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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联合报》文扬时评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与汪晖教授探讨“
作者: 文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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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2/11
首先声明,对于汪晖教授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功底笔者一向尊敬有加,此文主要是借助“去政治化”论述这个基础展开新的探讨,为此还是要特别感谢汪教授对这一视角的开辟。
在
最新一期《文化纵横》杂志上的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中,汪晖教授继续展开了他关于中国近20多年来
发生了“去政治化”这一论述,并由此推断:在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体政治潮流退潮之后,与这种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
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于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成了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
汪教授说,“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
在
汪教授看来,在20世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
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而在台湾,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使“中国”成为一个明确
的政治范畴。那时,“中国”作为一个被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
但
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发生“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
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问题。
汪教授这个观察判断很深刻,值得重视。在对台湾的统独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但与此同时,从“去政治化”论述中所引申出的结论不言自明:当下的中国,仍在“去政治化”之后的转向路径上,除非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这些政治话语再次复活,否则“中国”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价值,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范畴。
纵
向上与20世纪的中国相比是这样,横向上与西方集团相比也是这样。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
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
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
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
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
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
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由于中国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论述”,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强有力的政治论述,所以当下的欧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论述对内推动统一,对外划分敌友、合纵连横,而当下的中国则发生了内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机”。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更为本质的政治价值
笔者与汪教授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除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现代中国还代表了什么?更本质的属性是什么?
国家就是叙事。如果认定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没有其他,那么当这两大叙事都不再成立之后,国家就陷入了政治认同危机。
但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换个角度,在世界的眼中,1949年成立的这个新中国,其实始终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即使不再对外输出革命,也并未改变其基本底色。中国学者在国内强烈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变,在外人眼里,也许只是很小的改变,甚至没有改变。
中国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军队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货币的名称是什么?是人民币…还有,中国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国
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中国的官方媒体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这些在中国国内早已习以为常乃至失去了其
特殊意味的称呼,在世界的眼中,还仍然带着鲜明的标记,甚至带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名义上如此,实质上也是如此。这一原本就具有深厚平民主
义传统、近代以来又经历多次去贵族化、去精英化革命运动的国家,其十几亿国民最典型地代表了“人民”这一群体。国民中虽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但并无贵族地
主;虽有子承父业的官员,但并无皇室公卿;虽有一时的政商豪强,但并无寡头阶层。总体上,公权始终高与私权,政治始终高于资本,整个社会基本是“扁平化”
结构,正是典型的、彻底的人民共和国。
在我看来,新中国的真正本质,就是它是一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并未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退
潮而改变,也未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随中国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个本质正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刺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Great
Power)的中国,是大国俱乐部中唯一没有帝国主义历史的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中国军队,是各国军队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军的军队;而开始国际
化的中国货币,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储备货币中唯一叫做人民币的货币;就连越来越多地跻身于世界富豪行列的中国亿万富翁,也无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
“人民富豪”。
这个特质,在整个国际社会,可谓绝无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国当中,中国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员平起平坐的人民共和国;而在
所有人民国家当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中国又是唯一
成为了经济巨人的世界大国。
在我看来,作为唯一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已经足以作为当下中国的独特政治价值,并且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即使是“政治就是划分敌友”这个激进标准,也并非不可用,只要中国真想以“人民共和国”划线展开国际斗争,随时都可以。
回顾世界历史,人民运动、人民建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既早于社会主义,也早于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其实是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种选择形式,民族解放也只是
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共和国被归类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并不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
所以,可以认为,“中国”这个概念,从20世纪直到今天并未丧失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即使在近二十年里发生了“去政治化”,只是去掉了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这个极端化的斗
争政治,并未失掉全部。而“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价值,反倒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而日益突显,无形中促成了一个“再政治化”的新形势。
在我看来,基于对“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认同,可以诞生出很多鲜活有力的政治论述,中国在“去政治化”之后新一轮的“再政治化”的进程,大有前景。这是另外的问题。本文作为一个简要的探讨,暂时到此为止,并就此求教于汪晖教授,还望不吝赐教。▊
201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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