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在悉尼出現過一份調查卷(註1)，向澳洲目前比較有影響的華文作家徵求答案，調查卷的21個問題中有這樣兩個問題：您認爲什麽是澳華作家，澳華文學主要的特點是什麽。我看過十幾份答卷，對於澳華作家的定義大多基本上從關鍵詞“澳”和“華”出發（當然也有人拘泥於“作家”的定義，討論怎樣的人才夠得上稱作家，本文對此不作討論，假定答卷者都夠資格稱作家），即認爲所謂澳華作家指生活在澳洲、以華文進行創作，且其作品内容與澳洲或/和此地華人的生活有關的，或表現中西文化差異的人。也有人認爲沒什麽澳華作家或者澳華文學，澳華作家就是華文作家，澳華文學或華文文學仍然是漢語文學、中國文學，同在中國用中文創作的作家的作品沒有不同，只是“去中國化”而已，而且陷入了一個非常尷尬、左右爲難的境地。因爲，英國人移民到澳洲成了作家的，並不叫“澳英”作家啊，他們就是澳洲作家，爲什麽華人移民到了澳洲成了作家要被稱爲“澳華作家”呢？

  筆者覺得第一個答案較合理，第二個似乎沒有看到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的概念比後者大得多(註2)。 另外，英國人到澳洲和中國人到澳洲有兩個巨大差別：一是澳洲的國語與同英國的國語（除了方言變異之外）一樣，第二是澳洲的主流文化同英國的主流文化基本相 同（除了亞文化之外）；但是，中國人到澳洲之後絕大部分無法用英文進行創作，中國人到澳洲後還有一個很大的難題和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並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能 完成這個過程）：融入一個很陌生的文化，即主流文化的過程。第二代的中國移民，在這裡長大、從小生活在澳洲主流文化中（儘管有些在家裏仍接受些中國文 化），接受這裡的教育（儘管有些在家裏仍保持一些中式的教育，如“虎媽”那樣），學習這裡的語言和語文（儘管有些仍某種程度保持自己的語言），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他們如果成爲用英文創作的作家（包括第一代華人中用英文創作的作家）的話，就是澳洲作家而非澳華作家了（或者兩栖）。

   如此看來，應該既有“澳華作家”，也有“澳華文學”。這就是：在澳洲用華文創作的華人（包括大陸港澳臺越棉寮新馬泰等地來的）移民作家，其作品不同程度上反映澳洲或/和他們在澳洲的新生活等内容的，才能稱爲澳華作家，他們的作品的總體就構成澳華文學，因爲若非如此，那麽澳華作家/澳 華文學就同美華、歐華、亞華等等沒有區別了。但這樣的定義，澳華文學的特點也隨之明確了，即生活在澳洲的用華文創作的作家所創作的與澳洲生活（不僅是澳洲 華人的生活）有關的文學作品，顯然這些作品在特定的環境裏也可能涉及文學的普遍題材如愛、愛情、死亡、成長、人性和靈魂的境界等等。

  但是如果以寫作題材和内容作進一步的細分的話，在澳洲用華文創作的人又可以分如下幾類：

A) 來旅遊、出差、學習、探親等短期生活的各國華人，作品較多為訪澳遊記或觀感之類的；

B) 較長期生活在澳洲的華人，但他們的作品大部分講的是來澳前在原居住地的生活、經歷等的；
C) 在澳洲生活了相當長時間並發表了相當數量的各種内容，亦有同澳洲有關的題材的華人，但他們以後又永久囘原居住國生活，且主要影響在原居住國的；
D) 在澳洲生活了相當長時間的華人，但來澳洲後基本退休，主要作品是來澳前在原居住國創作和發表的，其中題材同澳州相關的作品較少；
E) 基本上在澳洲生活的華人，其相當數量的作品同他們在澳洲的生活有關，或同澳洲一般的現實生活，包括政治、文化、風情、歷史等各方面有關聯的。

  筆者認爲所謂澳華作家，主力軍應是上述E類 作家，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融入澳洲的文化和社會，對主流社會及其文化有著不同水平的了解和認識，作品能反映澳洲生活（包括文化震撼、踫撞、衝突、融入的困 難、鄉愁、懷舊等）的方方面面；即使其題材同原居住國有關，涉及諸如其政治、歷史、文化、生活、事件、遊覽等方面（比如回去觀光旅遊後寫的遊記、感想）的 作品，也可能是從作爲一名澳洲華人或學者以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描述、評價、理解的。

