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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立屡破,屡破屡立,朋友圈立flag简直成了微信时代的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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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已过去了一周,你还记得自己在朋友圈里发过的“年终总结”,以及立下的新年flag吗?新年的仪式感,是“立flag”。一到过年,开学,毕业季,甚至月份或者季节更替的时刻,总是能看到各式各样的flag。读书学习背单词,减肥健身长腹肌,工作旅行谈恋爱……甚至还有人立下flag“从此不刷朋友圈”。朋友圈立flag简直成了微信时代的烧香,好像所有的目标都可以到万能的朋友圈晒一晒,万一实现了呢?

不过,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朋友圈晒小目标?

波士顿大学心理系阿什维尼·纳德卡尼(Ashwini Nadkarni)和斯特凡·霍夫曼(Stefan G. Hofmann)在综述了近些年学界对社交网络的研究后发现,人们使用社交网络无外乎两个原因:归属感和印象管理。

寻求归属感:大家都在晒目标

当大家都在晒小目标时,跟风晒有利于增强归属感。

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大量心理学研究发现,归属感越强的人,自尊越高,自我价值感越强,也越能感到生活的意义。在我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需要归属感。集体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和集体文化和谐一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特别容易形成人人参与的网络狂欢。只要达到引爆点, “粽子咸还是甜”“真香”“文体两开花”等各式内容都可以火爆网络。朋友们都在转发、玩梗,你可不愿意落下!

随大流,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社交网络甚至因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到“助力现实”的作用。这和个人主义为主的文化情况大有不同。在个人主义社会,荷兰和美国的研究者 保罗·基施纳(Paul A. Kirschner)和艾琳·卡平斯基(Aryn C. Karpinski)发现在社交网络上越活跃的学生学习越差。而余艳(Angela Yan Yu)等中国研究者却发现,通过社交网络的社会化学习,中国学生不但增强了社会接纳感(social acceptance),更加适应大学生活,而且对他们的学习成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印象管理:晒晒目标,形象好

即使不为跟风,晒小目标也有利于管理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真人见面靠打扮,网上交流靠照骗。无论科技再怎么发达,人们都会用它去维护自己的形象。你看看之前大热的Zepeto和一直稳占手机内存的修图App,就知道了。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塞缪尔·格斯林(Samuel D. Gosling)等人发现,人们能够通过一个人的Facebook信息比较准确地判断这个人的各项人格特质。塔夫茨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线上受欢迎的人在线下也同样受欢迎。但在实名社交网络中,人们会表现出和匿名状态下非常不同的一面。天普大学的研究者赵善阳(Shanyang Zhao)等人发现,在实名状态下,人们会利用一些隐含信息,比如头像,暗示性地提升自己的形象。

立flag的另一个高潮,是辞旧迎新的时候。每到过年,看到最多的除了祝福就是立志。其实这时候的祝福和立志的意义差不多,主要是为了在朋友圈树立良好的形象。

要在朋友圈树立自己的形象,没有比立flag更容易的了。你甚至不需要拍照、修图、去星巴克……只要立个flag,别人就对你的情况大致有数了:立志光棍节脱单的其实是在等你给介绍对象,立志发Nature的肯定是自豪又辛苦的研究者,立志过上月薪2万元生活的估计是踌躇满志的职场新鲜人。

当着朋友的面我们也许很难有机会表现出野心勃勃的一面,但朋友圈给了我们机会,立个小目标,就能让整个朋友圈都知道自己是个有理想的少年。

晒出目标,真的有用吗?

除了显示自己合群又上进,我们在朋友圈立flag的最大目的,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目标。然而,这是加速flag扑街还是有助于达成目标呢?

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对“写下目标”的作用深信不疑。坊间也有哈佛耶鲁的目标实验,让人们相信把目标写下来的重大意义。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或者证伪。

还有一些研究却发现,公开自己的目标并不明智。纽约大学彼得·高尔威泽(Peter M. Gollwitzer)等人就发现,人们在公布目标以后,由于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和鼓励,提前进入了达到目标的状态,反而减少了他们为目标奋斗的动力。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在朋友圈立减肥flag,比无flag更有效。

要不要在朋友圈公开自己的目标,也没有科学定论。

如果不立flag,只是每天打卡求监督总行了吧?

