,热狗不好吃再请人排队也没用;还有人说,市口不好,周围居民多是大爷大妈,适合卖葱油饼和大饼油条,这种针对年轻人口味的热狗该开到学校附近去。大家还给热狗店算成本,要负担店租和人工,一天至少得卖出200根热狗,可到了17时30分,看收银条上的编号,当天不过卖了73根,其中还有不少是“自己人”买的……

原本沉默的领队忍不住插话:“店家出钱太少,排队人太少了……”他和对方商量过,至少要四五十人,十人一批来排队,这样人流不断气势足,重复排队的间隔时间长了,组织者、排队者也相对轻松。他举例说起上次组织给某茶饮料店排队充场,叫了100多人;还有一次,他为某限量版手机造势,召集来1000多人,而且几乎都是大学生。“给多少钱才能干多少事。”他说。虽然抱怨店家出资不够,但他当天的朋友圈,仍然发布了该热狗店排队的“火爆”照片和视频,配文字:“生意杠杠的。”

干这行,他自称是“元老级”,还有个颇具江湖气的网名兼绰号。真名不知,姑且称之为“大哥”。

圈子里的熟面孔

“排队托”有圈子。在人民广场和福州路沿线,无论是“人广双雄”还是各家青团、月饼店附近,不少人都识得“大哥”。

这家热狗店的排队生意,便是“大哥”谈下来的。店方的要求有“18到35岁”“人尽量不要重复”“最好是女生”等,签了合同,排队持续一周,每天上下午各一场。“大哥”给大家开出的酬劳,是每小时15元,现场结账,手机支付,方便得很。

虽是“打酱油活”,可招人似乎不易——年龄受限制,工作时间短,赚钱也不多。为避免“重复”,参与一场后只能隔两天再来。记者还特意换了服装造型和眼镜,想不到,竟数次偶遇熟面孔。

有一对说上海话、50来岁的“姐妹花”,其中一位戴墨镜、穿花衣,她见路人迟疑时会主动“敲敲边鼓”:新鲜事物,总要尝尝看吧。她们的计划,是趁这几年没事干,“混混日子”,若有了孙子、外孙,便不出来了。她俩抱怨领队太较真,用年龄限制不让她们多来。据她们观察,现在好些店排队都要求年轻人了。“哪来这么多年轻人有空?依我看,退休工人最适合来排队。”墨镜阿姨说。

熟面孔里最年轻的,是一位20岁出头的姑娘,微信里有数十个兼职群,一刷不见底。她自称身体弱又不擅长沟通,便辞了销售专做“打酱油活”。她给记者看最近的“好活”,比如某饭店充场,“坐店里玩玩手机就行,每人130元,年龄18到28岁,穿着整洁干净”;还比如某会展中心招人充场,“只要女生,自备不限任何款式笔记本电脑、打开电脑可以玩游戏上网看剧,无任务,工资3天300元”;还有“装作面试的人,1个小时40元”……一番挑选,她更喜欢七夕节去某商场假装情侣充场,想浪漫地过个节。

在一边低头玩着某手机游戏的小胖突然冒出一句:想不想来给手机游戏活动充场?但需要“玩得好……账号至少有14个英雄”。姑娘听得迷茫,请小胖说点“靠谱的”,小胖便说起自己的“丰功伟绩”:陆家嘴某商场招人假装逛商场,他招了300人;前不久松江区某商场活动,150人来排队,也是他组织的……于是大家纷纷加了小胖的微信,求工作。

“自己人”中,“卧虎藏龙”。某日收工后,记者和“同事们”闲聊,有人说起“姐妹花”,感慨人家够精明,今年2月便开始在“人广双雄”排队,半年来光排队,每人赚了至少1万多元。说完,对方感慨自己后知后觉,6月才去排队,只赚了点小钱。接着,她便带记者去看看,某“网红茶店”如今还能排队赚钱否?

