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石正丽便一直处于风暴中心。未经证实的猜测认为，新冠病毒是从她在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石正丽近日接受BBC采访，表示她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她作出这一令人惊讶的表态之际，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调查团队准备下个月前往武汉，开始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

通关镇地处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大山深处，即使在最好的时节也很难到达。但当BBC团队最近试图访问这里时，最后的可能性也已消失。

便衣警察和其他官员开着没有标识的汽车，在狭窄崎岖的道路上跟着我们走了好几英里。我们停下来时，他们也停下来；我们被迫掉头时，他们便也跟着我们折返。

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障碍，包括一辆“抛锚”的卡车。当地人证实，这辆卡车是在我们到达前几分钟时被放在路面上的。

我们还在检查站遇到不明身份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便是将我们拒之门外。

乍一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努力，跋山涉水只为去看一座不起眼的废弃铜矿。但早在2012年，六名铜矿工人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疾病，最终夺走了其中三人的生命。

他们的悲剧本来几乎在很大程度上会被遗忘，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却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三人的死亡现在成为有关该病毒的起源，以及病毒是来自自然界还是实验室的重大科学争论的中心。

中国当局试图阻止我们来到这里，表明其正努力控制着这种叙事。

十多年来，这些连绵起伏、丛林密布的山丘以及其中的洞穴系统，一直是一项大型科学实地研究的重点。

它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教授领导。

2003年，SARS（即“非典”、“沙士”）夺去了700多人的生命。这个致病病毒可能源自一个云南洞穴中的一种蝙蝠，这一发现让石正丽教授在国际上赢得赞誉。

从那以后，常被称为“蝙蝠女侠”的石正丽教授便一直走在此类研究前沿，试图预测和预防类似的疫情再度来袭。

通过诱捕蝙蝠，采集它们的粪便样本，然后将这些样本带回1600公里外武汉的实验室，她的团队已经识别出数百种新的蝙蝠冠状病毒。

然而，由于武汉拥有全球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同时也是最早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城市，这让一些人怀疑这两件事可能有所关联。

中国政府、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石正丽都愤怒地驳斥了实验室泄露的指控。

自疫情爆发以来，石正丽教授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现在，在世界卫生组织任命的科学家们计划在明年1月访问武汉之际，她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BBC的一些问题。

当被问及是否会邀请世卫专家来实验室调查，从而终结外界质疑时，她写道：“我和世卫专家沟通过两次”。“我个人明确表示欢迎他们来武汉病毒所访问，”她说。

当BBC记者追问这是否会意味着展开正式的调查，例如让专家们查看实验室数据和记录，石正丽教授表示，“我个人欢迎任何形式的访问，基于公开、透明、信任、可靠和合理的对话方式。但是具体方案应该不是我能决定的。”

BBC随后接到来自武汉病毒所宣传办的电话，称石正丽教授是以个人身份发言，她的回答也未获该机构批准。

BBC拒绝了提前向宣传办发送本报道以供查阅的要求。

许多科学家认为，目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引发新冠肺炎的病毒“Sars-Cov-2”（中文通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通过中间物种，从蝙蝠跨越物种屏障来到人类。

尽管石正丽教授伸出了橄榄枝，但目前看来，世卫组织的调查似乎不太可能触及实验室泄漏论。

世卫组织此次新冠溯源调查的职责范围并未包括该假说，十人团队的部分成员已几乎排除了这一说法的可能性。

英国动物学家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被选为调查团队的一员。此前他曾在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野生病毒采样国际项目中发挥领导作用。

他曾和石正丽教授密切合作，对中国的蝙蝠进行大规模采样。达扎克此前曾称实验室泄露论是“阴谋论”，并且“纯属胡扯”。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实验室泄露，或实验室与此次疫情有关，”他说。“我已看到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都是由人类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所推动的自然发生的现象，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明显可见。”

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寻求进入实验室以完全排除实验室泄露论时，他说：“那不是我的工作。”

“世卫组织协商了职责范围，他们要求我们要遵循证据，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一些病例均与以野生动物交易而闻名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尽管中国当局似乎已排除该市场是可能源头的说法，这仍将是世卫组织调查的重点之一。

达扎克说，世卫组织团队会“查看这些聚集性病例，查看接触者，了解市场上的动物从何而来，看看这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通关铜矿的三名工人在身处一个满是蝙蝠的矿洞后身亡，这引发了人们怀疑他们感染了蝙蝠冠状病毒。

正是这种由动物将病毒传给人类的“溢出效应”推动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云南对蝙蝠进行取样和测试。

因此，在死亡事件发生后，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地对通关矿洞的蝙蝠进行取样。不出意料，他们在接下来三年里多次走访并检测出293种冠状病毒。

但除了一篇简短的论文外，关于他们在这些考察中收集到的病毒的信息发表甚少。

在今年1月，石正丽教授成为首批对Sars-Cov-2病毒完成测序的人之一。当时，这种新病毒已在她所在城市的街道和社区中迅速肆虐。

她将代表这一病毒独特遗传密码的长串字母，与多年来收集和储存的大量其他病毒毒株进行了对比。

她随后发现自己的数据库中包括一个与Sars-Cov-2已知最接近的亲属——RaTG13。

RaTG13是以她所提取的蝙蝠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的缩写“Ra”、矿洞所在地通关的“TG”和发现年份2013的“13”来命名的。

在矿洞里发现RaTG13的七年后，它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科学议题之一。

此前，有许多记录在案的实验室泄露案例。例如，2004年，尽管当时SARS疫情早已被控制，但位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SARS病毒发生了两次泄露事故。

