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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联合报》文扬时评
中国话语一定是中国特色的
作者: 文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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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2/4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话语”的讨论持续升温。一些“主打”词语已悄然流行,而随着大规模发展智库战略规划的实施,整套的话语体系似也呼之欲出。
背后的大形势,当然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持续冲高。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默默收获着全球“最大”和“第一”的桂冠,早在4年前中国即成为了全球最大生产制造国,2年前又成为了全球最大商品消费市场国,去年则一举成为了按购买力平价GDP计算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的确意义重大。从长时段历史上看,上一次中国失去这个地位是在19世纪中期。此后一百多年的两大霸主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前者称雄约50年,后者称霸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
从短时段历史上看,西方各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衰落。据统计,自2008年至今,中国一国就贡献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以上。
单凭中国的经济数据和西方连续发生的危机事件,就已经有不少人断言“后西方时代”真的要来了。
这
是数百年一遇的历史性变局,但中国却并不兴奋,而且明显表现出无意争先。就在一个多月前,汪洋副总理在访问美国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表态,“引领世
界的是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规则仍然由美国主导。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
领导者地位。”。
故意的低姿态,与一百多年前美国跑步进入“美国世纪”时的大喊大叫,恰成鲜明对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轮到中国发话了,中国却似乎没有什么新词可说?为什么西方话语哪怕成了陈词滥调也仍然流行,而中国话语虽然内涵深刻却很少响应?
人
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在最近的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观察到:“这些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腰包鼓起来,但形象却渐渐‘土豪化’”光有金钱,没
有话语。无论是主论坛,还是外围的B20(20国商务组织)、L20(20国劳工组织)、T20(20国智库组织)和Y20(20国青年组织)等非政府机
构,都鲜有中国代表的身影。
2016年轮到中国主办G20峰会,这个每年增加1个土耳其或4个爱尔兰的经济体,届时又有了新的身价。即使
不做引领者,不当统治者,但众目睽睽之下,总要在思想观念和话语表述上有些与身份相称的东西。很多人相信思想是行动之母、意识决定存在,中国做得如此之出
色,促成其“行”后面的“知”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一般来说,话语缺失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心里明白却故意不说,也就是“韬光养晦”、“不”字外交;另一种则是心里想说却说不出来,实践理性很强,认知理性不够。
综
合地看,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一方面确实是长期遵循“不争论”、“不扛旗”、“不当头”、“不干涉”等“不”字原则,在理论发展和话语创新方面没有着
力,一心想着先把经济和民生搞上去再说。而另一方面,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也的确具有敏于行讷于言的特点,并不热衷话语上的夸夸其谈。
近代西方话语其实是一种特殊现象
波
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他1904年出版的《诺斯特洛姆》一书中,写了一位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德。这位典型的帝国主义代表人物这样宣布:“我
们将会在所有的事情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我们要管理这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对此无可奈何。”
这种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态度,在美国至少持续了一百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修辞,难以掩饰的胜利情绪和煞有介事的庄严承诺,与霍尔洛德身上孤芳自赏的气味一脉相承。他们一直坚信: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既代表着自由,又代表着秩序。
在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整个世界一直都在倾听西方国家的发号施令。其实,总体来看,这并非是常态现象。在西方崛起之前,世界要“安静”得多,特别是在中华为中心的东方,并没有那么多大喊大叫。正像儒家学者所解释的,汉字中的“聖”字首先是用耳倾听,善听慎言,是为人主。
很
多学者指出过,以英法美为主导的西方帝国主义,有别于历史上大多数其他的征服,如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后者主要是暴
力形式的征服,在文化上,甚至会被臣属民族所同化,逐渐成了被征服者。而前者则完全不同,西方全面崛起之时,其文化上的力量甚至强过其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力
量,在当年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上,西方宗主国曾建立起一种全面渗透、无所不在、彻头彻尾的统治,这种统治主要是依靠话语建立起来的。
凭着在
非洲、美洲、印度、东南亚、大洋洲各个殖民地的经验,西方人得出结论:世界上有意义的行动和生活,其源头都在西方,非西方世界的心灵已经死亡,大多数地方
没有生活、历史或文化可言。西方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幻想,如果高兴也可以给予仁慈。若没有西方,这些边远的地方也没有独立和完整可以展现。如果有
什么可以描述的话,那就是腐败、堕落和不可救药。
与中华古代圣贤的善听和慎言正好相反,西方统治者根本不倾听,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
中国话语不应是西方话语的翻版
在西方的征服史上,最让西方认定非西方世界一无是处的一点是:殖民地的各种反帝运动,竟然也是西方内部政治的一部分,运动领导人所使用的话语武器,也都是西方的输出品。即使最终获得了独立,掌握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竟然完全照搬原来西方主人的统治模式。
但中国却有所不同。一方面,中国从未像印度和非洲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试图在中国建立宗主国统治的日本,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打败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立建国又是真正的人民建国,试图照搬西方主人统治模式的“民族资产阶级”国民政府,被1949年的人民革命推翻了。
这
就意味着,与非洲、印度、南美等地相比,中国实际上从未被西方帝国主义完全征服,无论是直接的军事征服,还是通过代理人的文化征服。这也就意味着,与今天
的阿拉伯国家和南美国家大为不同,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然可以依靠本土的、原生的思想资源,而不必寻求另外一套来自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西式话语。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如果西方确定你这个国家无论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其话语无非都源自西方、套用西方,那么你就不再是真正的对手;无论你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也不过是只永远逃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孙猴子。
在最近关于中国话语的讨论中,“国家治理”概念成了一个热点,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家治理”也是核心观念之一,而当代中国执政者大量的政治实践,实际上也都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与近代西方的影响并无直接关系。
然
而,真正的对抗,仍然会集中在西方所占据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要的舆论高地上。必须承认,自由、民主、人权这几个观念,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能打动
人心、争取民心、最具有宗教性质的感召,也理所当然成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力工具。而诸如“国家治理”、“互惠互利”、“和平发展”等观念,都属于反帝
国家争取国家自由和独立的诉求,也许会对各国政府起作用,却并不直接针对民心,不会形成普世性的影响。
这就是中国的话语困局。中国不是帝
国主义国家,不会寻求西方式的话语统治,但中国又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一种既能够抵抗西方文化战争、又能够产生一定普世影响的中国特色话语。这个要求既是
必需,也是必然。而认清中国产生自身话语的先天条件和可行途径,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2015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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