  正 因爲如此，澳華文學的題材就非常廣泛，有的揭示移民的心態、寂寞、失落、疏離、進退兩難的痛苦處境，有的敍述在澳洲經歷母文化和異國文化的衝突、過渡、融 合、互補、變異以及心靈昇華的過程，有的描寫在澳洲創業的艱辛、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困境，有的講述異族婚姻的故事，等等，而且很明顯，多少同融入、融入的 過程、融入的深度等有關，就是説，融入有助於他們創作天地的拓寬。但問題也在於，“華人和澳洲社會長期以來處於‘油與水’的關係，除了少數幾位澳華作家，筆下幾乎從來都在華人圈裏打轉，極少涉及其所在的澳洲社會裏的人和事”(註3)，説明他們對主流社會、文化融入的深度還非常不夠，他們“必須在寫作上作一些調整，敞開胸懷探索學習新的生活，在東西文化中尋找平衡”(註4)。

  除了内容和體裁以外，澳華文學的特點還表現在它的寫作方法、視角、語言運用的多元化自由化（包括港、臺方言土語，並夾雜英語詞彙，用以增加表現力)上。 又由於華人愛打筆仗，有些作品的言語就較爲尖酸刻薄。在澳洲較有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加上作者們把寫作當作業餘愛好，非為賺取收入即飯碗而創作，作者身份、 出身就較龐雜，參與者亦眾，寫作風格較樸實、平民化，故亦較少僞飾、較少媚俗、較少給讀者以完成任務交差的感覺，更貼近生活、貼近文學創作的本性。再則從 事業餘創作的寫作者沒有大把時間寫長篇作品，或對作品精彫細琢，所以多數作品短小精幹，或較爲粗糙。

  所謂主流文化，融入主流的概念和融入的過程

  對 上述標題有較多的爭議。筆者覺得，在澳大利亞，所謂主流社會，並非指白人或英裔的社會，雖然白人和英裔今天仍佔主流社會的大多數。主流社會並非以膚色為界 線，而是以文化、以思想和行爲方式、以習俗和傳統、以世界觀和價值觀念等為界線的。所以融入或同化並非膚色的改變，事實上這也不可能，並非必須進入它的高 層，在其中擔任重要或高級職務，擁有較高的地位，甚至成爲議員。融入是以思維 和行爲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習慣，以及世界觀和價值觀，包括是非觀念的轉變為主要徵兆的。融入或同化不需脫胎換骨，不必以犧牲母文化為代價，雖然對母文化 或其某些因素、方面等的看法、認識、態度等可能出現某種變化，出現再認識、反思及批判其糟粕，比如在異國他鄉弘揚中華文化中就不是全盤發揚，而應有選擇性 地發揚其精華部分。對華文文學來説，則“不可避免要面對華裔移民在異域生存中的文化認同的挑戰，包括對中華文化的重新認識，對中外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體會、審視與理解”(註5)。融入又可能是個逐步的、不知不覺的過程。比如多年不囘母國，一旦回去，忽然會發現對母國事物、生活、處事方式、思想方式不適應、不習慣或有反感，很想趕快回來。這就是重新回到母文化時常見的反向文化震撼，説明在不知不覺中已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移居國的文化。

  融入或同化有幾個經典模式。一個是佈朗(註6)的 四階段模式。佈朗認爲，進入一個陌生的文化並在其中生活，會經過四個階段：欣快期、衝突期、恢復期和同化期。第一個階段即在同原文化或居住國的生活環境對 比之下，比較容易發現新國家、文化表面上的一些好的方面，此時情緒愉快，常會反映在所寫的一些遊記、觀感類的作品之中。逐漸地，經歷了文化震撼、衝突、踫 撞以及由此而來的很多實際的困難，此時會出現孤獨感、隔離感、壓抑感、懷疑甚至對主流文化產生敵意。很多人不一定能度過這個關頭、克服這些困難。正如澳洲 作家米勒(Alex Miller)所說的，“外來者總希望把從家鄉帶來的習俗愛好當作護身符披上，抵擋對異鄉的種種的不適應，使自己同異鄉隔絕開來。”(註7)但如果能，那麽就會進入恢復階段，包括生活信心的恢復，對主流文化、社會的了解和認識的增加、逐漸習慣、接受、參與其中。最後是同化期，在不同程度上認同主流社會及其文化，包括價值觀，以新的視角、觀點來理解、欣賞它，並自覺不自覺地以此成爲自己行爲的準則。