华盛顿大学的肖恩·芒森(Sean A. Munson)等人发现也不行。他们让实验参与者进行体育锻炼,每次锻炼完通过邮件或者Facebook在朋友圈打卡。结果无论是邮件打卡还是Facebook打卡,都还不如不打卡坚持得好。

但也有例外,有的flag就自动带有免死光环,比如秀恩爱。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研究者卡塔利娜·托玛(Catalina Toma)和米娜·崔(Mina Choi)就发现,在Facebook上公开情侣关系的大学情侣关系更持久。

总而言之,尽管立flag不一定真能帮你实现目标,但这丝毫不会减少flag在朋友圈出现的数量。说到底,立flag早已超越了立志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社交方式。各种flag,将屡立屡破,屡破屡立。各种“小目标”,将层出不穷,不断刷屏。那都是你的朋友,呐喊着“看我看我”的声音。

参考文献

[1].Gollwitzer, P. M., Sheeran, P., Michalski, V., & Seifert, A. E. (2009). When Intentions Go Public: Does Social Reality Widen the Intention-Behavior Gap?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5), 612-618. doi:10.1111/j.1467-9280.2009.02336.x

[2].Gosling, S. D., Gaddis, S., & Vazire, S. (n.d.). Less than zero: Impressions of others based on facebook profiles. PsycEXTRA Dataset. doi:10.1037/e633982013-216

[3].Kirschner, P. A., & Karpinski, A. C. (2010). Facebook®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6), 1237-1245. doi:10.1016/j.chb.2010.03.024

[4].Lewandowski, G. (n.d.). 秀恩爱,更恩爱. Retrieved August 30, 2016, from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900/

[5].Munson, S. A., Krupka, E., Richardson, C., & Resnick, P. (2015). Effects of Public Commitmen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a Technology-Supported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 CHI '15. doi:10.1145/2702123.2702524

[6].Nadkarni, A., & Hofmann, S. G. (2012). Why do people use Faceboo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3), 243-249. doi:10.1016/j.paid.2011.11.007

[7].Nyer, P. U., & Dellande, S. (2010). Public commitment as a motivator for weight loss.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Psychol. Mark., 27(1), 1-12. doi:10.1002/mar.20316

[8].Toma, C. L., & Choi, M. (2015). The Couple Who Facebook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Facebook Self-Presentation and Relationship Longevity Among College-Aged Dating Coupl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8(7), 367-372. doi:10.1089/cyber.2015.0060

[9].Weisbuch, M., Ivcevic, Z., & Ambady, N. (2009). On being liked on the web and in the “real world”: Consistency in first impressions across personal webpages and spontaneous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3), 573-576. doi:10.1016/j.jesp.2008.12.009

[10].Yu, A. Y., Tian, S. W., Vogel, D., & Kwok, R. C. (2010). Can learning be virtually boosted? An investigation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impacts [Abstract]. Computers & Education, 55(4), 1494-1503. doi:10.1016/j.compedu.2010.06.015

[11].Zhao, S., Grasmuck, S., & Martin, J. (2008).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Facebook: Digital empowerment in anchored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5), 1816-1836. doi:10.1016/j.chb.2008.02.012

[12].装大雷, 我有一个flag,立还是不立?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Retrieved August 30, 2016, from http://www.guokr.com/article/440659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20 Jan 2019 | 12:10 pm(NZT)

芹菜杀精?请放心吃,那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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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芹菜有特殊的好感,芹菜炒肉片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菜肴,没有之一,不管怎么吃都吃不腻。就算到了现在,我依然对西芹百合、芹菜牛肉、芹菜杏仁乐此不疲。

芹菜(Apium graveolens)这种伞形科植物的老家在地中海。地中海一带可谓伞形科植物的福地,像胡萝卜、莳萝、小茴香等都发源于此,也正是如此,我们在地中海菜肴中经常会碰见这些有这独特气味的家伙。至于芹菜,自然也不会被落下。

