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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与汪晖教授探讨“
作者: 文扬 人气: 8973 日期: 2015/2/11首先声明，对于汪晖教授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功底笔者一向尊敬有加，此文主要是借助“去政治化”论述这个基础展开新的探讨，为此还是要特别感谢汪教授对这一视角的开辟。
在 最新一期《文化纵横》杂志上的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中，汪晖教授继续展开了他关于中国近20多年来 发生了“去政治化”这一论述，并由此推断：在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体政治潮流退潮之后，与这种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 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于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成了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
汪教授说，“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
在 汪教授看来，在20世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 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而在台湾，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使“中国”成为一个明确 的政治范畴。那时，“中国”作为一个被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
但 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发生“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 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问题。
汪教授这个观察判断很深刻，值得重视。在对台湾的统独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但与此同时，从“去政治化”论述中所引申出的结论不言自明：当下的中国，仍在“去政治化”之后的转向路径上，除非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这些政治话语再次复活，否则“中国”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价值，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范畴。
纵 向上与20世纪的中国相比是这样，横向上与西方集团相比也是这样。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 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 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 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 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 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 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由于中国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论述”，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强有力的政治论述，所以当下的欧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论述对内推动统一，对外划分敌友、合纵连横，而当下的中国则发生了内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机”。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更为本质的政治价值
笔者与汪教授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除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现代中国还代表了什么？更本质的属性是什么？
国家就是叙事。如果认定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没有其他，那么当这两大叙事都不再成立之后，国家就陷入了政治认同危机。
但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换个角度，在世界的眼中，1949年成立的这个新中国，其实始终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即使不再对外输出革命，也并未改变其基本底色。中国学者在国内强烈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变，在外人眼里，也许只是很小的改变，甚至没有改变。
中国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军队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货币的名称是什么？是人民币…还有，中国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国 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中国的官方媒体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这些在中国国内早已习以为常乃至失去了其 特殊意味的称呼，在世界的眼中，还仍然带着鲜明的标记，甚至带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名义上如此，实质上也是如此。这一原本就具有深厚平民主 义传统、近代以来又经历多次去贵族化、去精英化革命运动的国家，其十几亿国民最典型地代表了“人民”这一群体。国民中虽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但并无贵族地 主；虽有子承父业的官员，但并无皇室公卿；虽有一时的政商豪强，但并无寡头阶层。总体上，公权始终高与私权，政治始终高于资本，整个社会基本是“扁平化” 结构，正是典型的、彻底的人民共和国。
在我看来，新中国的真正本质，就是它是一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并未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退 潮而改变，也未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随中国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个本质正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刺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Great Power）的中国，是大国俱乐部中唯一没有帝国主义历史的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中国军队，是各国军队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军的军队；而开始国际 化的中国货币，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储备货币中唯一叫做人民币的货币；就连越来越多地跻身于世界富豪行列的中国亿万富翁，也无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 “人民富豪”。
这个特质，在整个国际社会，可谓绝无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国当中，中国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员平起平坐的人民共和国；而在 所有人民国家当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中国又是唯一 成为了经济巨人的世界大国。
在我看来，作为唯一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已经足以作为当下中国的独特政治价值，并且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即使是“政治就是划分敌友”这个激进标准，也并非不可用，只要中国真想以“人民共和国”划线展开国际斗争，随时都可以。
回顾世界历史，人民运动、人民建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既早于社会主义，也早于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其实是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种选择形式，民族解放也只是 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共和国被归类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并不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
所以，可以认为，“中国”这个概念，从20世纪直到今天并未丧失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即使在近二十年里发生了“去政治化”，只是去掉了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这个极端化的斗 争政治，并未失掉全部。而“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价值，反倒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而日益突显，无形中促成了一个“再政治化”的新形势。
在我看来，基于对“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认同，可以诞生出很多鲜活有力的政治论述，中国在“去政治化”之后新一轮的“再政治化”的进程，大有前景。这是另外的问题。本文作为一个简要的探讨，暂时到此为止，并就此求教于汪晖教授，还望不吝赐教。▊