不过,这类排队赚钱的活,倒是与充场不一样。记者在“网红茶店”门口结识了两名“黄牛”。他们目前的赚钱模式,是买好茶饮料后,候在商场门口低声向路人兜售:“现货要么?不用排队。”

一位“黄牛”大叔怀念半年前最红火的光景,他一天随便能卖出去三四十杯,每杯至少加价50元。如今,他带着点愁苦,说生意不好:他16时来,到天黑才卖出去4杯,每杯不过加价10多元。记者说起“大哥”刚接的一个生意,也是代买该茶饮料,两杯售价150元,相当于一杯加价约40多元。“那肯定是老客户,现在很少了。”大叔羡慕的语气中,带些失落。

两种“排队活”

记者进了圈子,渐渐懂了门道,“排队活”至少分两种——

第一种,类似这家热狗店,新店开业,需要人气,便请人运作排队或充场,制造“热闹”假象。各地均有媒体同行曝光过类似行为,被称为“前门买,后门还”。

另一种则未必是商家行为,可能出自“黄牛”之手。比如,某公司开庆祝大会犒赏员工,要发100杯“网红茶”,一则为员工福利,二则搞个噱头,可那家“网红茶店”限购,且不提供外卖服务,要想短时间内凑够新鲜的茶饮料,只能请“有门路者”帮忙。“有门路者”,自然就是能组织人排队的“黄牛”们。

前不久,圈内传闻,大订单来了,某“网红茶店”的人民广场和徐家汇两家店,9时30分都需要人排队。招聘的领队告诉记者,“排一次20元,多排多得”。18日,记者赴徐家汇店,接了第二种“排队活”,过程是这样的——

先去领队处领便签纸,上面写着3杯茶饮料的名字,叮嘱“限购3杯,别买错”。“网红茶店”位于某商场中,记者傻傻等在商场门口时,遇见了“姐妹花”阿姨,两人招呼,别在这等,去后门排队。

商场10时开门,记者随“姐妹花”到了茶店后门。9时50分,便有约25位“自己人”摆好了排队架势。5分钟后,保安发排队号码牌。记者顾盼,排队者中数位是在热狗店见过的熟面孔,点头致意。

商场开门了,几位“真客人”显然是从商场大门进去的,绕了弯路,听着保安指示,才发现了后门这支沉默的队伍。有人看了就给队伍拍照,也有人惊呼“这么多人”。

10分钟后,记者点单完毕,坐着等茶,却突然觉得不对劲——熟面孔怎么都不见了?猛然醒悟,疾步往大门外走,远远看见他们围着领队大姐。记者赶紧把点茶的单子交了,问是否还能排一次,对方挥挥手说没了。只好结账,3杯茶61元,加20元“排队费”,领队用微信发来81元红包。

“姐妹花”动作也慢,没抢到第二次排队的机会,一时又无处可去,便在门口和记者闲聊——和“黄牛”大叔一样,她们也感慨起半年前的好光景,最先有朋友请她们去排队,排一次给80元,后来发现“网红茶店”实在太火,就自己排队买来,转手卖掉,加价50元没问题,最多一天能挣六七百元;她们也去“网红糕点店”排队,光一张排队号码单就能卖数十元。“鼎盛”时候,一家“网红店”,至少十多位“从业者”依附周围,连流浪汉也来分一杯羹。如今,只有排队订单来了,她们才“赚点小钱”。

一旁的熟面孔男青年也搭话,说几个月前他只要转战几处“网红茶店”,一上午就能赚100多元排队费。他指着商场门口的空地比划,“当时这里至少五六个兜售茶饮料的‘黄牛’”。

