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长篇连载 > 悠闲颂 - 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1）
作者: (英）罗素 人气: 日期: 2004/10/23 3:38:39
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幸福观念
大家都知道威尔士写的《时间机器》。在该书中，机器的主人在时间上能作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洞察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景象。但人们却总是意识不到在今天不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士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欧洲人，如果他到过纽约和芝加哥，他就等于看到了未来，因为假如欧洲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段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欧洲的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能够返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自己创建的国家，将会极度地困惑不解，但对英国他的惊讶也许会小一些，对法国将更小些；除非他去中国，否则就找不到真正回家的感觉。当他的亡魂在中国游荡时，他会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加幸福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人们一样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们。而且我想，不用很长时间，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美洲文明，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文明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土的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征在美国最为显著、最为进步。我们习惯于把进步看作是公认的东西：总要毫不迟疑地假定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变化肯定是趋向于变好，而且日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于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自负的信念以沉重打击，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以内也不会回到那一时代。在英国，对于这种乐观主义的冲击要小一些，在美国那就更小。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把进步看作公认的概念的人来说，访问中国之类的国家，也许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停留在我们150年前的那种情形中，因此看了这个国家我们就会们心自问，把他们的情形同我们现在的情形加以比较，我们是否有了什么真正的进步？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稣500年就已经盛极一时的孔子学说之上的。孔子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称羡而又难以企及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导师一样，志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木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一点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铭刻在中国文明当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谋战的诸侯国。在最近的300多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了现在版图上的中国，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尽管遭受过野蛮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满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却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才开始衰落下来。
一个具有如此坚韧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必定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它并非一种像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一词那样含义的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结在一起的。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作为一种伦理学并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那样，它并不使得一般的人感到太高，以至于实行不了。孔子的学说本质上很与存在于欧洲十八世纪的“绅士”的陈旧观念类似。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如任何一个道德说教者必定做的那样，孔子也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等问题，但他决不强迫人们去做有悼于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予证之。’ZLI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执其两端，取乎中庸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准则怎么样？”他回答说：。’‘那么，你对于善该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道德准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思想，后者更类似于基督教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向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也能变得诚实。即使某个人不对，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伤害。”老子还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时对众人说的那些话有些极为相似之处。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被看作是国家的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之所在。虽然道教得以保存了下来，但它主要作为一种法术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中流传。它的学说，在那些有着丰富的统治经验的皇帝看来，是渺不可及的，而孔子的学说显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减缓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老子宣扬一种清静无为的学说，例如他说：“放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但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自制、仁爱和礼让这些道德准则，如果能够把它们同更加重要的善结合起来，就会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最希望的结果。在中国，决不会象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中那样，两种伦理体系并存，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有如此行动的希望，而且对别人也有着同样的希望。然而，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其伦理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对于这个罪恶四溢的国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是太好了，以至于根本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是虽然人们加以宣扬但却不付诸实践的，二是人们付诸实践但口头上很少宣扬的。基督教象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该死的亚洲。在最初的几百年中，它同样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色彩的来世说。依此看来，不抵抗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一旦基督教成了强大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的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对其教义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有的原文，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之于君主”，则受到他们的极大欢迎。今天，在工业制度的竞争的影响下，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不抵抗主义，人们都会投之以鄙弃，对于所有的人，人们都希望他们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强有力的道德就是以奋斗获取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适用于国家，同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以外，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软弱和愚不可及的。
