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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顾城共度的青年时光

作者: 郭欣    人气: 1742    日期: 2021/6/20



不一样的“顾城之死”|顾城家族生前好友,数十载后首开金口

诗人顾城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8 年了。

1993 年10 月9 日,清晨,我正忙于洗漱,广播里传来一条新闻,令手部动作骤然停顿:“……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国大陆诗人顾城,于昨日在新西兰激流岛自缢身亡……”

真是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这条新闻,准确地说,是不愿相信。顾城平素看上去温和,甚至有些懦弱,像个女孩子,怎么会如此结局?他的诗歌天赋、诗歌理念和诗歌表达,让他的诗作获得了世界性赞誉。20 世纪70 年代末,我和顾城相继开始在报刊发表诗作,那时诗界活动很多,我们得以频频见面。再加上我的父亲晏明和顾城的父亲顾工都是诗人,且熟络,我与顾城的关系就格外亲近。

关于爱情

1979 年11 月,我与顾城在诗会上又相遇了。他急不可耐地告诉我有“女朋友”了,随即从怀里掏出一张谢烨的照片,有几分炫耀和得意。我端详了片刻:面目清秀,一双眼睛很大,水灵灵;她的脸型方方的,与顾城颇为相似,这就是所谓的夫妻相吧?随后我得知,他们是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相识,恰巧邻座,热聊了一个通宵。不过谢烨并不知道顾城是何许人,平日也不读诗。这是萍水相逢啊,我有点不放心,就问他看上谢烨哪里了?顾城兴奋地说:“她就是我要找的人,能够相互直接抵达心灵的人。那种感觉用语言说不清楚,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够感应到。”他说话时态度很坚定,我为他由衷地高兴。

当得知我马上要到青海出差时,他说:“你帮我买一把刀吧,听说那里的刀很漂亮、很锋利。”“干吗要买刀呢?”“我把这把刀交给谢烨,如果我变心了,就让她用这把刀把我杀了。”我当时心里一震,这个文弱的小伙子,怎么会突然说出如此血腥的话呢?

平时与顾城见面,他总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诗坛的崭露头角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有了谢烨后,热恋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很久,居然渐渐变得有些沉默了。顾城告诉我,谢烨的父母极力反对,摆出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顾城必须把户口迁到上海,必须在上海有工作,而且要有房子。80 年代初,进上海比北京还难,这三条哪条都令人望而生畏。父母的担忧不无道理,诗人的桂冠固然美妙,但代替不了柴米油盐。不要说上海,顾城在北京地无一垄,身无分文,连工作都没有,组织家庭有如空中楼阁。

不一样的“顾城之死”|顾城家族生前好友,数十载后首开金口

我们见面时,他的话越来越少,很不愿意谈到与谢烨的话题。1984年10 月17 日在给我的信中,顾城只说了一句相关的内容:“……我在沉浮中。愿你一切顺利,幸福。”苦涩的心境不言自明,屈指算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5 年。

两个人终于如愿以偿,谢烨来到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双双都没有工作,他们只能与父母住在一起。尽管如胶似漆,灵魂重叠为一,现实生活的尴尬让顾城很不开心。无力让谢烨过上幸福生活,他深感自责。每次见面,我都看到他的表情又阴郁了一重。顾城告诉我,每个月爸爸给200 元,作为两个人的生活费,但这个钱拿着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困境。

顾城的诗歌,特别是童话诗赢得了不少女孩子的芳心,对此他没有丝毫得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许多女孩给你写信?他微微笑了一下:“我从来都不看。”凡有诗界活动,顾城都要大大方方带着谢烨出席。如果举办方不同意两个人同时参加,他常常索性就不去。在当时,没有第二个诗人能够如此高调宣示自己的爱情。对于陌生女性,他从不主动搭讪,与异性交流起来显得拘谨而略带羞涩。顾城当时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关于激流岛

1988 年顾城受邀赴新西兰讲学,随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让他在异国落下了脚。两年后他辞去大学工作,来到人烟稀少的激流岛定居。由于获得了新西兰的“绿卡”,两个人可以拿到失业补助金,在房前屋后还可以“重操旧业”,种点蔬菜、养养鸡,有如他憧憬的童话世界。

之所以选择新西兰“永居”,我是理解的。他在北京始终找不到工作,我曾多处托人想帮这个忙,但未能如愿。按说当个编辑,水平绰绰有余。但他只读了小学,就随父亲到山东部队农场喂猪去了,回来时已将近20 岁了。“文凭”是文化部门没法迈过去的门槛,我曾为他找到个收发室的工作,顾城立刻紧张地问:“这个工作怎么干呀?”我介绍了几句常规性内容,“这么复杂呀!我能干好吗?”他很惶惑。

应该承认,顾城在诗歌领域有天赋,对中西方诗歌的领悟独到而新颖。他曾在德国、法国、美国、新西兰等诸多国家的大学或文学社团讲授中国古典诗词,也曾与西方主流社会学术大咖进行哲学对话,他的老庄说、道家说,令人耳目一新。顾城的诗歌创作也是独树一帜。有的诗只有两三行,竟成为口口相传的金句。有人甚至预言:顾城是那个有可能赋予汉语言新生命的人……但在生活上,特别是需要程序性和逻辑性的事情,他显得格外蹩脚。他的父亲顾工就说,顾城连洗衣服和下面条都不会。有一阶段,顾城常常抱着《辞海》啃读,目的之一就是学习与别人交流的用词,但收效甚微。

