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乘公车
话筒里,同学仔细关注我乘哪路公交车到他家。待他确信无疑,我不会找不到北,才放心挂上电话。
唉,怎么说我也是城隍根下的老北京了。可在海外漂泊了十几年,乍一回到北京,她的巨变令我瞠目结舌,晕头转向,不识故里。出门都要兄弟带领。今儿个可是我头一次孤身独行,真不知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果然,公车来了,我见前门没人上车,便不假思索冲上前，登门上车。谁知,进得车内,却听见司机大声喊叫:"嗨!这位同志!从后门上!”
“Sorry!”我习惯地应了一句。
司机大概很有经验，马上判断出我是海外人，便不再出声。
我十分内疚地站在车内，观注着乘车人们的行动。确实没有一个人从前门上。无论男女老幼，或细白嫩肉，或粗皮糙脸的全都是后门上，前门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井然有序。人们的自觉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久违了！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就是四十多年前，在北京街头才能看见的景象。竟然今天在我的眼前又重现！人们守序的清正民风，在历史的长河中风风雨雨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又卷回来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在经历了“造反有理”的铁蹄无情践踏后，伤痕累累，体无完肤。而现在她在人们的呵护下，医治创伤，逐渐改换新颜，焕发出灿烂的又一春。
看着这些上下有序的人们,我的脑海不禁浮现出文革前北京街头的情景。那时,北京人还算是遵纪守法的。排队候车，后门上，前门下已成人们的习惯动作，天经地义。似乎自有世界以来，就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来了，大串联来了，一群群数不清的“红卫兵”洪水般地涌来了，占据了北京城内外大街小巷的公车站。
此刻，我正站在甘家口26路公车站旁，眼前的马路边拥塞着一二百名裹着花棉袄戴着红袖章 不知从哪个乡里造反出来的丫头红卫兵们。那黑压压一片的阵势，惊吓得等车的北京人手足无措，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傻乎乎地躲在一边。公车来了，还没停稳，花棉袄们早已包围了汽车，死死地缠在那里，只要车上有开口的地方，管它是窗户还是门，争先恐后地往里挤。
“这是公共汽车啊！又不是火车！”我身旁的中年干部感叹道。
“唉！她们习惯了。”另一个人回答。
“咋儿办呢？我还要回家给孩子做饭呢！”带头巾的妇女担心道。
“走回去吧！瞧这架势，天黑您也甭想乘上车。”干部一脸的无奈。
从此，四十多年来，北京城再也看不到后门上，前门下的景观了。车门口你争我抢，前拥后挤，死扒住车门，僵在那里，你不让我进，我也不让你走，乱作一团，吵成一团。这就是你我上下班乘车时早已司空见惯的街头连续剧了。
你能怪他们吗？怪那些始作俑的花棉袄们吗？其实也难怪。自打她们的祖父辈们开始，广袤的中国大地就从未安稳过。世界列强的入侵，军阀混战，革命战争的风起云涌，二次大战，天灾人祸，一百多年内，这些杀人如芥，驱民流离失所的战争灾难不停歇地连番向中国的老百姓袭来。令他们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整日生活在惊恐，漂流的阴影之中。连命都保不住，哪里还有奉公守法，遵守社会秩序之礼德？说实在饥饿，逃难已把他们心灵中的秩序驱赶得无影无踪。这是谁造成的结果？我们能怪罪他们吗？
还好，这近三十年时光，人们终于可以站定下来，喘一口气，憧憬有序的幸福生活。
令人可喜的是,四十多年前守秩序的只是北京人,而现今北京城的街头上守秩序的已不仅是北京人,还有那一拨又一拨被改革大潮吸引过来的现代花棉袄们,他们仍旧来自五湖四海,却能共同遵守北京的秩序。这无疑是中国民众的一大进步。他们为北京城的秩序无忧地延续下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全国的秩序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门上，前门下，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市井凡俗之事了，也许诸位并不以为然。但在我眼里，它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不需要剧变，需要的，是这些不起眼的，芝麻谷子小事的变化，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小变，铸成了中国文明的巨变。如同一座高耸的文明大厦，还是要靠一块块小砖砌成的一样。
平静一下你那浮躁的心吧，一切从你的脚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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