数人看了一会儿眼前冷清的空地,末了说起那位专职排队的年轻姑娘才是真精明,她没来排队,因为“就赚20元,来回地铁就要8元”。

微妙的平衡与灰色的机会

想不到“网红茶店”的排队如此神速。记者“收工”两小时后,徐家汇的领队大姐便晒出朋友圈图片,80多杯“网红茶”摆满一整张桌子,配文字“已送货完毕”。

记者曾数次尝试和领队大姐套话,对方滴水不漏:“只是给老板打工。”不知道今天究竟招了多少人排队,也不透露自己招人的“提成”。她好意相告,下个月可能会有月饼的订单,可以来淮海中路排队。同样,人民广场的“大哥”也诚邀过记者,再过段时间,月饼要人排队。

月饼排队,也是第二种排队活。几款“网红”月饼有时会限购,因此“黄牛”们有了雇人排队跑腿的商机。不过,“这也是去年才有的新花头。”“大哥”说,当下的“网红”来也快去也快,比如某茶某糕点,半年前厉害,现在不过如此。他从买卖月饼票起步,在上海做“黄牛”十多年,几番起伏,经手过不少红火的产品。

他有自己的“生意经”。比如,他说起早年给房地产商组织“顾客”充场看房买房的情形,楼盘在远郊,用车拉人不便,可总有人迟到、变卦,挨个联系,烦不胜烦。还比如,他更倾向于和小小的奶茶店、热狗店谈合作,垫付的排队充场费用能快一些现金结算,而正规的大公司要走流程,反而不如“野路子”灵活。他总结心得:当“网红”不红之时,须抓住下一个机会,赶紧“转型”。

“大哥”认为,在没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并不会有“黄牛”去举报网红店,网红店也不可能自曝家短陷“黄牛”于不义之地,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也是对于“排队营销”严格执法的难度所在。

“开一家店,没有三五十万元营销投入,根本火不起来。”这句“大哥”的经验之谈,若成为“行规”,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如何能被确保?若“争做网红”成为营销的常规手段,套路又如何留住真客人?

“大哥”甚至用过一个“坦率至极”的微信头像,写着一句——“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信我,寥寥数语,便可成交;不信我,口若悬河,也是徒劳。”

“做生意讲究诚信”,这话总该是永恒的生意经——尽管被“大哥”用错了地方。

手机不离手的“大哥”与记者道别时说:“你还年轻,慢慢来,机会很多。”记者心想,但愿这样的灰色机会,越少越好。(原题为《排队做“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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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将在西安建西北总部

腾讯科技讯 日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西安表示,将在西安建阿里巴巴西北总部。同时,菜鸟网络加大在西安市投资力度,在西安市打造中国智能骨干网西北核心节点,服务大西安建设以及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服务业转型升级。

目前,阿里巴巴已在西安落地物流、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业务,阿里巴巴在西安建设集团西北总部基地,将承载更多核心业务落户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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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的“觉醒”:一年前濒死的爱鲜蜂变阵逆袭

记者见到爱鲜蜂CEO张赢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最近工作量很大,昨晚刷夜了。”创业以来焦虑不断,神经紧张、失眠是常事。

半年之前,定位为“掌上一小时速达便利店”的爱鲜蜂经历一轮数百人规模的裁员。为了节约办公成本,如今公司搬到了北五环还要往北。尽管如此,张赢的状态却好了许多。“爱鲜蜂盈利了,最近胖了好几斤。”张赢感慨,“压力胖。”

钟鼎创投合伙人汤涛是爱鲜蜂的投资人,他向记者确认了爱鲜蜂盈利的消息。汤涛表示:“爱鲜蜂的商业模式本身具有盈利的能力。爱鲜蜂一直在专注于运营效率和供应链效率的提升,盈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014年6月15日,爱鲜蜂开发出了面向社区便利店用户的App,基于LBS技术,用户可以通过地理位置找到自己周围的便利店,并在App上下单,由最近的门店工作人员负责配送。同时,社区夫妻小店的库存数据开始搬上网络,爱鲜蜂作为社区夫妻小店的供货商,物流完成交货的同时,后台数据自动更新。