西边不亮东边亮

最早的芹菜记录是在法老图特卡蒙的陵墓里(他死于公元前1323年),陵墓中的花环上就有芹菜。早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就有了对这种香草的记述。据说,芹菜叶一度还被当做月桂叶的替代品,装饰在冠军的桂冠上。到了古罗马时期,芹菜又变身成为药草,据说有预防中毒之功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芹菜都不是西方蔬菜的主力,充其量也就是个小香草。这个阶段的芹菜个头都非常小,直到17世纪,芹菜才在欧洲大陆迎来了春天,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改良活动蓬勃进行,最终出现了叶柄厚实(我们吃的芹菜秆不是茎而是叶柄,芹菜的茎缩得很短)、气味怡人的品种——西芹。后来,瑞典人进一步改进了芹菜的仓储技术,同时筛选出了没有药味,适合生吃的沙拉品种。

在东方,芹菜发展来得比西方要早,这大概是我们更能接受浓烈的植物滋味吧。想想还有什么味道比花椒和八角茴香更浓烈的呢?于是,芹菜不远万里,途径印度,来到中土大地拓荒。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西洋旱芹”就开始在我国广泛种植了,得名旱芹。不过,习惯熟食的国人并不介意芹菜的气味,结果,直到今天,我们栽培的这一支芹菜还有浓烈的味道,被冠以药芹菜之名。

芹菜的气味很特殊,爱者极爱,恶者极恶,倒是跟香菜的味道有几分相似。没办法,作为伞形科植物的同门,它们体内都蕴含了丰富的萜烯类物质,增加的几分柑橘和松香的滋味也阻挡了一众食客。

不过,芹菜有自己个性的滋味。那是一种叫聚伞花素的特殊化合物,就是它的存在决定了芹菜的基本味道。当然了,西芹和旱芹的化学物质有稍稍不同,前者的主要气味物质是一种叫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的东西,而旱芹则1,1-二氮乙烷梗占优势——西芹和旱芹的味道有那么稍稍的不同,更多的朋友喜欢西芹清淡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了。

西芹、香芹和水芹

再说到西芹,正如前文所说,这是欧洲培育的品种,特点就是叶柄肥厚,纤维比旱芹来的少,并且是实心的,每棵的个头可以高达1公斤。西芹脆嫩多汁,不管是生拌还是清炒都是好菜一道。不过,西芹的生长期比较长,身价自然比两个月就采收的旱芹要来的高。在餐馆里,我们时常会碰到假冒的西芹的“李鬼”——凡西芹百合、白果西芹中唱主角的通常都是旱芹了。

除了西芹和旱芹,在北方菜市场上,偶尔能碰到叶柄纤细洁白的芹菜,老板会热心地介绍,这就是香芹了。不过,真的香芹应该是欧芹属的香芹(Petroselinum crispum),它们的秆也是绿色的,长得像是一棵棵大号版的香菜,我们经常在西餐食谱中看到的“欧芹”就是它们了(欧芹的叶子也经常出现在摆盘装饰之中)。

至于那些白色杆的“香芹”实际上是旱芹或者西芹的变种,因为叶柄中的叶绿素退化,于是长成了一副雪白的模样。在四川省34个芹菜品种中,有20个都是白杆品种。在成都的苍蝇馆子里要一份芹菜牛肉,那里面的芹菜多半是白色的,但是一样有芹菜特有的馨香。牛肉的嫩与芹菜的脆在这一刻交融,谁还管它是不是香芹。

如果说上面的芹菜还算常见,那么水芹(Oenanthe javanica)定然算芹菜中的贵族。这种芹菜与旱芹、西芹并非同属,而是水芹属的成员。第一次到西双版纳实习的时候,我就迷上这种植物特有的香味和脆感,有点结合了芹菜的味儿和蒿子秆的脆嫩,完全没有芹菜中恼人的“筋”来塞牙缝,可以大口大口吃得酣畅淋漓。于是,这些匍匐在水边生长的水芹,很快被吃成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虽然它们生活区域遍布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但是始终还是敌不过老饕们的筷子。还好,最近水芹的栽培技术已经成熟,我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大把大把的水芹,不用担心又一个物种灭绝在我们的口舌之间了。