  另一個模式是馬斯洛的人類需要金字塔的模型。這個模型同樣也常用作描述融入新文化的過程的模式(註8)。這個融入過程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為動力：從較低層次的需要，即生理、物質和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作爲融入的動力，到較高層次的以滿足感情、身份認同等的需要、人格的需要、個人自尊的需要直到自我實現理想等需要作爲動力。比如，以澳華作家群的中堅力量，1990年 前後到澳的中國留學生為例，在進入澳洲這個陌生的文化的初期，生理和物質（衣食住行等）以及安全（包括健康和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是首先需要滿足的 主要需要。最初的困難來自因語言的困難，對制度、體系和文化的陌生，導致尋工的困難，找到工作後又有保住它的困難和憂慮（威脅感和不安全感），從這裡發生 怨恨、牢騷等情緒以及訴苦、發洩等的需要。所以這些都成了澳洲華文作家們最初的寫作題材，包括文化震撼和衝突。有了工作和收入，生活逐趨穩定之後，就會有 感情上的需要、就會想家、就會感到孤獨，就會思念親人以及感到性的需要和難熬的性飢渴等。這些更高層次的生理、感情的需要，成了澳華作家們的另一大類的寫 作題材。

  此 後是為了取得澳洲永居身份而鬥爭；然後，在取得身份之後，在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後，就開始考慮到自己的人格、尊嚴、事業成功的重要性，就會有教育、學習 新知識和技術、提高自己的職業層次、學術層次等需要，就會有幹番事業的需要，包括做生意、搞研究和通過奮鬥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此相關的題材就構成了這一階 段的寫作題材。

  對馬斯洛的融入模式，筆者的一個補充是，第一代新移民由於自己的痛苦經歷，希望後代在澳洲主流社會有一個更高的起點，所以新移民此時在定居國亦有了對教育、培養他們的下一代使之不重復自己的艱辛、使之較能在定居國，即新祖國獲得成功的需要。這也能成爲另一類寫作的題材。

  有人認爲，現在好多新移民是帶著錢來的商業或投資移民，所以不會再有1990年 前後來的窮留學生那樣的融入困難了。這是一種錯誤認識，他們也會經歷佈朗的四個階段，馬斯洛的從滿足較低層的需要到較高層的需要的金字塔模式。融入的心路 歷程、經歷痛苦或成功的個人切身的經驗和感受不是金錢能取代得了的，雖然金錢可以購買某些服務（比如翻譯服務以克服語言障礙）使融入過程變得順當一些。

  筆者本人的研究發現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包括如下階段或步驟(註9)：1）踫撞和衝突期(shocking and bumping)、2）學習和了解(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期、3）理解和讚賞期(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4）學做和探索期(following and exploring)、5）接納和模仿照做期(adopting and copying)，以及最後的6）自覺行爲（成爲習慣）(behaving consciously and becoming behavioral habits)期。第1）至第3）階段是外來人(outsider)階段，第4至6階段是逐漸成爲邊緣人(marginal)和局内人(insider)的過程。

  在經過踫撞和衝突的第一階段之後，他們進入第二階段，即新移民開始學習和思考，爲什麽在主流社會/文 化中人們如此行事（找出理由）；在第三階段，他們逐漸發現了如此行事的好處，對這些行事方式有了欣賞的態度。但直到此時，他們還是旁觀者。逐漸，他們發現 在這裡生活應該照此辦事（到羅馬，按羅馬人的慣例辦事），他們開始對應該怎麽做自覺地進行了更多的探索（第四階段）；他們的態度開始變成主動積極同主流社 會互動，接受和模仿主流社會和文化中的一些行事方法（第五階段）；最後，他們對以主流社會的行事方式辦事已經養成了習慣，他們的行爲變得自覺、自動、不假 思索了。

  每個人的融入過程的快慢不同，而且並非每個人都能最終達到融入的後幾個階段。有些人知難而退從而終生無法進入這幾個階段，同他們的英語一樣，他們的融入已“化石化”(fossilized)，而他們的英語也成了“洋涇濱”(Pidgin English)。 這不僅同他們的願望或努力有關，更重要的是同他們的疑慮、消極、否定和抵觸態度、是否勇於自我調節、是否視其為一件迫切的事有關。他們認爲融入很困難，多 少年後對主流社區及其文化的了解基本上還在原地踏步，甚至對它有誤會、偏見，總認爲受到歧視，卻不遵循當時當地本行業的遊戲規則；還有些人在中國原是專業 人士，沒在融入上作太多努力，改做體力工作後放不下身段將自己“歸零”，也牢騷很大、怨聲連天，他們的生活基本上同主流社會隔絕，更不用説是融入了。其實若主動的話（要主動，因爲人家並沒有請我們來，是我們自己選擇來澳並成爲其公民的），融入並非一件難事，更不是英語好的人的特權。