张赢说,“这是社区便利店数字化进程的开端。”在当时,在线订购生鲜商品多是B2C的模式,张赢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下单后60分钟送达”的概念。“鲜果、鲜食和乳制品的消费频次较高,这类商品能够在30-60分钟内送达。与此同时,社区便利店的数字化进程开启,为行业的爆发酝酿了机会。”张赢说。

线上便利店爆发

2012年,被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称为“移动互联网革命元年”。这也被张赢视为“便利店数字化”的硬件基础——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就无法完成订单监控以及数据化管理。“通过订单监控,我们能查找用户订单,追踪用户行为。我们能知道商家是不是在5分钟之内接单,15分钟内发货,30分钟内到达。”张赢说。任何一个行业的爆发都不是偶然。当积累到了一定条件,成本和效率积累到了一个点,爆发才具备可能性。

2014年10月,爱鲜蜂完成了2000万美元规模的A轮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爱鲜蜂模式获得资本的垂青的同时,社区小店的价值获得了创投圈的广泛认可,全国上下兴起了一大批类似的创业公司。

“但他们主要是把小店搬到网上。”对于这一波浪潮,张赢如是概括。

2014至2015年,社区O2O的浪潮此起彼伏,行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张赢和爱鲜蜂团队享受着资本的追捧,以及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但巨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危机与阵痛

2015年3月,爱鲜蜂完成了B轮融资。这一阶段,公司上下,包括张赢在内,都发自内心认为爱鲜蜂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互联网行业有一句著名的话,快鱼吃慢鱼。快速扩张,是张赢一开始的坚定想法。

2015年,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爱鲜蜂完成了7000万美元规模的C轮融资。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爱鲜蜂保持了一个非常疯狂的扩张态势。张赢很担心,如果巨头过早介入,爱鲜蜂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到6个月。

焦虑成为了常态。越是焦虑,张赢就越是推动扩张的速度。C轮融资前,爱鲜蜂的员工规模约1200人。到了年底,全国范围内,公司的实际员工人数又增加了几百人。

一开始,爱鲜蜂扩张的优势非常明显,不用租房,没有库存压力,共享了社区便利店的冰箱,利用了小店的库存,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由小店工作人员承担。巅峰时期,爱鲜蜂开拓了十几个城市,扩张的便利店数量近一万家。

一路高歌猛进之际,阵痛也很快到来。爱鲜蜂资金链断裂、裁员、高管出走的消息频频传出,一度被认为游走于“死亡”的边缘。

“发展节奏太快是一个坑。”张赢说,“公司一直负毛利,业务却在拼命增长。”然而,增长越快,亏损越多,张赢意识到了问题。互联网式的攻城略地,常常以烧钱的方式进行行业清洗。千团大战的惨烈场景历历在目,赢家通吃是互联网行业一贯的竞争格局。

爱鲜蜂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看似简单的问题,成为了当时张赢最大的困惑。接下来的日子里,张赢不断思考,“还要像别的互联网公司一样继续烧钱吗?”

阵痛之前,张赢和他的团队在互联网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却忽略了“便利店”三个字的内涵。便利店的核心是零售、供应链和物流。

“最大的坑在于对商业本质的认识。”张赢说,如果爱鲜蜂定位于互联网行业的电商,那就应该参考京东的体系,可以亏损,但增速迅猛,能够实现正向的现金流。可是,爱鲜蜂的商业本质并不是电商,更不是生鲜电商。

重估便利店

“既然爱鲜蜂的商业本质是便利店,成本结构也应该向便利店靠拢。”阵痛之际,张赢渐渐有了清晰的方向。“在传统零售行业,并没有看到7-Eleven这样的巨头把谁彻底干死。任何一个便利店连锁品牌,只要线下有积累,有成熟的供应链,现金流良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就能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张赢说。

“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去思考,并不是把便利店搬到网上就行了。互联网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一开始必须控货碰仓。”张赢解释说,“如果最终目标是要打造一个30分钟送达的掌上便利店平台,就意味着要对前端店面本身进行改造,也要求搭建一套完备的供应链、物流和门店运营系统。”

然而,张赢在反思爱鲜蜂商业本质的同时,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异地扩张的大背景下,供应链、零售、店铺交接、前端运营、物流成本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不断考验着张赢和他的团队。“是不是我们的团队不够专业?”