中国人既不采纳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纳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则认为这些情况很少出现；而我们认为正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能够被认为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则十分常见。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于战争中或事业上的胜利者，他们并不过于称羡。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羡的是学问而非别的什么3其次，与学问常常相关的是对文雅和礼貌的称羡。过去，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于那些在考试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在中国并不存在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的例外，他的每代族长都袭有爵位——所以，学问就享有在封建时的欧洲世袭的显赫贵族一样的尊荣，而且这种尊荣如此令人尊敬，以至于连学问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种尊荣。但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其义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受西方的影响，中国人才开始学会了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等比以前的道德说教更为实用的学问，年轻的中国人——即受过欧洲一整套教育的学生——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因而也许很难再对古老的传统特一种足够尊敬的态度。但大多数现代人，除少数例外，仍然保留着中庸、谦让和敦厚的气质。再经过几十年的西方比和受日本影响，这些品质是否还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成了强大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显得懒惰而又温顺。当然，说他们懒，这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真的。他们不是像俄国人那样的懒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在劳动时雇主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勤劳。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由于不工作也会感到厌烦，也不是由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动感才投入工作。只要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善生活，依此为生已足够。他们在闲时的娱乐能力是很强的——看戏、聊天、鉴赏古玩或在优美的环境中信步游荡。在我们看来，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过于轻松乏味；我们更尊重那些整天往办公室跑的人，哪怕他们在办公室中的所作所为是为害非浅的也罢。
居留于东方的白种人也许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自从我认识中国以后，我就大体上把懒惰看作是人们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品质之一。虽然我们可以靠努力做好某些事情，但人们难免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是否真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表现出来的技艺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这些技艺一方面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奢侈豪华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作战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相互残杀。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部分用于教育、卫生以及其他有益的事，其余部分则用于战争。在今日的美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才用于有益的事业。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其国家收入的开支比例情况比美国更加糟糕c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从未如此完善过的警察制度，其职能部分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但部分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还未有过这类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了，既不能生产汽车，又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国民，又不能杀害别国的国民；他们的警察太无能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而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令人惊奇。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与普通西方人的眼光加以对比，人们便立刻可以发现两点显著的差别：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某个有益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二点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著名外籍中国学者基尔主教授在吉尔福特讲演讯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在其讲演的结尾讲道，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原罪说。正统基督教的传统学说——直到最近，远东的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仍在宣传——是说，所有的人生来就带着罪恶，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只有白种人才会有这种罪恶，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甚至祖宗正在地狱中遭受折磨，他们就会怒不可遏。孔子曾经说过，人是生而性善的，如果他们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的教唆和恶习的影响。这种与传统西方正统教义的差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人当成是道德的先知的人，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快乐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观念中，有一种适合于闲事佬的活动范围：除非某人把自己变成了大多数人所讨厌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认为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人。这一态度起源于原罪慨念。这种概念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真正达到这些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情况可不是这样。在那里，道德教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人，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都要礼貌。这些都不是很难实行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已实行了的。从大体上说，中国人的这些道德准则，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想做而实际做不到的道德准则来说，要更好一些。
没有原罪观念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更愿意把自己的不同见解诉诸证据和理由。但在我们西方人中，不同见解很快就成了“原则性”问题：每一方都说对方是罪恶的，而且每一方稍有让步就等于参与了对方的邪恶活动。这就使我们中间发生的争论总是激烈的，并极易导致武力解决争端。在中国，虽然也有爱动武的军人，但没人会悉心地聆听他们的主张，就连士兵都是如此。他们的战争几乎是不流血的，因而它造成的危害也比据我们所知的西方较激烈的任何战争要小得多。包括民政管理人员在内的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似乎那些当官的和当兵的不存在一样。日常生活中的争论，常常靠某个第三者来加以调停。谦让，由于为了顾全双方的面子，常被人们当成是必要的原则。顾全面子，虽然其中有些做法使外国人哑然失笑，却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社会风俗，它使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西方人更少残酷性。
中国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而且仅有的一个缺点是，它不能帮助中国对抗穷兵黜武的国家。如果整个世界都象中国，整个世界就会幸福；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崇尚武力，那么已不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如果要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完整，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模仿我们的罪恶行径。别让我们再把这种模仿当作是一种进步，从而自吹自擂了吧。二、怎样才敢自由和幸福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准备和你们讨论一个既朴实又易懂的题目——《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不知我能否教给你们一个方法，就象烹调书上所讲的烹调法一样，这是你们每个人都能运用的。值此我在美国最后一次发表演讲之际，我很想谈谈几件我所深信不疑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的。在我前几次演讲中，我是没有多少机会来谈论这些事情的。