2015年2月4日
在 最新一期《文化纵横》杂志上的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中，汪晖教授继续展开了他关于中国近20多年来 发生了“去政治化”这一论述，并由此推断：在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体政治潮流退潮之后，与这种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 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于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成了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
汪教授说，“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
在 汪教授看来，在20世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 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而在台湾，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使“中国”成为一个明确 的政治范畴。那时，“中国”作为一个被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
但 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发生“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 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问题。
汪教授这个观察判断很深刻，值得重视。在对台湾的统独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但与此同时，从“去政治化”论述中所引申出的结论不言自明：当下的中国，仍在“去政治化”之后的转向路径上，除非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这些政治话语再次复活，否则“中国”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价值，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范畴。
纵 向上与20世纪的中国相比是这样，横向上与西方集团相比也是这样。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 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 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 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 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 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 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由于中国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论述”，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强有力的政治论述，所以当下的欧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论述对内推动统一，对外划分敌友、合纵连横，而当下的中国则发生了内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机”。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更为本质的政治价值
笔者与汪教授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除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现代中国还代表了什么？更本质的属性是什么？
国家就是叙事。如果认定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没有其他，那么当这两大叙事都不再成立之后，国家就陷入了政治认同危机。
但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换个角度，在世界的眼中，1949年成立的这个新中国，其实始终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即使不再对外输出革命，也并未改变其基本底色。中国学者在国内强烈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变，在外人眼里，也许只是很小的改变，甚至没有改变。
中国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军队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货币的名称是什么？是人民币…还有，中国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国 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中国的官方媒体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这些在中国国内早已习以为常乃至失去了其 特殊意味的称呼，在世界的眼中，还仍然带着鲜明的标记，甚至带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名义上如此，实质上也是如此。这一原本就具有深厚平民主 义传统、近代以来又经历多次去贵族化、去精英化革命运动的国家，其十几亿国民最典型地代表了“人民”这一群体。国民中虽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但并无贵族地 主；虽有子承父业的官员，但并无皇室公卿；虽有一时的政商豪强，但并无寡头阶层。总体上，公权始终高与私权，政治始终高于资本，整个社会基本是“扁平化” 结构，正是典型的、彻底的人民共和国。
在我看来，新中国的真正本质，就是它是一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并未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退 潮而改变，也未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随中国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个本质正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刺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Great Power）的中国，是大国俱乐部中唯一没有帝国主义历史的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中国军队，是各国军队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军的军队；而开始国际 化的中国货币，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储备货币中唯一叫做人民币的货币；就连越来越多地跻身于世界富豪行列的中国亿万富翁，也无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 “人民富豪”。
这个特质，在整个国际社会，可谓绝无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国当中，中国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员平起平坐的人民共和国；而在 所有人民国家当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中国又是唯一 成为了经济巨人的世界大国。
在我看来，作为唯一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已经足以作为当下中国的独特政治价值，并且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即使是“政治就是划分敌友”这个激进标准，也并非不可用，只要中国真想以“人民共和国”划线展开国际斗争，随时都可以。
回顾世界历史，人民运动、人民建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既早于社会主义，也早于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其实是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种选择形式，民族解放也只是 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共和国被归类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并不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
所以，可以认为，“中国”这个概念，从20世纪直到今天并未丧失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即使在近二十年里发生了“去政治化”，只是去掉了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这个极端化的斗 争政治，并未失掉全部。而“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价值，反倒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而日益突显，无形中促成了一个“再政治化”的新形势。
在我看来，基于对“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认同，可以诞生出很多鲜活有力的政治论述，中国在“去政治化”之后新一轮的“再政治化”的进程，大有前景。这是另外的问题。本文作为一个简要的探讨，暂时到此为止，并就此求教于汪晖教授，还望不吝赐教。▊
201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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