张赢试图从零售行业当中挖来一批专业人才来解决问题,他瞄准了零售巨头的管理人才。然而,当人才引进就位以后,张赢发现新进人才很难与现有的业务体系相兼容。

他发现,社区小店和便利店连锁的生态有着本质的区别。社区当中的夫妻小店有自己的活法,活得很好的小店多是老店,周围的社区有几千户人,但其中有几百个消费者是它的老顾客。在这层意义上,社区小店与7-Eleven和全家非常不同。张赢引进了传统零售行业一流的人才,但最终发现,爱鲜蜂的原生团队对社区小店的理解更为深刻。“当问题发生时,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逃避,希望引进外来的人才去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才更应该迎难而上,结合自己面对的实际去找解决办法。希望有人来救你是不可能的。我们深耕在社区,尚不能提高社区商品的毛利,别人更不行。”张赢感慨说,“在用人上,应该结合实际。”

此外,还有成本控制的问题。张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最初想要给程序员更换舒适的座椅、更换好一点的电脑,结果需求放大了,各部门都换了,有的还选了皮椅子。当时还规划了给员工上下班的班车,现在想想有点形而上了,其实更应该关心创业兄弟姐妹们的收入是否增加了,应该把节省下来的钱作为绩效给大家,提升效益和士气。”

当张赢想明白问题后,爱鲜蜂迎来了它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在战略聚焦的大背景下,业务精简和优化成了爱鲜蜂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爱鲜蜂的异地扩张全面暂停。“在零售便利店行业,供应链其实不适合复制。”张赢说,尽管爱鲜蜂在北京有一定的进货优势,却不见得能把这种优势输送到上海,因为扩张到一个新的城市必须在当地建立新的供应链和物流体系。

张赢不再急切地去搭建全国的供应链系统。北京以外的十几个城市,每个城市只保留了不到10人的团队。

公司上下也开始大幅度缩减办公费用,注重管控。现在,公司总部搬到了更加偏远的地方,但靠近地铁站。

“爱鲜蜂的办公费用下降了90%。”张赢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苦哈哈弯下腰来捡钢镚儿的行业。便利店行业的现金流很好,但毛利很薄,净利润率不到5%。”

2016年底至2017年初,爱鲜蜂先后公布了美团和中商惠民的两次融资信息。2017年3月,爱鲜蜂实现了北京全城订单30分钟内送达。现在,打开爱鲜蜂的App,不再显示1小时送达,而是“30分钟掌上便利店”。“以前担心小店的订单少,爱鲜蜂采取给小店配货的模式,会强加给小店一定的订货额。现在随着销售额的增加,店主已经能够自主订货,这个过程是小店和爱鲜蜂一起成长的过程,不仅是订单量的成长,更是思维意识的成长。”张赢说,“以前单个小店一天只订50块钱的货,现在一天少则五百,多则三五千。”

实现盈利

2017年5月,爱鲜蜂宣布在北京实现盈利。“以前O2O寒冬的时候我们说过我们会做到盈利,哪怕是盈利一块钱,我们会为O2O创业正名。现在看,坚持正确的方式盈利是没问题的,当然,盈利了不止1块钱。”张赢说。