  如 果我們仔細觀察，就可發現在上述融入過程的每個階段，以及接著在新文化中培養子女的階段，都有大量的境遇、故事、心靈回響等可寫。這些題材包括發生在自己 身上的、家人親友同事鄰居身上的以及他們同主流社會、文化及其居民的接觸、互動、交流的過程中，可以大大地拓展創作天地。這也需要我們對主流社會、文化做 深層觀察，而不是泛泛地看一下表面，要深下去、栽進去觀察、體會，才能發現許多新東西，發現一座座寫作題材的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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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的益處、風險和邊緣人的苦惱

  在 融入問題上，在融入過程中、在其不同階段，華文作家都有許多東西可寫。筆者的很多創作，包括許多短篇小説，都是通過對主流社會的參與和深入觀察發現素材 的，很多得益於在洋人飯店、旅館作洗碗工、清潔工以及後來在教育界、政府機構工作時直接零距離接觸主流文化和社會中的各層次的人士，同他們打成一片，深入 觀察、積極了解、虛心學習。這些生活經驗也為我寫的幾本書提供了素材。

  作爲雙語雙文化的邊緣人，我們能發現許多從文化震憾、踫撞、互動到相互接納、吸收、彼此融合以及作出對比的題材用於創作。這方面，我們比母國同仁更有優勢，他們到澳洲訪問，只是走馬看花、蜻蜓點水，最多寫些觀感、遊記之類的文章。

  但是融入又是一個有風險的過程，特別在兩個文化震撼、衝突、踫撞中會令人的精神出現一種緊張的雙重束縛，形成帶有精神分裂症狀的人格分裂（註10)，雖然這是一個暫時的現象，會在以後的恢復期消失，但也會成爲一種恐懼，阻礙進一步的融入。

  還 有，我們也可能在深入主流文化後，出現了價值觀、世界觀即看待事物的觀點、立場的轉變，甚至用新的價值觀重新審視自己的母文化，批評其糟粕和負面因素，因 而我們的觀點或作品可能會不為母文化、不為華人社區認同，甚至可能被斥為洋奴、漢奸、假洋鬼子、崇洋媚外、數典忘祖等。而在主流社會那邊，也可能仍對我們 有疑慮，不能完全接納我們。這些兩邊不受信任的風險，以及認同和歸屬等的挑戰，因此可能成爲邊緣人的最大煩惱。從前留洋回國以報國的許多愛國知識分子，在中國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多因其言行被戴上各種帽子（如帝國主義的走狗）而被批鬥，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帶有其留學國家的文化的影響，而不為母文化的認同所致。

結 語

  作 爲作家，大家都知道，要出作品必需有豐富的創作源泉，必須深入生活，以作家的深邃洞察的眼力和想象力，從生活中汲取營養。澳華作家們的豐富的創作源泉已經 不再在母國，因爲他們的生活已經基本不在母國而在澳洲，那麽，不克服困難勇於深入澳洲的主流社會和文化，不努力融入，不沉到底，光生活在華人社區對澳洲的 深層做浮光掠影的旁觀，怎麽能拓寬他們的創作天地呢？

  我们已远离母国，以母国、母文化作为写作题材已不太容易，如果不想做海歸，或者不想老寫些懷舊、思鄉、或以“旅居者、漂泊者、海外遊子”之 類的旁觀者的身份寫些澳洲觀感之類的文章，像我們來澳洲的初期那樣基本生活在華人社區，那就別無選擇，只能往前走，進入、深入、融入主流社會及其文化。你 沒什麽可失去的，反而會打開眼界，發現很多創作的好材料。我覺得，僑居國外的受中西文化熏陶，又有雙語能力的華人，將會是推動中華文化全球化的一股力量(註10)。

 

 

参考文献

註1 悉尼華文作家田地編寫的《澳華文學問卷調查》，2011

註2 何與懷《淺談華文文學》2000

註3 歐陽煜《文學死亡了嗎？澳華文學創作面臨的處境和出路》1997

註4 夏祖麗《寫下南方大地的風貌—在澳洲的寫作心情和經驗》1997

註5何與懷《淺談華文文學》2000

註6 佈朗(Brown)《語言教學的原理》1980

註7 摘自夏祖麗《寫下南方大地的風貌—在澳洲的寫作心情和經驗》1997

註8 馬斯洛(Maslow)《動力和個性》1954

註9 洪丕柱《充滿荊棘的旅程》1992

註10 貝特森(Batesen)《精神生態的腳步》1972

註11 洪丕柱《中華文化和文學的全球化》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