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落地后的大抓捕给香港树立的新常态

香港近日的新闻均是围绕各个政治人物及示威者，因为各种抗议事件相继被警方拘捕、加控罪名、到法院提堂应讯和遭到判刑等等，一些流亡海外者的银行帐户因涉及众筹活动被警方以触犯洗钱或诈骗罪名遭冻结。分析认为，香港对待反对派人士的方式，与北京对待异见人士的思路越趋相近，以法律作为武器达至“恐惧噤声”，同时试图堵截民主运动路上各种有可能筹集资金的途径。

民主派和人权组织批评这是“政治打压、秋后算账、以言入罪”，令香港走向中共特色的威权统治，异见声音被噤声。过往香港以法治、司法独立为傲，但有关案件的判决、量刑准则以及是否批出保释的决定，引发争议，在港府表明香港并非“三权分立”的立场下，法律界亦面临史无前例的压力。

中国和香港政府支持港警“依法办事”，认为《国安法》是有效压制香港乱局的手段。亲北京阵营给众多身陷官非的被捕人士贴上“乱港分子”标签，批评部分人“勾结外国势力”，罪有应得，应予以重判。在建立舆论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许多质疑警方执法以至反对政府政策的声音，归为“乱港”和“港独”，希望严惩他们能为香港带来和平稳定。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分析称，近期民主派再受大规模打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政治上的乱局和身陷疫情，让北京觉得在香港问题上更无制约和顾忌，二是北京认为，目前香港并未有落实“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的目标，当中包括司法系统，预料香港法律界会进一步受压。

他指出，北京崇尚“暴力、权力、财力”，并认为所有不稳定因素要扼杀在萌芽中，他认为近期当局的连串“狂追猛打”，就是出自这一心态，并指目的“不是要打倒敌人，而是要把敌人彻底埋葬”，意指不让其有翻身的机会。

两宗标志性案件的风向

12月2日，香港年轻民主派领袖黄之锋、周庭、林朗彦因去年包围警察总部触犯未经批准集结，认罪后分别被判7至13.5个月，周庭在一周后申请上诉，但其保释被拒。

基于三人的国际知名度，案件获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地的政府或政客隔空声援，认为这是北京打击香港民主运动和言论自由的举措，中国外交部被问及案件时称并非外交事宜，支持香港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亲北京阵营认为判刑公道，应尊重法庭判决，但香港社运人士及部分亲民主派的法律界人士认为，“未经批准集结”比其他参与抗议的罪名较轻，三人认罪也换不了减刑，显示将来参与警方不批准的公众集结活动可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代价。

香港民主派区议员岑敖晖对BBC中文说，“黄之锋案对日后同类案件影响似乎很大，因为他涉及的罪名不是违法集会中的非法集结和暴动，而是最轻的一条，但如果在这较轻的罪名下认罪也被判监以年计算，未来可能这些案件的最低消费都不是几周，而是半年以上。”

在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中，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早前因一宗诈骗罪被起诉，控方指他和另外两人未有按租契使用新界将军澳工业村一处地址，向科技园公司隐瞒用途，令公司蒙受不利。

他今年8月，因涉嫌触犯《国安法》被捕，但未被起诉，然而有关诈骗罪的案件也是由港警国安处负责，并由《国安法》下的指定裁判官处理，同样引发争议，辩方曾对此决定提出质疑但被裁判官驳回，这让外界不解以《国安法》指定裁判官审理非《国安法》案件的准则。

裁判官认定黎智英有潜逃和重犯风险，于12月3日拒绝其保释。8天之后，警方加控他一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岑敖晖表示，法院近期的判决，从判刑到保释考虑都有点“违反常理”，以往香港法院在保释时一般实行无罪假定，除非涉及杀人、毒犯等严重罪行，否则如果只是涉及商业纠纷和言论的案件，获准保释机会较高。他说，“法院把关的功能严重受限，以前会说未审先判，现在是未落案起诉就好像判了般。”