不断精细化运营的结果是关键业务指标的不断增长,运营成本稳定持续下降。据爱鲜蜂财报显示,第二季度订单量较第一季度增长近40%,营收增长近80%。随着物流配送逐步优化,配送成本下降近15%,公司的基础运营费用也持续下降。“就是毛利减去物流成本,除去报损之后的那部分盈利。”张赢说。除了成本控制的举措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收入的增加。在增加收入方面,微信小程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App的下载成本太高,而微信小程序基于用户的地理位置,自动出现在用户附近小程序一栏里。”张赢说,“几个月时间,小程序上的销售额增长了10倍。”

今年初,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爱鲜蜂是第一批上线微信小程序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张赢曾对记者说,“小程序对于爱鲜蜂来讲是新的机会。我们看重的是场景和服务。”张赢的话在当时很难获得验证。然而,半年之后来看,小程序的助力对爱鲜蜂的订单增长极为可观。

“小程序对于有线下门店的店铺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找店铺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小程序功能来实现。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下单并完成支付,也能领取优惠券。”张赢说。

记者打开微信小程序一栏,选择附近的小程序,按照距离远近排列,有近70个小程序出现在页面,而“爱鲜蜂闪送超市”出现在第一页的显著位置。在这层意义上,微信小程序作为桥梁,线上入口为线下门店实现了导流。

“成本和效率才是商业的本质。”张赢强调,“获客的方法有很多,如果服务体验让人不满意,一切等于零。”

汤涛指出,生鲜类商品零售,从选品、采购到仓配,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易。爱鲜蜂的效率在过去做了很大的提升,现在还有很多可提升的空间。

基于对深耕北京地区的经验,张赢表示,未来将着重增强生鲜供应链供应能力。鲜食类商品的毛利最高,鲜食类商品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便利店的盈利水平。此外,爱鲜蜂也在尝试推出自己的贴牌商品。

如今,经过一番修整,异地业务的重启计划在张赢的心里不断浮现,“如果要做,逻辑会和以前不一样。”张赢说,“我们还在摸索,需要低头前行,这是一个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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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假名师”丑闻背后 过度包装为行业潜规则

近日,《法制晚报》看法新闻报道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下称“新东方”, NYSE:EDU)旗下泡泡英语学校出现的虚假包装名师一事,引发业界对民营教育乱象的讨论。该校负责培训新教师的“教培师”鼓励新教师对教育背景进行包装、夸大授课经验。除此之外,还会传授给新教师一些说服家长的“技巧”,没有证书也让说有。

在“虚假包装”教师引发关注后,新东方对外发布了声明,包括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内的相关负责人也相继表明了态度。新东方公关部工作人员在提供给《中国经营报》的一份声明中提到,报道披露的“教培师”系北京新东方泡泡少儿部教师,目前已经离职,学校已在内部开展自查自纠整改行动。坚决杜绝任何不诚信言行再次出现。

尽管新东方表示公司内部会全面整改,但新东方的名师营销模式早已成为时下培训机构一贯的宣传手段。虚假包装教师也成为培训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可见,民营教育机构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已经处于急需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管的状况。第三方监督机构如何介入,消费者如何辨识,已成为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关键要素。

过度包装成行业“潜规则”

8月11日,《法制晚报》报道新东方泡泡英语学校让包括记者在内的毫无任教经验的新教师在其“名师卡”中写上“教学经验丰富”。学校的“教培师”还会鼓励新教师对教育背景进行包装、夸大授课经验。负责新东方教学管理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新东方是不会在培训的时候让老师造假的,这件事发生纯属个人行为。

“我没遇到过让夸大简历的培训,只是店长让老师们向家长介绍时说自己有经验,做过家教之类的。”一名新东方在职员工在和朋友聊天时认为几乎每个民办教育机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看来,不仅是新东方幼儿部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位教师所在业务板块也有过类似现象,只是程度不同。俞敏洪也在公开信中提到,这个培训师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例。在新东方全国范围内,违反新东方核心价值观的事情,应该还有,只不过没有被暴露出来而已。