也许你们这儿有一些人，当然，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人，将指出我的问题“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的全部答案，一言以蔽之，就是“获得高收入！（笑声）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是我提出来的，那么我将赢得不在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赞许。（笑声）但是，我认为，过分夸大金钱、收入在带来幸福方面的作用是一种错误。在我一生当中，我认识许多有钱人，可我实在想不起他们中间有哪一位显得自由或者幸福。我也认识许多极其贫困的人，他们同样不自由、不幸福。但介于二者之间，你会发现最自由、最幸福的一群。巨富和赤贫都不能带来幸福。
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你们谈的是幸福的外部条件——当然，一个人必须得有足够的食物、生活必需品以及为照顾孩子所需要的一切，而我却想着重谈谈幸福的思想条件，即实现幸福的内在条件。一旦你拥有了这些，你差不多真正拥有了幸福的主要条件。在此之外，你只是徒添烦恼和忧愁。因此，我认为巨富并非答案。我应当说，在你们国家，就商品生产这一重要问题而言，你们已很好地解决了获得幸福的外部条件。如果生产的产品被公平地分配，理所当然，这将是对幸福的一个真正贡献。你们的这个问题（公平分配）具有双重性质。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一个更大的集团捍卫你们至高无上的生产利益。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学会如何从我们工业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中获得好处。我认为这是我们现代人最不成功之处一在心理学方面，在利用我们所创造的机会方面。我想这有许多原因。
我把这部分地归因于腐朽的清教主义的影响。全盛时期的清教主义曾经是充塞人们头脑和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一种人生观。但今天的人们并不赞同清教徒似的生活方式；虽然也许不太明显，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与清教主义有关的一些原则。首先，他们有某种道德观，也就是，喜欢找机会挑剔别人的毛病，总以为遵守某些行为规则非常重要。有一些遗传下来的清规戒律，人们没有考虑它们但它们仍然有影响，因为它们一直存在。这些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从清教主义传统中幸存下来的是轻视幸福——不是轻视快乐，是轻视幸福！在那些叛逆者们中间，你们会发现他们有许多要求快乐的愿望，但是相对于快乐，他们则很少要求实现幸福。这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快乐观和幸福观。
很长一段时间，清教主义现力图使人们相信享乐是一个低级的东西。由于这种信念，那些高尚的人便不大喜欢创造更好的享乐形式，如艺术形式等。因此，享乐便如同清教徒们所说的那样低级。这种错误观念还存在。经历过清教主义时期的各民族，象你们民族和我们民族，便不能获得幸福甚至不能获得快乐——不是那些浅薄的快乐。这很可能是真实情况。仅仅是哪些不顾清教主义控制而又毫无价值的享乐形式存在下来了。我想这也许就是无论清教主义在哪儿，它都对艺术非常有害的主要原因。因为艺术毕竟是一种追求，也许是对享乐的一种最崇高、最完美的追求。如果你认为享乐不道德，则艺术也不道德。这是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
另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便是工作观念。我在美国花了许多时间宣扬悠闲。年青时我便下定决心不能仅仅因为我没有实践一种主义而不去宣扬它。我不能实践悠闲主义，因为宣扬它需要占去我很多时间。（笑声）我不是从字面上的意义来指悠闲的，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绝大多数白人不喜欢坐在太阳下无所事事；我们乐意忙一点。我所说的悠闲明显指的便是不在你们正式职业工作之内的事情或者活动。在这种教条的影响下，清教主义迫使我们在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当中保留了工作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无论如何，这都适应于我们人类的绝大部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在我们的事业上取得进展，创造一笔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反过来，他们创造一笔能留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更多财富。全部事业取代了在天国中生活，而在以往的清教主义时期，我们为升入天堂而极力放弃今生的快乐。
天国消失了，但以留下一大笔财富给子孙后代为人生目标的观念还没有消失。以此为目标的人生很象以另一种目标——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现在的欢乐的人生。我认为，我们所保留的这一旧清教主义观念，在它的现代形式上并非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在以往的日子里，这一旧观念包含有某种辉煌的思想，但在现代形式上它却并非我们应该特别钦佩的事情。为了这一旧观念，我们确实放弃了能使我们生活文明、自由和幸福的一切东西。
顺便我告诉你们我在欧洲大陆游历时经常注意到的一些事情，那儿有许多漂亮的艺术品。我曾经看到一位美国中年商人，由于离开了办公室而被他的妻子和女儿拖回来，这简直讨厌得令人无法容忍。如果人们有更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埋头于工作，这样岂不更好？如果我们有一种我们本应该有的良好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再也不必一天工作四小时以上了（掌声）。我非常高兴从你们这儿得到了响应。但是当我对美国其他一些听众说这句话时，他们感到一阵恐慌，他们对我说：“其它二十个小时我们究竟该做什么呢？”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一福音非常需要加以宣扬。
让一个人尽力戴上一个视野狭小的眼罩，这样他便只能沿着一条小径奔跑，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败坏这个人的形象，因为每个想看其结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发育不全的人口数在增长，他们享受不到友谊的乐趣、艺术的乐趣，也享受不到使人生充满意义的那些事情的乐趣。因为，毕竟终生拼命敛财并非真正是每个人的目标。
我并不想向任何人建议享乐，单纯享乐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我认为享乐并非目标。我的确以为清教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享乐。因为那种低级的享乐很容易便可获得，它们很少受官方道德的审查制度所控制。当然，我们都了解这种情形，即不遵守他那个时代的官方道德的普通人便不能这样做：寻求本身既最无意义又最无价值的那些生活方式。那将一直是只能宣扬而实际上行不通的道德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中国人表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有能够实行的官方道德。而我们西方却选择了相反的方案。我们对自称的极其崇高的道德而感到洋洋得意，并认为我们无需去实行它、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真正的道德，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自由、更幸福的人生观，那它决不是压抑性的观点，它决不是以禁止或抑制为基础的观点；它必须是一种以我们所爱而非所恨的东西为基础的观点。有许多种情感指引着我们的人生，大概你们可以将它们分成压抑性情感和开放性情感。压抑性的情感包括残忍、恐惧和嫉妒等。开放性的情感则包括诸如希望、对艺术的热爱、创造性冲动、爱情、求知欲和仁慈等等。这些开放性情感使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而不是单调乏味。我认为真正道德的本质在于以开放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而不是以压抑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
恐怕我的演讲会导致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结论，我并不奢望每个人都赞同这个结论。可能会有许多人认为我的结论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比如说爱和嫉妒便是这样。（前者是开放性情感，后者是压抑性情感。）如果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进行一番心理分析，你将不得不承认嫉妒在传统道德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嫉妒导致了传统道德的产生。我个人认为，道德不大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嫉妒最不可能是道德的垠源。我想从那些积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似乎更有可能比从那些消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要好一些；施于自由之上的种种限制应源于对他人的慈爱和友善，而不是源于纯属于压抑性情感的嫉妒。如果运用了这条原则，它必将更好地促进人们性格的发展，并有助于塑造身心更健康的人，一个从人类传统道德的残忍本性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人。