芹菜怎么吃

芹菜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就是切段焯水凉拌。不过,焯水之后的芹菜会变色,在焯水的芹菜出锅之后可以加进一些香油拌匀,可以延缓变色过程。香油的味道与芹菜味儿也蛮搭的,再加上少许精盐(如果有杏仁更好)就变成一道精致小菜,配粥下酒都好。

最后附带说一句,所谓的“芹菜杀精”就是一个巨大的谣言。这条传言最初来自于泰国的一个八卦小网站的花边消息,结果还被很多人拿来研究一通,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影响生殖”。好了,放心大胆地去嚼芹菜吧。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9 Jan 2019 | 8:17 pm(NZT)


宇宙深处检测到神秘电波信号?这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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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又有天文发现上了热门。

发现倒是真的,但非扯一句“不排除是外星智慧的迹象”,就是故意把人往沟里带了。就好比三更半夜听到动静,非要说“不排除是闹鬼”——这是想解释问题,还是要故意唬人呢?

话说回来,这些讯号怎么回事?真‧没人知道。但这正是它们的诱人之处。

先作个名词解释。快速射电暴,从字面上就能看出个大概:“快速”,意味着它们持续时间极短,大概只有几毫秒;“射电”,意味着这些信号位于射电波段,大概就是无线电波的一种;而“暴”,意味着它们会突然出现,毫无预警。

结合在一起,快速射电暴便是天文学家发现的一类突如其来却又转瞬即逝的射电信号,通常来源于银河系外遥远的宇宙深处。这也意味着,不论到底它们由什么现象或者过程产生,都必然涉及到宇宙中大量能量的突然爆发。

能量具体有多大呢?大概相当于把太阳在几十年到上万年里释放的能量,在几毫秒内一下子全部释放出来。

虽然能量巨大,但可想而知,这种没由来突然闪一下就消失的信号,别说研究了,连找起来都极其困难。也正因为如此,自2007年首次被人察觉以来,天文学家迄今发现的快速射电暴,加在一起也才只有60多个。

而加拿大的CHIME射电望远镜,就是下图里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些金属网,去年7到8月试运行期间,就接二连三地一口气发现了13个快速射电暴事件!难怪这一发现能够发表在《自然》这本顶级科学期刊上了。

说起来,天体物理学家对这些快速射电暴的来源,也不能说是毫无头绪。毕竟,持续时间极短,能量又极大,这本身就已经把它的源头圈定得七七八八了——只能是宇宙里少数尺度不大的超高能现象。

理论学家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它们的成因,包括中子星或黑洞的并合、磁星的超级耀斑爆发、特殊超新星的爆炸、带电旋转黑洞的磁层坍缩等等。

实际上,对于快速射电暴来说,真正令天文学家头疼的,不是这种现象解释不了,而是理论太多,观测数据却太少,难以判断哪种或者哪些理论才是正途。

当然,严格来说,倒也确实不能排除外星智慧文明的活动。

哈佛大学脑洞一向很大的Avi Loeb教授就曾提出,说不定外星文明使用超强的脉冲辐射推动光帆来作穿越星际的旅行,多余的辐射照到地球,便可能成为我们探测到的快速射电暴。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个场景跟Loeb教授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突破摄星”计划如出一辙。该计划打算借助光帆,将邮票大小的星际探测器推进到光速的1/5,在有生之年飞抵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并传回近距离拍摄的影像。

问题在于,外星文明的这一说法,这既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跟其他天然形成的理论相比,也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可言。

更何况,能在几毫秒里消耗掉太阳几十甚至上万年光和热的外星文明,技术水平想必远远超过地球人类想象。如此先进的文明,还会瞧得上连地球人类都快要掌握的(如此落后的)光帆技术吗?恐怕还得打上一个特别巨大的问号才行。