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流亡欧洲的案例令保释这个决定变得更为复杂。许智峯面临九项不同的非《国安法》罪名，法官容许他以区议员身份作公务理由外访，他11月向当局申请到丹麦出席气候变化活动，但他最终决定宣布流亡，这成为了建制阵营的论据，质疑法官能否做好把关决定予以保释。

更多民主派：抓捕起诉“一浪接一浪”

除了一些上述知名民主派人士以外，民主派阵营很多其他人也受到不同的追究问责，其中，不少国际知名度较低的人，比起知名社运人士可能承受更严重的控罪。

民主派政党人民力量成员谭得志早前在街站叫喊“黑警死全家”、“光复香港时化革命”等口号，被指“发表煽动文字”，他亦涉及未经批准集会、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等罪名，他的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官在12月3日拒绝其保释申请。

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旧生杨子隽、区议员陈易舜、李嘉睿及一些学生，涉嫌在11月19日于中大学生自发的毕业礼中参与游行，期间展示“港独”旗帜、高叫“港独”口号，警方分别以未经批准集结及《国安法》等罪名被捕。

以上的案例并没有涉及大规模暴力冲突或破坏，让民主派认为，这是当局以《国安法》之名“以言入罪”的例证，但亲北京一方认为，不能够容忍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12月8日，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皓桓、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梁国雄、朱凯廸等8人因为今年7 月1日的游行被以非法集结等罪名逮捕。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署理会长方仲贤去年买10枝镭射笔被警方指控藏有攻击性武器，12月2日警方指他一度在手机重新设置，因此加控了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他12月8日获准保释，但禁止出境。

连番的追责行动无疑对民主阵营的人带来心理压力。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形容，当局打压程度是“前所未有，无人能够想象”，“一浪接一浪，拘捕和检控更多人，也把更多人送入监狱”。

她认为当局做法是想令民主派人士噤声，以恐惧治港，“每日都有类似的新闻，他就是想你习惯成自然，不觉得意外，成为香港的新常态，好明显北京的意思就是来一场彻底的意识形态大清洗，等大家不再表达支持人权、民主、自由、法治这些被视为外国的理念，希望清洗后大家不发声。”

她强调，《基本法》清楚列明有集会自由，但如果警方无论怎样也不批准集会游行，市民再想聚集的时候被指犯法，也是警方说了算。

国安法：更大的“武器”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几十人因相关罪名被捕。

港府和亲北京阵营认为，《国安法》达至“止暴制乱”，平息香港暴力示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国安法》涵盖范围远比美英等国家的国安法律体系小，规管的程度也不比这些国家严厉，对于有说法指，《国安法》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我要反问的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没有受该国形形色色的国安法律所保障呢？同样地，若一个地方好像香港去年下半年，时刻出现暴力事件、汽油弹横飞、机场被围堵、公共交通受破坏，它可以继绩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吗？市民可以安居乐业吗？”

“请看看过去五个多月的香港，街头暴力绝迹、社会恢复稳定、市民可以重新依法享有自由和人权，”她认为批评《国安法》的人应该“回头是岸”，收回他们的不确言论和不公行为。

但亲民主阵营就把这部法律视为“恐惧治港”的开始。

岑敖晖说，“我觉得《国安法》实施后，对民主派的打压是恐惧为主，动辄会被人指是违反国安法，好清晰，有些人随时因国安法被捕，想产生恐惧，令你收声和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生黎恩灏对BBC中文表示，《国安法》加剧了清算的行动，扩大了警方的检控范围，让他们执法从公众活动，扩展至生活上的言行，这是会带来震慑的效果。

他指出，自从有《基本法》以来，北京事实上已在香港的法律体系摆放了一个“小洞”，当中订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力就个别法律作出解释，这已经是“普通法制度不会发生的事情”，而《国安法》则成为更大的“武器”，因为在《国安法》底下，任何与其法有抵触，都是以《国安法》优先，其法例的效果就是“整个民主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其在体制议会内的力量、街头力量、以至传统政治领袖，均可以说是被瓦解。”