残忍性是传统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每个道德家从其道德中所获得的部分满足便是该道德给了他施予别人痛苦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许多人以惩罚别人为乐。曾有一位首相专程从君士坦丁堡赶到安提那，并在那儿花了八小时欣赏其正在遭受折磨的敌人。我认为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好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情感受到压抑而他们的创造性冲动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
我无法确知这是否真的是人类非常残忍的基础。我不由得不这样认为：世上大量残忍的事例皆根源于一种不自觉的嫉妒。这种情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如果你们有良好的和合适的机会去表现它时，它当然会非常流行。
不知我能否准确地向你们传达一种就我看来能使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的方法。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中我找到了能表达我意思的东西——不是我们经常引用的正文，而是像这样一些话：“别去想你将吃什么或喝什么，也别去想你将拿什么来穿。”如果你的生活遵循这条原则的话，顺便说一下，不要对这条原则象讨论禁酒法案那样进行讨论，那么你会发现生活多么有趣。有一种自由，一种无忧无虑的态度，一旦你获得了它，它会使你超然物外，无琐细烦恼缠身。这一原则的要旨便是摒弃恐惧，恐惧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恐惧是大多数宗教之源；恐惧也是大多数道德规则之源；恐惧是我们的本能；恐惧风行于我们年青人之中；恐惧也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一旦你消除了恐惧，你便有了绝对的自由。当然，大家都知道远古时代的那种原始迷信。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上帝。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迷信是愚昧而荒唐的，但我们自己的迷信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线光明。现在，我不想说没有什么大灾难能降临我们头上。我想说的是，对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的恐惧比灾难本身更有害。无忧无虑地面对生活，无所畏惧地面对灾难要比终日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殚精竭虑、负担沉重要好得多。不要直到寿终正寝时也没有享受到一刻生活的乐趣。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开朗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希望以冲动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这里的冲动不是指任何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冲动，而是指支配我们生活的那些主要动力或冲动。有些人有巨大的艺术创作冲动，另外一些人具有科学创作冲动，还有一些人具有这种那种创造性冲动或热情。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冲动，而假定它们并没有侵犯别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你们就阻碍了自身的进步。例如，我认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许多以为最保守的报纸撰稿度日的人。这些人可能获得生活的乐趣，但我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生活的幸福。幸福绝不会垂青于这些人，即摒弃了生活的一种基本动力的人。
我也应该准确地谈谈私人感情方面的此类问题。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那么违背了这种感情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将遭受同样的伤害——这种伤害类似于对贵重物品的内部破坏，所有的诗人都这么说。由于这些话是诗词里的话，因此我们能接受，因为我们并不会严肃地对待诗词，但如果这些话在散文里出现或在公共场合出现，我们就会觉得这些话太可怕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允许每个人在私下谈论一些事情，而在公共场合则不允许他们说。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能谈论一些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了（掌声）。华尔待·魏特曼在表扬动物时说：“它们既不会不满的咕喀也不会努力改造它们的环境——它们虽不体面却也无忧无虑。”应该说，我对此深有同感。他表达了我的意思——过着开朗生活的入该如何以一种友善的方式生活，他们该如何避免残忍，避免产生那种阻挠别人干他们想干的事情的欲望。
我认为把这种思想铭记于心非常重要：任何虚假的道德都意味着增加残忍。当然，我们不能像华尔特·魏特曼所说的动物那样生活，因为人类有先见之明和记忆力，有了先见之明，他就必须得全面地组织自己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产生迷信的地方。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需要纪律了，大家知道没有一定的纪律，人人都依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的确需要纪律，这纪律应当源于我们的自觉，源于我们对自身需要的了解，以及对我们希望获得的事物的感情。没有纪律就干不成大事。有时我并木完全同意某些现代教育理论家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们低估了纪律所起的作用。但是你们生活中的纪律决定于你们自身的愿望和需要，而不是由社会或权威强加给你们的。
权威来自于古人和老人。与自由青年同盟的某一成员谈话时，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绝不会显得非常尊敬地和他谈话，因为老人，尽管人们以为他们睿智，但他们并不一定是睿智的。年青时，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年老时我们也忘掉了不少。30岁时我们处于巅峰状态中；在30岁时我们的记忆率和遗忘率相同，我们学多少就忘多少（笑声）。30以后，我们开始忘的比学的快；所以，如果确实需要权威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由30岁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总之，我认为在那些并不对他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上，没有权威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当然，如果你要杀人，那是你的事情，但跟被杀之人也有莫大关系。所以，当有人阻止你杀人时，你便不能反对他。但对一些纯属私人的事情，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来发表意见则是十分荒唐的。在生活的私人关系方面，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应参与——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情。不过，儿童的幸福则是一件全社会都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对这个问题关心得还不够。关于孩子们，你们希望有足够的关心，但不要太多；你们希望他们健康并受教育。这些都是国家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国家注意到一些事情，对其它一些事情则还没有顾及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家应当注意的问题。但是在与儿童幸福无关的其它领域，我认为，任何干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有权利干涉这些事情。现在，我不想仅仅只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相同的事情还可应用到许多其它方面。首先，在生活的审美方面便可运用它。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我们从清教主义中，从基督教教义中继承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一种信仰，即我们活动的目的的不是为了活动本身，也不是为了活动过程，而是为了一种远景目标。我们根据事物的用途来判断事物好坏，而不是根据其真正价值来判断。这样就丧失了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因为任何事物的美都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其用途。
我承认功利主义的地位，但我不能接受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判艺术事物。我发现我们似乎已丧失了许多东西，不仅在艺术领域（这点已被公认），而且在人际关系和友谊方面，我们也丧失了我们曾有的重要的内在品质。人们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去评判这个人，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内在品质有很大区别。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成了名以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话了不起；然而在他年轻时，在他还未成为名人之前，他也许说过更重要的话却不为人所注意。一个人言论的精华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他不甚著名，反过来也一样。