不一样的“顾城之死”|顾城家族生前好友,数十载后首开金口

他生在军人家庭,长于部队大院和部队农场,生长环境过于单一,人世的五味杂陈很少尝到,诚如顾城所说自己是个“玻璃人”。果然,步入社会后很不顺利,例如: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谈恋爱、成立家庭处处举步维艰;他在诗坛虽然声名鹊起,却时不时遭受批判……若是他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步伐,而顾城在繁杂的现实中,总是茫然无措,深陷自设的窠臼不能自拔。不过父亲顾工的诗歌基因此时显得异常强大,那束灵异之光在儿子心灵的土壤上“野蛮生长”。

顾城生性懦弱、胆小,这与外界塑造的“暴力男”的形象大相径庭。有文章是这样描述他的:“在他的世界里,永远只有他人妥协,他是绝不肯为任何人任何事退让任何的。”

1979 年初,已经小获声名的顾城向一诗歌杂志投稿,还要姐姐顾乡带着,他怯生生地站在后面一言不发。参加诗会,顾城常常情不自禁跟随着我。特别是预感到要批判朦胧诗时,更是与我寸步不离。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看到过顾城针锋相对地执言为朦胧诗辩护,他总是默默坐在角落里,听任别人的唇枪舌剑。

跟在别人身后,是社会生活领域顾城的自我定位。与谢烨初恋时就有过这样明确的表达:“我想还是应该由你在前边,我跟着,跟着挺好,我从来是远远地跟着别人。”

有一次,顾城问我:“你怎么老是那么有精神、那么有勇气?我就不能。你应该当个街头诗人,站在街头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事实上我也属于气质偏弱的那种,但在顾城心目中却是难以比肩的楷模。

在激流岛岁月,顾城经常戴着一顶自制的筒形帽子,他说这是城堡,可以保护自己;还说是出气筒,自己生气了可以从这里出出气。他内心的意向,总体而言都是防御性的,很难找到攻击性元素。

顾城一直对成年男人的暴力倾向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男人真正的强大在于灵魂,而不是拳头。他在诗中设计的“女人国”,正是对“暴力男”或“强势社会”的一种对峙,他憧憬温和与柔情的世界。有的人由此引申为顾城“沉溺于女色”的佐证,在我看来,谬之千里。

关于生命的终点

在聊天中,顾城多次与我谈及“死亡”的话题。他非常欣赏庄子“乐死重生”的生命哲学。

1984 年11 月的一次答问中,是顾城日后选择激流岛的自我诠释:

“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拿黏土做成的小村子……我是在那里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向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其实,没有城市的一面面墙,就没有顾城的一首首诗作,那都是在沉重而痛苦的挤压中诞生的。譬如,他的成名作《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尽管在激流岛可以随意走向任何方向,但没有“墙”的撞击,诗的灵感就会枯萎,他“生命里总有的锋利的剑”,“变幻的长披风”,“黑鸽子和圣女崇拜”都会渐渐消失。

据说,在激流岛上只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那就是顾城。他阅读并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如饥似渴,却对刻板的英文字母如读天书。没有交流,没有社会往来,更闻不到人世的烟火气,他生活在自闭的真空中,精神世界渐渐崩塌,却找不到自救的钥匙。

不一样的“顾城之死”|顾城家族生前好友,数十载后首开金口

在激流岛的几年,他写了总题为《城》的组诗,52 首。每一首都以北京的一个地标为题——如此不厌其烦的书写,足以证明他太思念家乡了!他用报纸叠了一顶高筒帽,对别人说:“这就是长城。”由此可见,思念北京是顾城激流岛岁月无法替代的精神支点。他说:“我常常做梦回到了北京,但路都不认识了,不知道如何走。”梦境的迂回转折,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没有勇气回去。

在顾城的生命中,除了城市那堵墙,还有谢烨这面墙。她有极强的生活能力,事事处处都为丈夫遮挡风雨,屏蔽社会的各种纷杂与烦恼,像保姆一样呵护有加。顾城给我的信,一般都是由谢烨写信封和投寄。本来就不擅梳理生活的顾城,变成了一个巨婴。正如顾城在《简历》一诗中所写:“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顾工对儿媳妇一直很满意,认为她是最适合儿子的女人。但谢烨对儿子无底线的纵容,又令公公颇为头疼。悲剧就这样人人都已预见,却谁也无力拯救。

在激流岛的最后岁月,顾城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谢烨也同样被焦灼与浑噩煎熬着。在那种境况下,两个人的所说所做,也许不能作为判定他们之间是与非的砝码,更不能由此对一个人一生盖棺定论。

也许,我们应该把更多目光投向顾城留下的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绘画,以及哲学笔记上。那是中国当代文学难以忽略的一页,其间珍藏着一个年轻人昔日的真诚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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