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兰而开的女人

   记得家里曾经养过兰花，在那些妩媚与妖娆的花丛间，简约而朴素的兰花显得有些其貌不扬，所以那一盆兰花一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每次我给花儿浇水，唯独对兰花敷衍了事。母亲见状免不了唠叨我几句，因为兰花是她的至爱。但是，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喜欢兰花。

   母亲虽然只是陪我走过人生中的十六个春秋，但是她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母亲四十好几才生下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以前的照片，所以对年轻时代的她一无所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把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或者老电影里的某个女主角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母亲没有花容月貌，在我眼里她却如一幅耐读的风景，永远悬挂在我灵魂的高处。

如果说人真有宿命的话，我的母亲无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短暂的一生宛如一卷线装的悲剧，情节跌宕，内容揪心。随便翻开一页都让我读到她的辛酸与眼泪。母亲是一九二九年生人，上过私塾，读过古书。听母亲说，我的外祖父许超前曾经在当地有过一官半职，其文才享誉一方。母亲自幼蒙恩于书香门弟的熏陶，让她既有下里巴人之质朴，又有大家闺秀之涵养，知书而识理，睿智而贤淑。生于旧社会的她，其实是一个颇有思想的女性。然而，她的一生却仍然没有挣脱那个时代的枷锁。父辈们的指腹为婚，让母亲十三岁便做了童养媳，十七岁为人母，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生儿育女，相夫教子。

    当儿女们几乎耗尽母亲所有的青春时，接踵而至的十年浩劫，让母亲承受了肉体与精神上的蹂躏与折磨。文革风暴席卷而来，母亲省吃俭用盖起来的房子便被政府没收。一家人从城镇下放到一个山旮旯，接受轮番的文斗与武斗。我无法想像那些披着人皮的魔鬼，怎么忍心在母亲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动粗。我更无法想像母亲胸前挂着一块“打倒牛鬼蛇神”的纸牌，头戴“黑五类”字样的帽子，赤脚走在冬天雪地里那种凄凉与绝望。那个人心比冬天还要冷酷的年代，母亲用她两行脚印在大地上雕刻一个弱女子的坚强意志。没有多久丈夫含冤而去，刚到不惑之年的母亲便做了寡妇。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子女在那个小山村度日如年。直到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走进她的生活，母亲的生命重现一丝绿意，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1972年那个五月天，我的降临无疑给他们沉寂而寒冷的生活平添了些许春色。打我懂事开始母亲便给我讲过去那段历史，但是，坚强的母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掉过泪。我在中学时代几乎没有看过一本中外名著，但是我读过不少诸如〈〈三生石〉〉这样文革题材的小说。那些人物的命运就是母亲的缩影，咯血的文字卷走我大把大把的泪水。我因此过早地感悟了人生的险恶与磨难。

    我很小的时候文革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这种伤害仍然波及到我的童年。因为在母亲下放的那个小山村，文革的遗风一直持续到1979年。上小学一年级时村里还有同学骂我“小地主”。“地主”就是欺压老百姓的坏蛋，这是那个年代的小孩对“地主”全部的理解。我承认我是地主的后代，但是我连我的祖父外祖父长得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我又招谁惹谁了？每当有人骂我“小地主”，我就跟他拼命。其中有一个同学不服，便将他的老子搬出来，他的老子气势汹汹地跑到我家闹事。母亲从屋子出来，那个人指着母亲的鼻子便破口大骂。

   “你这个地主婆，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想骑在我们贫下中农的头上拉屎啊！”这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母亲不明就理，心平气和问他咋回事。

   “问你这个地主崽。”那人当着母亲的面恶狠狠刮了我一个耳光。

     “是他的儿子骂我小地。。。。。。”我想争辩。

我的话被母亲一记耳光打断。我委曲地大哭。母亲和颜悦色地给那个人赔不是，然后他才扬长而去。

   “崽啊，我们惹不起人家，你要懂事啊！”母亲对我的管教一向近乎苛刻，其实那一次她也明白我的委曲。那个姓李的家伙是文革中的积极份子，每次在批斗大会上对母亲最狠。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这张丑陋的嘴脸。父亲是一位据理力争的人，这件事情母亲压根儿就没有让他知道，担心父亲节外生枝。文革烟云散尽后，生产队里那些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的积极份子，开始主动接近我们，包括那个姓李的。母亲与他们交往的时候，好像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一样。我曾经暗地里埋怨母亲的懦弱。如今我在社会上经历一些世事，才领悟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境界。当年的母亲其实是一种忍耐和宽容，这是生活中许多人至今所欠缺的一种素养，也是我至今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品性。