所以,虽然不排除外星智慧的迹象,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嘛……非同寻常的论断需要有非同寻常的证据来支撑,而目前的观测数据根本连证据都还称不上。现在就对这个脑洞深信不疑,那就不是科学,只能说是信仰了。

获得更多的观测数据,这正是天文学家求之不得的事情。

要知道,快速射电暴转瞬即逝,只有短短几毫秒的时间。别说召集更多射电望远镜来联合观测了,就连发现它的望远镜都来不及作更多的反应,只能被动记录接收到的信号。要是望远镜错过了这几毫秒,想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对不起,宇宙可不带回放键的。

当然,话也不能说这么满。虽然宇宙不带回放键,极少数的快速射电暴却是自带重播键,会不止一次反复出现的。说是“极少数”,可在CHIME望远镜公布这次发现之前,这样的实例只有一个。那是2015年由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面天线——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发现的,可以说是真正的宇宙孤品。

相比只出现一次就再无音信的同类,可复现的快速射电暴研究起来无疑有着更大的优势。能够反复出现,意味着天文学家有机会用不同的设备,对同一天体作更全面的观测。而反复出现本身,也给之前的许多理论解释提供了判据。至少,中子星没办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并合,超新星爆炸也不能。

换句话说,可复现的快速射电暴,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帮助天文学家一举破解此类神秘现象的真正成因。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毕竟,之前全宇宙中人类所知的只此一例。正所谓孤证不立,你没办法判断它是否能代表一类真实存在的天文现象。

而CHIME此次发现的13个快速射电暴,其中1个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又反复出现了至少3次。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个可复现的快速射电暴。

现在,可复现的快速射电暴终于不再只有孤证,可以放心地当作是一类真实存在的天文现象来研究了。可以理解,这一发现对天文学家来说有多珍贵,珍贵到他们把这一条单列出来,又写了第二篇论文,完成了对《自然》杂志同一期的二刷成就。

发现了第二个,还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会找到更多。要知道,CHIME望远镜还没有最终建成,只是在试运行期间小试牛刀。可以预期,等它真正建成正式开光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快速射电暴被收入囊中。

只有获得了足够多的观测数据作为支撑,天文学家才有机会真正弄清楚这些神秘讯号的确切成因。而在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讯号到底是怎么回事,靠谱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知道!

那,万一,更多的数据把所有可能的自然成因全排除了呢?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外星智慧的迹象”成了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科学家一定会嗨翻天的。要知道,能够证明外星智慧的存在,那意义可要比发现什么可复现的快速射电暴重大多了。

只是,不是现在。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9 Jan 2019 | 12:10 pm(NZT)

对不可控的事物,人们一定会找阴谋论解释 | 彭凯平专访

本文采访和成稿于四年前,首发于《新周刊》第419期封面专题“阴谋论患者”,未经允许不得商业转载。

阴谋论有演化上的意义。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

先来做个悬想:原始人面对地震、山崩、洪水,一种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种人立刻失态拼命逃生,哪一种人更可能在当今社会拥有后代?

答案显然是后者。

假如让这问题再牵强一些:假如古人看到蚂蚁过道,一种人认为“蚂蚁过道天要下雨”的谚语缺乏逻辑而不屑一顾,一种人则忧心忡忡担心下雨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洪水,哪一种人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答案还是后者——即使他的出发点来自一个误会。

“自私的基因”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可以容忍这样看似不美好的存在:我们恐惧、会感到疼痛、会生病,甚至有时候不明智——一切都是为了基因存留下去。

“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在彭凯平看来,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基因是演化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选择的意义和价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这是两回事。”

数百年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改变六千万年演化而来的心理特性。因此,当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在《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一文中,彭凯平如此分析:“比如‘马航事故’,对许多人来讲,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够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一致性的认识和对环境的控制力,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些年形成的反美意识和政治要求。”在彭凯平看来,这种心理机制就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

“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研究态度要理性客观,但对于研究方向,研究者会有自己的偏见。

“科学并非与社会生活无关。我们的倾向性来自何方?来自我的选择、我的信念和我的经历。”

1989年1月,27岁的彭凯平来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之后,有两件和中国相关的事情令彭凯平影响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卢刚是彭凯平的北大校友,曾与彭的朋友的室友为恋人关系。

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会走上杀人的道路?

