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五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当今，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小凯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关于宪政，杨小凯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革命手段，而现在倡导自由，倡导宪政，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他信仰基督教的心理历程有三个阶段。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他启发性地问道：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似乎不好武断下结论。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也是在阐述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六 逝世突显价值：感悟杨小凯教授的命运和思想
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已经身患重病的杨小凯摄于墨尔本家中。
真是真是令人无限痛惜和悲怆的英年早逝！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灵柩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家人在杨小凯墓前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身世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一九七八年四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封面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中共领袖的心头？也许他们都有著类似的执著，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又有其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
但愿杨小凯教授在天之灵，可以得到慰荐。（全文完）
（本文写于二零零四年七月杨小凯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曾收入拙著《北望长天》书中，文中有关讨论参考国际经济学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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