另外，法官也成为了各阵营攻击的目标。亲民主和亲建制阵营过去都曾就法官裁决表达意见，特别是裁决不如他们心意时，有时甚至会有人身攻击，但不一样的是，亲北京媒体的攻势，足够拉倒法官。

“香港的司法独立原本是保障法官不受干预行使权力，但无法保证每个法官是否能抵受内外的压力和左派媒体的攻击，”黎恩灏说。

冻结帐户

除了针对民主派人士采取大规模拘捕行动，警方近日亦再次把焦点放在示威阵营的众筹行动。近期已流亡欧洲的许智峯以及在示威期间发起“守护孩子”行动的好邻舍北区教会银行户口分别被冻结，备受关注。

许智峯12月初宣布流亡英国后，警方以他众筹涉“洗黑钱”之名下令银行把其户口冻结，以及以《国安法》追究他在欧洲呼吁扩大制裁及支援香港示威者的言行。许智峯此前发起众筹希望追究在处理示威期间开枪的警员，他上载了律师楼有关众筹的文件，反驳警方的指控是无中生有。

“守护孩子”是由社工、家长、长者等组成的组织，在前线担当缓冲角色，亦协助保障示威者人身安全与生活需要。“守护孩子”创办人陈凯兴是教会的会堂主任。

港警拘捕了教会两名职员及通缉身在海外的陈凯兴夫妇，警方指控他们以宗教和协助年轻人为名，欺骗捐款，合共收到2700万港元，但对外宣称筹得890万。有关教会发声明指教会被打压，该会一直有会计筛进行检数，称警方“空洞粗疏的指控不成立”。

身在英国的陈凯兴户口被冻结后在社交媒体表示，在英国“身无分文”，被政权迫到“走入困境”，可能不能够再返回“不安全的香港”。

过去一年的运动有很多不同的众筹活动，早在去年12月，最广为人知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已遭港警指控洗黑钱，冻结7000万港元。

亲北京媒体指控这些发起示威相关众筹的人是支持“黑暴”破坏香港，或是针对其个人指他们非法地在众筹获利。

区议员岑敖晖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确有揭发过“假众筹”，例如有些人会假装帮助许智峯或因涉嫌潜逃台湾而被中国深圳当局扣留的12名港人，进行筹款。但他认为，在这场运动中，支持民主派的香港市民对众筹透明度有要求，捐钱时都会看清楚有关单位是否真的帮到示威阵营，而警方正针对的众筹单位，都是在示威阵营有口碑而且认受性高，警方做法不会令民主阵营质疑众筹单位的认受性，反而认为是政治打压。

“几乎所有众筹户口，最低消费是遭冻结，然后被控告欺诈、串谋诈骗或洗黑钱罪，目的很明显，希望切断对社会运动资金的支援，”他说。

未来走向

刘锐绍认为，香港司法界会特别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压。他指出，虽然中国和香港政府多次表明“依法治国或治港”，但中国大陆所提倡的“依法治国”，是建基于他们的“恶法”，加上欠缺法治精神，订立法律后，不一定会按法律而行，而是按政治需要执法。

他认为，港府有委任及升迁法官的权力，预料日后法律界内的人事更替和遴选标准，将逐步按官方方向执行。

黎恩灏认为，虽然有《国安法》以及民主派领袖相继身陷牢狱之灾，但他认为，反修例运动本身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民主派议员和政治人物面对的被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以至身陷牢狱、流亡等等，事实上是很多参与运动的人都面对同一件事。

他指出，未来并不明朗，亦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政权用国安法和法律打压公民社会不同部分，宗教、小商户、教育、新闻界等等，都遇到不同的打压，但由“雨伞运动”到反修例运动，下一代建立起民主抗争意识，这就不容易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