    说到母亲我突然想到“报告”这个词。“报告：指的是对上级和群众的陈述。”这是1990年版《新华字典》对报告的解释。而我曾经对“报告”这个词的理解并非如此。1979年母亲请当地有文化的人帮我们家代写“报告”，其实就是请求县政府为我们家平反。我的几位同母异父的兄长，在文革时期剥夺了上学的权力，所以文化程度都不高。母亲申请平反的目的无非是想要回被政府没收的房子，因为她想搬回小镇，那里才是她的家。报告递上去之后便石沉大海。母亲总怀疑是“报告”没有写好，一连换了几个代写“报告”的人。每次的“报告”都是由母亲口述，由别人代笔，我就在旁边看。母亲经常开玩笑说：“崽啊，好好读书，以后就可以帮姆妈写报告了。”我最初所理解的“报告”就是我们家的那栋旧屋，就是承载着我们一家人命运的一张信笺。那些年，母亲口袋里只装着两样东西，其一是报告，其二是路费。她三天两头往城里跑，结果等到的却是一场噩耗。1979年冬天，我的同母异父的一位胞兄猝死家中。其时母亲还在县城为平反的事而奔忙。母亲痛不欲生，几乎一夜间白了一头青丝。

    料理完胞兄的后事，母亲含泪上路，继续跑县城。找了一个又一个部门，公章盖了一大堆，县政府的门槛几乎被母亲踏破了。想必是母亲的执着与顽强感动了当时的某个官僚，终于等来政府为我们平反的红头文件。母亲为此特地下厨炒了几碟小菜，一家人庆祝了一番。那晚母亲喝了很多酒，然后泪流满面，那是我第二次看见母亲掉泪，第一次是胞兄去世。平反如同一纸空文，虽然政府答应将房子退给我们，但是遥遥无期。在等待的过程中，母亲匆匆地走了，她最终没有等待重返家门的那一刻。母亲真的是死不瞑目，我永远记得母亲走的那天，还是父亲为她合上的双眼。母亲去世一年后，房子退回给我们。拿到钥匙的那天，我们有的只是酸楚而没有丁点儿喜悦。后来我与父亲在那栋旧屋子里生活了好些年，再后来我从兄长手里将那栋旧屋买了下来。然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办过户手续，因为房产证上写着母亲的名字，我觉得母亲才是这栋房子真正的主人。

    心灵手巧的母亲，曾经是乡下远近闻名的裁缝，农闲之余为人做些衣裳。那时候，裁缝在乡下是一门很好的手艺，我们一家全靠母亲的手艺改善生活。后来城里的姨妈送了一台旧缝纫机，母亲缝纫衣裳就不再需要用手工了。每个深夜，茅屋下那一扇窗口总是亮着灯火。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带着老花镜，坐在缝纫机面前，时而穿针引线，时而脚踩缝纫机的踏板，手持布料飞针走线，动作娴熟而麻利。我就坐在旁边写作业，有时缝纫机掉线，母亲也会叫我帮她给缝纫的针头穿线。多少个夜晚，宁静的乡村总有旧缝纫机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我时常枕着这样的呻吟声入睡。母亲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裁缝，一件衣裳只要不合自己心意，哪怕通宵达旦都要翻工重新做过，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与其说村里人相信母亲的手艺，倒不如说大伙儿信得过她夯实的为人。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发觉母亲老了许多，尤其是她的背日渐佝偻了。生活压弯了母亲的背，但是没有压垮她骨子里的坚强。搬到小镇后，我们家的日子过得颇为拮据。那年冬天母亲从亲戚家东拼西凑了一百元钱，决定在镇上的农贸市场开一个小食店。既可以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又是为了筹措我来年的学费。临“走”的前一天，母亲还在张罗开店的事。我的抽屉里，至今珍藏着当地工商部门给母亲颁发的那本蓝封皮的营业执照，因为那上面有母亲此生唯一的一张个人近照。

    家人遵照母亲生前的愿望，将她安葬在她曾经下放的那个小山村。出殡那天，灵车穿过小镇的街头，所到之处炮竹声不绝于耳。与母亲相处几十年的老街坊以燃放炮竹的方式为母亲送行，这是当地人对仙逝者一种最高的敬意。按照当地的风俗，我们要给所有燃放炮竹的街坊叩头行礼，以表达我们的谢意。街坊们扶起我的时候，许多人都是热泪盈眶。在众人含泪的眼睛里，我第一次看清了年轻时代的母亲。

   “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壁。值余幕游于外，得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到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玉如兰，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此后誓不种兰。”后来读沈复《浮生六记》，我对兰花肃然起敬。母亲姓许，名前兰，小名兰兰。若兰而开的母亲，不仅有兰一样朴素的名字，而且有着兰一样的品性：简约淡雅，其貌不扬而不卑不亢，茎细叶疏，看似纤弱却坚强不屈。这大抵是母亲喜欢兰花的真正原因吧！

2006年9月14--15日　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