在私人关系方面，我们都太忙，以致我们没有时间与他人交流值得交流的感情；我们没有时间表示我们的同情，没有时间体会这些使人际关系颇具键力的东西。因为我们都非常忙，我们不忙时却又累了。（笑声）在你们国家，如果产品平均分配的话，那么平均每人拥有的比人们为了幸福所需要的数量要多些，很可能只需少量的劳动便可维持生活，这些劳动对于维持生活足够了；你们然后可以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实现幸福的一些事情。这样，你便获得自由了。如果一个人必须成天周旋于他不喜欢的事情里面，他就没有自由；这跟踏车陆时惩罚囚犯踩踏用的）一样可怕。我们不能总是做我们高兴平的事情，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能做到。我认为在先进的工业国中，最渴盼的事情可能是追求一种个人幸福的更好理想。甚至比经济和政治重建更为重要的便是实现那些真正有助于人们幸福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威尔士写的《时间机器》。在该书中，机器的主人在时间上能作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洞察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景象。但人们却总是意识不到在今天不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士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欧洲人，如果他到过纽约和芝加哥，他就等于看到了未来，因为假如欧洲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段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欧洲的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能够返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自己创建的国家，将会极度地困惑不解，但对英国他的惊讶也许会小一些，对法国将更小些；除非他去中国，否则就找不到真正回家的感觉。当他的亡魂在中国游荡时，他会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加幸福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人们一样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们。而且我想，不用很长时间，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美洲文明，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文明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土的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征在美国最为显著、最为进步。我们习惯于把进步看作是公认的东西：总要毫不迟疑地假定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变化肯定是趋向于变好，而且日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于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自负的信念以沉重打击，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以内也不会回到那一时代。在英国，对于这种乐观主义的冲击要小一些，在美国那就更小。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把进步看作公认的概念的人来说，访问中国之类的国家，也许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停留在我们150年前的那种情形中，因此看了这个国家我们就会们心自问，把他们的情形同我们现在的情形加以比较，我们是否有了什么真正的进步？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稣500年就已经盛极一时的孔子学说之上的。孔子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称羡而又难以企及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导师一样，志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木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一点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铭刻在中国文明当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谋战的诸侯国。在最近的300多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了现在版图上的中国，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尽管遭受过野蛮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满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却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才开始衰落下来。
一个具有如此坚韧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必定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它并非一种像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一词那样含义的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结在一起的。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作为一种伦理学并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那样，它并不使得一般的人感到太高，以至于实行不了。孔子的学说本质上很与存在于欧洲十八世纪的“绅士”的陈旧观念类似。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如任何一个道德说教者必定做的那样，孔子也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等问题，但他决不强迫人们去做有悼于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予证之。’ZLI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执其两端，取乎中庸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准则怎么样？”他回答说：。’‘那么，你对于善该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道德准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思想，后者更类似于基督教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向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也能变得诚实。即使某个人不对，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伤害。”老子还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时对众人说的那些话有些极为相似之处。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被看作是国家的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之所在。虽然道教得以保存了下来，但它主要作为一种法术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中流传。它的学说，在那些有着丰富的统治经验的皇帝看来，是渺不可及的，而孔子的学说显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减缓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老子宣扬一种清静无为的学说，例如他说：“放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但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自制、仁爱和礼让这些道德准则，如果能够把它们同更加重要的善结合起来，就会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最希望的结果。在中国，决不会象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中那样，两种伦理体系并存，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有如此行动的希望，而且对别人也有着同样的希望。然而，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其伦理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对于这个罪恶四溢的国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是太好了，以至于根本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是虽然人们加以宣扬但却不付诸实践的，二是人们付诸实践但口头上很少宣扬的。基督教象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该死的亚洲。在最初的几百年中，它同样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色彩的来世说。依此看来，不抵抗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一旦基督教成了强大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的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对其教义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有的原文，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之于君主”，则受到他们的极大欢迎。今天，在工业制度的竞争的影响下，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不抵抗主义，人们都会投之以鄙弃，对于所有的人，人们都希望他们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强有力的道德就是以奋斗获取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适用于国家，同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以外，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软弱和愚不可及的。