彭凯平发现,谈论这件悲剧时,中国学生往往认为“如果当时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而美国同事则认为“应为那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中美朋友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归因方式,令彭凯平开始关注行为科学背后的文化差别。

1991年,还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的彭凯平,与师兄Michael Morris(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用计算机生成了各种几何形状,圆形、方形、三角形,让他们随机互动,产生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来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结果这些被试都给出肯定性的、有声有色的、有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故事来,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这充分表明,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是一些几何形状之间的互动,我们都要给出明确而且肯定的回答。这一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凯平和当时的学生Eric Knowles(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用类似的几何图形测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图形的分析,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当这些几何图形的运动比较明确地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时候,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还是能够从物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这些事物的运动,但是对不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物理运动,比如“一个圆形在毫无外力触发的情况下滚动起来”,或是“两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相继移动”,绝大多数被试还是都会给出海德式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物理现象产生的主观解释是正确的,这可以解释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在彭凯平看来,物理世界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对不同群体来说文化差异更小。“如果再做下一个研究,我可能会选择生物或化学相关的阴谋论。以化学世界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体验——这些领域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控的,这时候最容易产生阴谋论。任何时候,对于不明确、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人们一定会用阴谋论来解释。”

中国人比较善于将两个不同事物关联起来,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其实没什么关系——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较低,以及缺乏基本的教育。”

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极聪明、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也会宣讲阴谋论。他们超级聪明,知道老百姓喜欢听什么,政府能够容忍什么,所以他们拿阴谋论来为自己营销。”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诉求,在彭凯平看来,中国文化有种强烈的“非黑即白”传统,以及“整体性思维”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中国人更擅长“判断相关”,这一点在彭凯平的另外一个研究中得到过证明:“我们是让人估计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举个最简单的范式:在屏幕上随机出现数字1、3及形象男、女,当出现一定次数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出现‘1’的时候较多出现‘男’,可以估计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他的测试列表包括:一个秃顶的人是否智商高、一个说话有英国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有的是刻板印象形成的相关,中国人挺容易受这些影响,比如,蚂蚁过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会得到什么功德,这都是没有科学证据的虚无相关。”

但“相关”并不意味“因果”。“中国人比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民主?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因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所以我们单位不能有两个领导——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就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啊。”

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我们还有一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喜欢说天下大事,谈论国际政治。我们比较多的‘阴谋论’论调都针对国际阴谋,没有人敢说政府的阴谋——谈外国的阴谋特来劲,谈自己的阴谋就不敢了。”每当听到此类“阴谋论”论调,彭凯平便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却去管美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来起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家发展,我们的官员、精英如何选拔和利用,我们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这比讲美国的什么阴谋有意义。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赤裸裸公开的,你不去研究如何对付他的阳谋,光去推测有什么阴谋有什么。 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比猜测什么阴谋更有意义。”


对话部分

麦芽杨:你提到,初到美国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你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除了“卢刚事件”,还有一件呢?

彭凯平:

初到美国那一年之后,原本渐渐趋于理性的中国宣传开始出现一些“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好奇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相关的资料,发现那些所谓的“中情局八条建议”之类的观点,最初是德国间谍针对苏联讲如何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策略,后来演变到被美国右派的反共分子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阴谋,后来又演变成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

我经常讲,有些所谓的“精英”连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说外国人怎么想、怎么对中国阴谋,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这种“不懂就说”更无耻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要这样说,来迎合一些情绪,赚一些昧心钱。