新东方方面发给记者的声明中提到了几项整改的具体措施:1.全面核实所有教师的宣传信息,包括各类招生宣传手册,各校区宣传栏、名师栏等处校区公开摆放的宣传品以及新东方官方网站等网络平台的教师介绍信息,这一工作将于8月31日前完成。2.即日起针对学校各级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开展新东方核心价值观的宣讲和培训,重申所有教职员工都应当以“诚信负责、真情关爱、好学精进、志高行远”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开展工作的基本准则,始终把学员利益、学员成长放在第一位,从思想根源上杜绝不诚信问题再次出现。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个人公众号“老俞闲话”中发表公开信,在信中痛斥这类行为:“我没有想到新东方强调了核心价值观这么多年,有些培训师居然还这么没有底线,在价值观上这么low,令人深感耻辱,也深深给新东方蒙羞。”

上述曾供职新东方的教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当时老师的绩效考核最主要的指标是学生评分,评分决定了课量,课量决定了工资。不过新东方其他板块比如优能中学的老师会增加一些坐班量、续班率和任务量的考核。参加过新东方泡泡儿童教育幼小衔接班的一位学生家长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幼小衔接班是针对快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开设的,没有续班的需求,所以没遇到过教师向家长推荐课程的情况。

第三方监管亟待建立

目前,新东方正在进行全面转型,K12(指幼儿园到十二年级)业务板块越发重要,尤其是泡泡少儿及优能中学两个子品牌的投入效果明显。7月25日,新东方公布了2017年全年财报,新东方2017财年净收入为17.995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若以人民币计,全年净收入增长率为29.1%。2017财年运营利润同比增长31.8%,净利润同比增长22%。若以人民币计,新东方K12收入同比增长44.2%,占到财年总收入的55%。

俞敏洪曾表示,“通过对O2O双向互动教学系统的改善,我们持续地在优能中学及泡泡少儿两大业务板块中提升客户的回头率,并有效吸收新的客户。”财报显示,若以人民币计,2017财年,泡泡少儿收入增长率超过55%,学生报名人数增加49%。优能中学收入增长率约为40%,报名人数增长率为45%。

新东方在K12业务扩张、收入增长的同时更需要进行自律和管理。其实,在日本和韩国,私人教师也是必须经过考试获得从业资格,并通过教育部门的严格审查。而我国没有第三方评价体系,不能对教师进行统一评级,这也为民办教育机构虚假包装教师埋下了隐患。加上民办辅导机构门槛低,行业利润巨大,竞争激烈,从而出现了种种乱象。

之前有成都学而思涉嫌违规教学被关停,近日出现主打中小学在线教育的小猿搜题和百度作业帮因“涉黄”事件闹得不可开交。小猿搜题指控作业帮故意在其APP内散发色情信息,并组织公关传播,在行业内引发巨大关注。8月17日,百度发布声明称并未参与作业帮的日常运营,只是投资者之一。加上考研辅导机构、公务员培训机构频繁出现乱收钱等现象,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已经到了亟须治理的阶段。

2016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发布了《辅导机构教师(中小学)专业标准(试行)》和《辅导机构教师(中小学)专业水平评价标准(试行)》,面向教育培训行业的老师开放申请,这意味着教育培训行业将首次建立起第三方教师评价体系,为辅导老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支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要消除虚假包装,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督促教育培训机构依法经营,不能搞虚假宣传;另一方面,则需要家长不要有盲目的“名师崇拜”。面对这种情况,合适的做法是教育培训业建立行业委员会,发挥行业自治的作用,规范所有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管理、评价。

除了亟待建立第三方教师评价体系,校园之星总裁苏跃飞向记者提出应该提高民营教育机构的进入门槛,并针对民营教育机构执行保证金制度;若有投诉,情况核实需进行赔偿重罚。中国的家长要有通过法律渠道维护个人权益的意识,这样才能打击类似的歪风邪气,真正地保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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