中国人既不采纳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纳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则认为这些情况很少出现；而我们认为正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能够被认为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则十分常见。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于战争中或事业上的胜利者，他们并不过于称羡。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羡的是学问而非别的什么3其次，与学问常常相关的是对文雅和礼貌的称羡。过去，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于那些在考试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在中国并不存在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的例外，他的每代族长都袭有爵位——所以，学问就享有在封建时的欧洲世袭的显赫贵族一样的尊荣，而且这种尊荣如此令人尊敬，以至于连学问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种尊荣。但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其义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受西方的影响，中国人才开始学会了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等比以前的道德说教更为实用的学问，年轻的中国人——即受过欧洲一整套教育的学生——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因而也许很难再对古老的传统特一种足够尊敬的态度。但大多数现代人，除少数例外，仍然保留着中庸、谦让和敦厚的气质。再经过几十年的西方比和受日本影响，这些品质是否还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成了强大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显得懒惰而又温顺。当然，说他们懒，这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真的。他们不是像俄国人那样的懒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在劳动时雇主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勤劳。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由于不工作也会感到厌烦，也不是由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动感才投入工作。只要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善生活，依此为生已足够。他们在闲时的娱乐能力是很强的——看戏、聊天、鉴赏古玩或在优美的环境中信步游荡。在我们看来，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过于轻松乏味；我们更尊重那些整天往办公室跑的人，哪怕他们在办公室中的所作所为是为害非浅的也罢。
居留于东方的白种人也许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自从我认识中国以后，我就大体上把懒惰看作是人们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品质之一。虽然我们可以靠努力做好某些事情，但人们难免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是否真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表现出来的技艺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这些技艺一方面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奢侈豪华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作战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相互残杀。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部分用于教育、卫生以及其他有益的事，其余部分则用于战争。在今日的美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才用于有益的事业。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其国家收入的开支比例情况比美国更加糟糕c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从未如此完善过的警察制度，其职能部分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但部分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还未有过这类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了，既不能生产汽车，又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国民，又不能杀害别国的国民；他们的警察太无能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而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令人惊奇。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与普通西方人的眼光加以对比，人们便立刻可以发现两点显著的差别：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某个有益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二点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著名外籍中国学者基尔主教授在吉尔福特讲演讯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在其讲演的结尾讲道，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原罪说。正统基督教的传统学说——直到最近，远东的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仍在宣传——是说，所有的人生来就带着罪恶，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只有白种人才会有这种罪恶，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甚至祖宗正在地狱中遭受折磨，他们就会怒不可遏。孔子曾经说过，人是生而性善的，如果他们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的教唆和恶习的影响。这种与传统西方正统教义的差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人当成是道德的先知的人，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快乐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观念中，有一种适合于闲事佬的活动范围：除非某人把自己变成了大多数人所讨厌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认为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人。这一态度起源于原罪慨念。这种概念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真正达到这些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情况可不是这样。在那里，道德教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人，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都要礼貌。这些都不是很难实行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已实行了的。从大体上说，中国人的这些道德准则，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想做而实际做不到的道德准则来说，要更好一些。
没有原罪观念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更愿意把自己的不同见解诉诸证据和理由。但在我们西方人中，不同见解很快就成了“原则性”问题：每一方都说对方是罪恶的，而且每一方稍有让步就等于参与了对方的邪恶活动。这就使我们中间发生的争论总是激烈的，并极易导致武力解决争端。在中国，虽然也有爱动武的军人，但没人会悉心地聆听他们的主张，就连士兵都是如此。他们的战争几乎是不流血的，因而它造成的危害也比据我们所知的西方较激烈的任何战争要小得多。包括民政管理人员在内的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似乎那些当官的和当兵的不存在一样。日常生活中的争论，常常靠某个第三者来加以调停。谦让，由于为了顾全双方的面子，常被人们当成是必要的原则。顾全面子，虽然其中有些做法使外国人哑然失笑，却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社会风俗，它使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西方人更少残酷性。
中国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而且仅有的一个缺点是，它不能帮助中国对抗穷兵黜武的国家。如果整个世界都象中国，整个世界就会幸福；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崇尚武力，那么已不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如果要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完整，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模仿我们的罪恶行径。别让我们再把这种模仿当作是一种进步，从而自吹自擂了吧。二、怎样才敢自由和幸福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准备和你们讨论一个既朴实又易懂的题目——《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不知我能否教给你们一个方法，就象烹调书上所讲的烹调法一样，这是你们每个人都能运用的。值此我在美国最后一次发表演讲之际，我很想谈谈几件我所深信不疑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的。在我前几次演讲中，我是没有多少机会来谈论这些事情的。