我有一些同事、导师或学生是美国对华问题的专家,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成为同事的Kenneth Lieberthal,他是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我曾问他们:你老老实实(honestly)回答我,美国有没有政府支持的“和平演变”计划?他们说,没有啊,忙都忙不过来。美国政府都是很短视的,因为四年或八年就换掉了,要坚持不懈搞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美帝对华阴谋”的说法,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很少谈阴谋论,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阴谋要实现出来,一定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非常长久的隐蔽的活动——但在美国这种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很快就被揭发出来——或者,要维持这样的阴谋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国人不太信这种阴谋。

但美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民兵、跟两党政治没关系的反政府的小党,喜欢宣扬阴谋论,认为执政两党是为资本家服务,编造一些故事。顺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看了好多国内的“阴谋说”,都是抄袭美国的反政府组织和民间邪教团体的说法,包括《货币战争》,但符合我们主流社会的反美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地抢过来了。

麦芽杨:“阴谋论者”可以反问: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凯平:

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不知道”——问题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会说是领导说的,领导说专家说的,专家又说领导说的,一头糊涂账算不清楚——没有做学问的考据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考证:它从哪儿来,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这才是科学态度。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只说有没有。我有时很忧心,我们如果不提倡批评、独立判断、独立分析,造成我们简单、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思想和观点,并认为是绝对真理。但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说没有绝对真理。

麦芽杨:在你看来,阴谋论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彭凯平:

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我们忽视现实,鼓励人们对事物不证明、不找证据。这是一种普世的危害,不管哪个文化,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对不对?我们希望人去找证据去证明,找线索来说明,不要总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循环论证在科学上是最大的弊端,永远没办法做科学的验证,结果导致无逻辑、不理性。而且你还不能指摘,指摘就说明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讲阴谋论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懒的人,或者学术能力很差,找不到证据就说是阴谋。因为阴谋论都是针对不好的结果(好的结果从来归结于自己),你做不到、不明白或无法解释时,就去找阴谋。这就是“阴谋论”产生的心理基础:一种无奈感,受挫折感和愤怒感。归根到底,阴谋从来不是解释别人,从来都是说服自己

你要让阴谋论者改变自己的理念很难。比如,很多政治辩论很伤和气,就是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信念太坚定了。

麦芽杨: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信念固执。你的文章里提到伦敦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思想保守的人大脑额叶的前扣带回部位灰质区域偏小,而这部分脑区对人们理解模糊和冲突信息很重要。而你与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同事也发现“前扣带回是我们处理矛盾信息的神经中枢”。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更倾向“阴谋论”的人,除了后天对信息获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脑结构这样的先天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倾向?

彭凯平:

“信念固执”的人大脑前额叶的内侧前扣带回(dACC)发育有问题,灰质容量比较小,无法处理复杂的矛盾信息,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产生“信念固执”的倾向,并非一定会“信念固执”;更何况,有的人的“信念固执”是装出来的。

麦芽杨:这样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为“脑残”

彭凯平:

过分相信阴谋论的人有时候是“脑残”引起,有时候是别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义上的“脑残”,但说出来就显得政治不正确,其他科学家也会认为不够严谨。这么说也许会吸引眼球,但这不是科学家的习惯。

麦芽杨:将来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对阴谋论者的大脑的相关研究。有没有可能:也许会出现对“阴谋论者”这一群体的歧视?这样说似乎也有点政治不正确。

彭凯平:

前扣带回不足,可能没法处理矛盾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接受阴谋论。“阴谋论”或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是我们选择的结果,那就不是简单由生理结构决定的。这可以用哲学上的目的论来解释:这个事情你选不选择,如果选择,就有责任,人家批评你有责任或有意图地做这个事情,就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如果你完全没有选择,因为你是这一类而歧视或批评你,这就不对。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视,比如作为河南人被歧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法选择。但如果是可以选择的事情,你还选择做了,那就可以批评。所以,我们不是歧视脑残的人,而是歧视脑残的人群中选择相信阴谋论的人,应当把“自由选择”或者“自由意志”考虑进来,这才是全面的理性的科学的认识。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鼓励人们关注现实,关注周边的人,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不要想那些和我们八杆子打不着的问题,那些问题谈起来挺开心的,但于事无补。