对病毒进行基因操作的做法也并非新鲜事，它被用于使病毒更具传染性或致命性，以便科学家评估其威胁性，并可能研发出治疗方法和疫苗。

而从Sars-Cov-2病毒被分离出来和测序的那一刻起，科学家们就被其感染人类的强大能力所震惊。

关于新冠病毒是否可能是在实验室中通过人工操作而获得这些特性的说法，一群有影响力的国际学者直面问题，严肃探究。

在一篇已成为排除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权威论文中，RaTG13扮演了主角。

今年3月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的论文称，如果发生了实验室泄漏，石正丽教授应在她的数据库中找到比RaTG13更接近的匹配物。

尽管RaTG13是新冠病毒已知最接近的“亲属”，相似度高达96.2%，但两者仍在基因上相距甚远。前者不可能被人工操作变成Sars-Cov-2。

作者总结说，Sars-Cov-2可能是通过一种天然的、较温和的前体病毒在人或动物体内进行长期而未被察觉的传播而获得其独特效果。这种病毒最终进化成2019年在武汉首次发现的强效、致命的形式。

不过，一些科学家开始想知道，这些早期自然感染的宿主在哪里？

丹尼尔·露西（Daniel Lucey）博士是华盛顿乔治城医学中心（Georgetown Medical Centre）的内科医生和传染病教授。从应对中国的SARS、非洲的埃博拉到巴西的寨卡，他曾久经沙场。

他确信中国已在医院储存的人类样本和动物群体中对前体病毒的线索进行了彻底搜索。

“他们有能力，有资源，有动力，所以他们当然已经在动物和人类中做了研究，”他说。

他表示，找到疫情爆发的源头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更广泛的科学理解，也是为了阻止其再次出现。

“我们应该搜索，直到找到它为止。我认为我们能找到它，而且它很有可能已经被找到了，”他告诉我。“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还没有被披露？”

露西博士仍相信Sars-Cov-2最有可能是自然起源，但他不希望如此轻易地排除其他选项。

“自从第一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出现已过去12、13个月了，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动物源头，”他说。“所以对我来说，这更有理由调查其他解释。”

中国的实验室内是否存在一个正在被研究的病毒，在基因上更接近Sars-Cov-2？如果曾经有的话，他们会告知外界吗？“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会被发表，”露西说。

我向世卫组织疫情起源调查团成员彼得·达扎克提及了这个观点。

“你知道，我已经和武汉病毒所合作了十多年，”他说。“我很了解那里的一些人，我经常去他们的实验室。15年来我都和他们一起见面，吃饭。”

“我在中国睁大眼睛工作。而且我在绞尽脑汁地回想，寻找一丝丝不正常的蛛丝马迹，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过。”

当被问及他与武汉病毒所的友谊和资金关系是否会与他在未来调查中的角色存在利益冲突时，他说：“我们提交的文件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他补充说，他与武汉病毒所的合作，“使我成为全世界最了解中国这些蝙蝠冠状病毒起源的人之一。”

中国可能只提供了有限的有关疫情源头的数据，但已经开始推广自己的理论。

国家宣传部门正基于欧洲科学家进行的一些尚未定论的研究——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早——从而暗示这种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但在缺乏合理数据的情况下，这种质疑只会愈演愈烈。大部分质疑都集中于RaTG13及其在通关矿洞的起源上。例如，有人找到了网上的一些旧的学术论文，称它们似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于患病矿工的说法有所出入。其中一篇是昆明医科大学学生的论文。

“我刚刚把您提到昆明医科大学的硕士论文下载看了，”石正丽对BBC说。

“陈述语句不通，结论既没有依据、又没有逻辑，居然被阴谋论者拿来质疑我。换做您，您会怎么做？”她说。

石正丽还曾被外界质疑，为何武汉病毒所的“蝙蝠源和鼠源病毒病原数据库”突然下线了。

她对BBC说，这是由于武汉病毒所网站以及员工的工作邮箱和私人邮箱都遭到攻击，“为了安全迫不得已关闭。”

“我们做的是自然探索，结果均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英文期刊，”她说。“病毒序列信息也会保留在（美国运营的）GenBank的数据库，是完全透明的，没有什么隐藏的。”

在云南农村，带着重要问题而来的不仅有科学家，也有记者。

科学家通过十年时间对从蝙蝠身上采集到的病毒进行实验后，我们现在知道，早在2013年就已经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已知最接近的祖先。如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已夺走100多万人生命，并重创全球经济。

然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除了对RaTG13测序并将其录入数据库外，并没有做任何其他研究。

这是否会让人对这个代价昂贵的、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存在风险的大规模野生病毒取样项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

“你当然可以说我们做得不够，”达扎克对BBC说。“但说我们失败了是不公平的。在这些病毒研究上我们本可以做得比现在多得多。”

达扎克和石正丽都认为，大流行病的预防研究是至关重要和紧迫的工作。

“我们的研究是前瞻性研究，非专业人士的确很难理解，我从事蝙蝠冠状病毒研究15年，对它们的了解也只有一点点，而且大部分的知识局限在对遗传信息的了解，”石正丽在邮件中写道。

“在自然界存在的无数的微生物面前，我们人类是很渺小的。”

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将以“开放的心态”调查该病毒的起源。但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提问和质疑，至少是来自记者的问题。

离开通关后，我们试着向北行驶几个小时，前往石正丽教授近十年前对SARS进行突破性研究的山洞。

我们仍然被多辆没有标志的汽车尾随着，并遇到了另一个路障，被告知无法通行。

几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当地的车辆被引流到一条绕开路障的土路上，但当我们试图沿着同一条路线行驶时，又遇到另一辆“抛锚”的汽车。

我们被困在田野里一个多小时，最后被迫前往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