也许你们这儿有一些人，当然，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人，将指出我的问题“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的全部答案，一言以蔽之，就是“获得高收入！（笑声）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是我提出来的，那么我将赢得不在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赞许。（笑声）但是，我认为，过分夸大金钱、收入在带来幸福方面的作用是一种错误。在我一生当中，我认识许多有钱人，可我实在想不起他们中间有哪一位显得自由或者幸福。我也认识许多极其贫困的人，他们同样不自由、不幸福。但介于二者之间，你会发现最自由、最幸福的一群。巨富和赤贫都不能带来幸福。
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你们谈的是幸福的外部条件——当然，一个人必须得有足够的食物、生活必需品以及为照顾孩子所需要的一切，而我却想着重谈谈幸福的思想条件，即实现幸福的内在条件。一旦你拥有了这些，你差不多真正拥有了幸福的主要条件。在此之外，你只是徒添烦恼和忧愁。因此，我认为巨富并非答案。我应当说，在你们国家，就商品生产这一重要问题而言，你们已很好地解决了获得幸福的外部条件。如果生产的产品被公平地分配，理所当然，这将是对幸福的一个真正贡献。你们的这个问题（公平分配）具有双重性质。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一个更大的集团捍卫你们至高无上的生产利益。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学会如何从我们工业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中获得好处。我认为这是我们现代人最不成功之处一在心理学方面，在利用我们所创造的机会方面。我想这有许多原因。
我把这部分地归因于腐朽的清教主义的影响。全盛时期的清教主义曾经是充塞人们头脑和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一种人生观。但今天的人们并不赞同清教徒似的生活方式；虽然也许不太明显，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与清教主义有关的一些原则。首先，他们有某种道德观，也就是，喜欢找机会挑剔别人的毛病，总以为遵守某些行为规则非常重要。有一些遗传下来的清规戒律，人们没有考虑它们但它们仍然有影响，因为它们一直存在。这些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从清教主义传统中幸存下来的是轻视幸福——不是轻视快乐，是轻视幸福！在那些叛逆者们中间，你们会发现他们有许多要求快乐的愿望，但是相对于快乐，他们则很少要求实现幸福。这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快乐观和幸福观。
很长一段时间，清教主义现力图使人们相信享乐是一个低级的东西。由于这种信念，那些高尚的人便不大喜欢创造更好的享乐形式，如艺术形式等。因此，享乐便如同清教徒们所说的那样低级。这种错误观念还存在。经历过清教主义时期的各民族，象你们民族和我们民族，便不能获得幸福甚至不能获得快乐——不是那些浅薄的快乐。这很可能是真实情况。仅仅是哪些不顾清教主义控制而又毫无价值的享乐形式存在下来了。我想这也许就是无论清教主义在哪儿，它都对艺术非常有害的主要原因。因为艺术毕竟是一种追求，也许是对享乐的一种最崇高、最完美的追求。如果你认为享乐不道德，则艺术也不道德。这是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
另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便是工作观念。我在美国花了许多时间宣扬悠闲。年青时我便下定决心不能仅仅因为我没有实践一种主义而不去宣扬它。我不能实践悠闲主义，因为宣扬它需要占去我很多时间。（笑声）我不是从字面上的意义来指悠闲的，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绝大多数白人不喜欢坐在太阳下无所事事；我们乐意忙一点。我所说的悠闲明显指的便是不在你们正式职业工作之内的事情或者活动。在这种教条的影响下，清教主义迫使我们在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当中保留了工作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无论如何，这都适应于我们人类的绝大部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在我们的事业上取得进展，创造一笔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反过来，他们创造一笔能留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更多财富。全部事业取代了在天国中生活，而在以往的清教主义时期，我们为升入天堂而极力放弃今生的快乐。
天国消失了，但以留下一大笔财富给子孙后代为人生目标的观念还没有消失。以此为目标的人生很象以另一种目标——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现在的欢乐的人生。我认为，我们所保留的这一旧清教主义观念，在它的现代形式上并非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在以往的日子里，这一旧观念包含有某种辉煌的思想，但在现代形式上它却并非我们应该特别钦佩的事情。为了这一旧观念，我们确实放弃了能使我们生活文明、自由和幸福的一切东西。
顺便我告诉你们我在欧洲大陆游历时经常注意到的一些事情，那儿有许多漂亮的艺术品。我曾经看到一位美国中年商人，由于离开了办公室而被他的妻子和女儿拖回来，这简直讨厌得令人无法容忍。如果人们有更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埋头于工作，这样岂不更好？如果我们有一种我们本应该有的良好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再也不必一天工作四小时以上了（掌声）。我非常高兴从你们这儿得到了响应。但是当我对美国其他一些听众说这句话时，他们感到一阵恐慌，他们对我说：“其它二十个小时我们究竟该做什么呢？”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一福音非常需要加以宣扬。
让一个人尽力戴上一个视野狭小的眼罩，这样他便只能沿着一条小径奔跑，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败坏这个人的形象，因为每个想看其结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发育不全的人口数在增长，他们享受不到友谊的乐趣、艺术的乐趣，也享受不到使人生充满意义的那些事情的乐趣。因为，毕竟终生拼命敛财并非真正是每个人的目标。
我并不想向任何人建议享乐，单纯享乐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我认为享乐并非目标。我的确以为清教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享乐。因为那种低级的享乐很容易便可获得，它们很少受官方道德的审查制度所控制。当然，我们都了解这种情形，即不遵守他那个时代的官方道德的普通人便不能这样做：寻求本身既最无意义又最无价值的那些生活方式。那将一直是只能宣扬而实际上行不通的道德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中国人表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有能够实行的官方道德。而我们西方却选择了相反的方案。我们对自称的极其崇高的道德而感到洋洋得意，并认为我们无需去实行它、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真正的道德，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自由、更幸福的人生观，那它决不是压抑性的观点，它决不是以禁止或抑制为基础的观点；它必须是一种以我们所爱而非所恨的东西为基础的观点。有许多种情感指引着我们的人生，大概你们可以将它们分成压抑性情感和开放性情感。压抑性的情感包括残忍、恐惧和嫉妒等。开放性的情感则包括诸如希望、对艺术的热爱、创造性冲动、爱情、求知欲和仁慈等等。这些开放性情感使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而不是单调乏味。我认为真正道德的本质在于以开放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而不是以压抑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
恐怕我的演讲会导致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结论，我并不奢望每个人都赞同这个结论。可能会有许多人认为我的结论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比如说爱和嫉妒便是这样。（前者是开放性情感，后者是压抑性情感。）如果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进行一番心理分析，你将不得不承认嫉妒在传统道德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嫉妒导致了传统道德的产生。我个人认为，道德不大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嫉妒最不可能是道德的垠源。我想从那些积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似乎更有可能比从那些消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要好一些；施于自由之上的种种限制应源于对他人的慈爱和友善，而不是源于纯属于压抑性情感的嫉妒。如果运用了这条原则，它必将更好地促进人们性格的发展，并有助于塑造身心更健康的人，一个从人类传统道德的残忍本性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人。
残忍性是传统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每个道德家从其道德中所获得的部分满足便是该道德给了他施予别人痛苦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许多人以惩罚别人为乐。曾有一位首相专程从君士坦丁堡赶到安提那，并在那儿花了八小时欣赏其正在遭受折磨的敌人。我认为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好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情感受到压抑而他们的创造性冲动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
