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俠」查良鏞日前在香港辭世，這位文學江湖的武林泰斗，生前曾以「飛雪連天倚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字涵括自己一生寫出的武俠小說。他的作品以及所衍生的電視連續劇和電影，曾經是我們這些老華僑在異國他鄉谋生之余，消閑解悶的精神食糧之一，所以我還是喜歡直呼「金庸」其名。同任何一位在海外居住超過四十年，上了年紀的的華僑談天，如果他說從未看過金庸小說改編的武俠劇或電影，那將是很難以置信，也不可思議的。
我覺得還有一點是被忽略了的，那就是金庸究竟是不是愛國人士？
金庸的政治立場以及他与北京的關係的變化，起起伏伏，若即若離，分分合合，有時對立，有時友好親密。看上去是個人政治立場忽左忽右的搖擺不定，如果放在大時代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些立場的改變，關係的變化，其實都與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大事有關。
這一種立場的改變，關係的變化，并非金庸獨有，在許多海外華人的思想感情里都存在。不同的是金庸是兩岸三地名人，他的立場改變，与北京關係的變化，會反映在他在媒體的言論上，或是官方職位上，甚至是北京官方對他的評價上，領導人見不見他上。而一般海外華人則不會上昇到這個層次，只會反映在茶餘飯後的談話中，或是榻上輾轉反側的一夜不眠里，是非与冷暖只有自己心知。
金庸一九四六年就在「大公報」工作，两年後調到香港分社，他對新中國寄滿期望，頻頻發文贊頌之。隨著反右、大躍進、大饑荒的發生，金庸的立場和觀點有了改變，於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公開批評大陸，對於其後發生的文革，他都持以批評態度，甚至在小說「笑傲江湖」里植入暗諷文革因素。當年他頭上的大帽子有「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漢奸」、「走狗」和「豺狼鏞」等等，他還受到死亡威脅，一度離港避禍，回港後受政府特別保護到七十年代末。
改革開放後，金庸對大陸重拾希望信心，堅定支持北京的政策，一九八一年還獲鄧小平接見，他頭上的大帽子全部沒有了，其後更被委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起草小組港方負責人等重任，為香港回歸效力，提出過著名的「两查方案」，并被正式寫入基本法。
「六四」事件期間，金庸辭去基本法草委等一切職務以示抗議，同北京關係又趨惡化，被罵為「老反共份子」。
一九九三年，他重獲江澤民接見，自此如魚得水，開開心心回鄉興建圖書館和「雲林書舍」，懷著對故土的愛，過著舞文弄墨半歸隱的風雅生活。
對他的辭世，特區政府以及北京方面都有正面的高度評價。
因為金庸一直都在海外生活，所以他的思想立場變化的軌跡，也折射出許多海外華人包括我個人的一些變化。我所指的這類華人，是長期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既然身處社會制度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所受教育不同，獲得的信息不同，價值觀不同，當然在判斷問題的是非標準以及思維方式、觀點立場上都會有所不同。
但是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當自己的故土家鄉有難時，海外華人是鮮有置之不理的，他們會很擔心那里的親人和同胞，并且伸出援手。記得我在撰寫「斐濟華人簡史」時，寫到島上六千華僑集資二十萬英鎊，捐贈两架飛機給祖國抗擊日寇，有位老僑方利先生還自己捐出一架飛機。當我用「毁家紓難」四字形容此事時，不禁老淚縱橫。其後的每一次地震、水災或首辦奧运，海外华人都有捐出自己的血汗錢，這種捐贈只是因為近年中國政府有能力應對自然災害才終止。
而海外華人對中原故土上任何社會進步帶來的民生改善，國力提昇的點滴進步，都是樂見其成，并願意參與和出力的，當年改革開放發韌之地的廣東，成千上萬海外華人湧入投資，回國建設家鄉，興學辦教育，成為經濟崛起的先頭部隊就是一個典型。
這是一條割不斷的血緣臍帶，永遠聯接著那片遙遠而可愛的土地，我們可以「夢里不知身是客」，但我們永世都是家鄉人。
而近幾十年來在中國發生的某些大事，在一些海外華人看來，如果是倒退，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經濟損失，有失社會公正，有悖人倫常理，不夠文明，又或者是有違普世價值，大家就會像金庸一樣覺得遺憾、難過甚至不滿，這不是在反對自己的故國，反對的只是不合理、不平等和有失公義的錯誤。這里面并沒有仇恨，只有對在那里發生的某些事情感到痛心疾首而已。
而絕大多數海外華人的遺憾、難過甚至不滿，最根本的出發點始終是認為整件事不應該搞成這樣，如果能夠有更完善的制度，更公正的法律，就可能有更好更理想的另一個結果。你可以說這些人是瞎操心，管得太寬，但不要像當年對金庸那樣扣「反共反華」的大帽子，這種帽子遲早是要摘掉的，因為他們也許比閣下還熱愛故土家園，還更希望世間所有的好事都落在那片土地上，恩澤萬民，普渡眾生。
金庸的愛國情懷不是盲目的、偏執的、機械的，而是愛恨交加、有血有肉、有靈有性、是非黑白明辨的，所以才是持久的、永遠的、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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