我无法确知这是否真的是人类非常残忍的基础。我不由得不这样认为：世上大量残忍的事例皆根源于一种不自觉的嫉妒。这种情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如果你们有良好的和合适的机会去表现它时，它当然会非常流行。
不知我能否准确地向你们传达一种就我看来能使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的方法。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中我找到了能表达我意思的东西——不是我们经常引用的正文，而是像这样一些话：“别去想你将吃什么或喝什么，也别去想你将拿什么来穿。”如果你的生活遵循这条原则的话，顺便说一下，不要对这条原则象讨论禁酒法案那样进行讨论，那么你会发现生活多么有趣。有一种自由，一种无忧无虑的态度，一旦你获得了它，它会使你超然物外，无琐细烦恼缠身。这一原则的要旨便是摒弃恐惧，恐惧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恐惧是大多数宗教之源；恐惧也是大多数道德规则之源；恐惧是我们的本能；恐惧风行于我们年青人之中；恐惧也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一旦你消除了恐惧，你便有了绝对的自由。当然，大家都知道远古时代的那种原始迷信。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上帝。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迷信是愚昧而荒唐的，但我们自己的迷信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线光明。现在，我不想说没有什么大灾难能降临我们头上。我想说的是，对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的恐惧比灾难本身更有害。无忧无虑地面对生活，无所畏惧地面对灾难要比终日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殚精竭虑、负担沉重要好得多。不要直到寿终正寝时也没有享受到一刻生活的乐趣。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开朗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希望以冲动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这里的冲动不是指任何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冲动，而是指支配我们生活的那些主要动力或冲动。有些人有巨大的艺术创作冲动，另外一些人具有科学创作冲动，还有一些人具有这种那种创造性冲动或热情。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冲动，而假定它们并没有侵犯别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你们就阻碍了自身的进步。例如，我认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许多以为最保守的报纸撰稿度日的人。这些人可能获得生活的乐趣，但我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生活的幸福。幸福绝不会垂青于这些人，即摒弃了生活的一种基本动力的人。
我也应该准确地谈谈私人感情方面的此类问题。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那么违背了这种感情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将遭受同样的伤害——这种伤害类似于对贵重物品的内部破坏，所有的诗人都这么说。由于这些话是诗词里的话，因此我们能接受，因为我们并不会严肃地对待诗词，但如果这些话在散文里出现或在公共场合出现，我们就会觉得这些话太可怕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允许每个人在私下谈论一些事情，而在公共场合则不允许他们说。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能谈论一些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了（掌声）。华尔待·魏特曼在表扬动物时说：“它们既不会不满的咕喀也不会努力改造它们的环境——它们虽不体面却也无忧无虑。”应该说，我对此深有同感。他表达了我的意思——过着开朗生活的入该如何以一种友善的方式生活，他们该如何避免残忍，避免产生那种阻挠别人干他们想干的事情的欲望。
我认为把这种思想铭记于心非常重要：任何虚假的道德都意味着增加残忍。当然，我们不能像华尔特·魏特曼所说的动物那样生活，因为人类有先见之明和记忆力，有了先见之明，他就必须得全面地组织自己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产生迷信的地方。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需要纪律了，大家知道没有一定的纪律，人人都依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的确需要纪律，这纪律应当源于我们的自觉，源于我们对自身需要的了解，以及对我们希望获得的事物的感情。没有纪律就干不成大事。有时我并木完全同意某些现代教育理论家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们低估了纪律所起的作用。但是你们生活中的纪律决定于你们自身的愿望和需要，而不是由社会或权威强加给你们的。
权威来自于古人和老人。与自由青年同盟的某一成员谈话时，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绝不会显得非常尊敬地和他谈话，因为老人，尽管人们以为他们睿智，但他们并不一定是睿智的。年青时，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年老时我们也忘掉了不少。30岁时我们处于巅峰状态中；在30岁时我们的记忆率和遗忘率相同，我们学多少就忘多少（笑声）。30以后，我们开始忘的比学的快；所以，如果确实需要权威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由30岁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总之，我认为在那些并不对他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上，没有权威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当然，如果你要杀人，那是你的事情，但跟被杀之人也有莫大关系。所以，当有人阻止你杀人时，你便不能反对他。但对一些纯属私人的事情，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来发表意见则是十分荒唐的。在生活的私人关系方面，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应参与——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情。不过，儿童的幸福则是一件全社会都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对这个问题关心得还不够。关于孩子们，你们希望有足够的关心，但不要太多；你们希望他们健康并受教育。这些都是国家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国家注意到一些事情，对其它一些事情则还没有顾及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家应当注意的问题。但是在与儿童幸福无关的其它领域，我认为，任何干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有权利干涉这些事情。现在，我不想仅仅只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相同的事情还可应用到许多其它方面。首先，在生活的审美方面便可运用它。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我们从清教主义中，从基督教教义中继承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一种信仰，即我们活动的目的的不是为了活动本身，也不是为了活动过程，而是为了一种远景目标。我们根据事物的用途来判断事物好坏，而不是根据其真正价值来判断。这样就丧失了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因为任何事物的美都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其用途。
我承认功利主义的地位，但我不能接受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判艺术事物。我发现我们似乎已丧失了许多东西，不仅在艺术领域（这点已被公认），而且在人际关系和友谊方面，我们也丧失了我们曾有的重要的内在品质。人们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去评判这个人，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内在品质有很大区别。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成了名以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话了不起；然而在他年轻时，在他还未成为名人之前，他也许说过更重要的话却不为人所注意。一个人言论的精华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他不甚著名，反过来也一样。
在私人关系方面，我们都太忙，以致我们没有时间与他人交流值得交流的感情；我们没有时间表示我们的同情，没有时间体会这些使人际关系颇具键力的东西。因为我们都非常忙，我们不忙时却又累了。（笑声）在你们国家，如果产品平均分配的话，那么平均每人拥有的比人们为了幸福所需要的数量要多些，很可能只需少量的劳动便可维持生活，这些劳动对于维持生活足够了；你们然后可以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实现幸福的一些事情。这样，你便获得自由了。如果一个人必须成天周旋于他不喜欢的事情里面，他就没有自由；这跟踏车陆时惩罚囚犯踩踏用的）一样可怕。我们不能总是做我们高兴平的事情，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能做到。我认为在先进的工业国中，最渴盼的事情可能是追求一种个人幸福的更好理想。甚至比经济和政治重建更为重要的便是实现那些真正有助于人们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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