不管如何做知识传播的工作,阴谋论肯定还会在中国存在下去,总会有人相信阴谋论。很多所谓的“大V”也没有科学素养和经验,就自以为是地说。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真理并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辩论的产物。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民主的辩论机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是因为:其他听众,那些没有鲜明意见的人,希望能从双方辩论或者沟通中来了解事情真相。不论你是阴谋论,还是反阴谋论的人,都可以来讲是怎么回事,然后大家做判断,但如果你还没让人说话,就先扣帽子,说他是汉奸,这样别人就没法开口了。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8 Jan 2019 | 12:10 pm(NZT)

灰熊:挑食的“熊孩子”不是好的护林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物种日历”,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转载

来自物种日历作者@卢平 & @翼狼Elang

1822年,为了扩展皮草贸易,落基山皮草公司召集了100位猎人,对密苏里河上游地区进行探索。次年,一支探险队进入南达科他州地区的黄石河流域,加入队伍的著名“山民”向导休·格拉斯在打猎时不幸惊动了一头带着两只幼崽的雌性灰熊。虽然格拉斯拼尽全力杀死了母熊,但他自己也身受重伤,熊爪的划痕深可见肋骨。在被留守的同伴抛弃后,休·格拉斯连爬带走独自返回了200英里外的奇奥瓦大本营,成为了北美探险猎人的传奇。

恐怖的巨熊

与灰熊正面硬刚,对于一个人类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壮举了。

英语中的“灰熊(grizzly bear)”指的是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棕熊(Ursus arctos)。虽然单词grizzly是用来形容灰色调的毛皮。但1815年,当博物学家乔治·奥尔德看到来自刘易斯-克拉克探险的灰熊样品时,脑子里想的显然是另一个词——直到今天,grizzly和grisly两个词仍然容易遭到混淆,而后者的意思是“令人害怕的,恐怖的”。可能正因为此,奥尔德为这个棕熊亚种赋予了“horribilis”的亚种名,正是拉丁语里“恐怖的”之意。

这个混淆或许并不冤枉。从体型上来看,熊科动物基本符合所谓的伯格曼法则:同一类动物,越寒冷的地区,体型越大;而气候越温暖,体型就越小。

生活在大陆边缘和北极冰海上的北极熊是体型最大的熊,雄性能有700千克重,有记录的最大个体体重甚至超过了1吨,主要生活在亚寒带和青藏高寒地区的棕熊体型次之,体型更小一些的是在亚寒带、温带和热带过渡地区的两种黑熊,然后是印度次大陆分布的懒熊和南美安第斯山上的眼镜熊,而体型最小的是东南亚热带雨林里的马来熊。

熊科物种在体型上的性二型性都比较明显,灰熊也不例外。雄性灰熊体重大约在180-360千克之间,而雌性只有130-180千克。

体型最大的灰熊种群生活在阿拉斯加南岸的科迪亚克群岛,雄性体重记录是680千克——已经与北极熊不相上下。这些上千斤的胖子站立起来足有3米高,四足落地时的肩高也有1.5米。面对这样一头庞然大物,命名者把俗名误以为是“可怖之熊”也完全可以理解。

收下这份增肌食谱

灰熊的体型和食物资源有关。虽然长着一副食肉目动物的消化系统,但灰熊与其它的熊科物种一样是杂食的。

肉食方面,力大无穷、尖牙利爪的它们足能捕食北美的各种偶蹄类——驯鹿、马鹿、白尾鹿、骡鹿、大角羊,甚至是驼鹿、美洲野牛这样的大块头。在阿拉斯加的丹纳利国家公园,灰熊的猎物常常是驼鹿的幼崽。每年有约一半的驼鹿和马鹿幼崽命丧熊口。

它们也能食腐,常常仗着自己的蛮力抢夺美洲狮或者狼群的猎物。黑熊、美洲狮通常会避免跟灰熊冲突,哪怕是制霸一方的灰狼群体,也只能堪堪与灰熊平分秋色,一般不会发起致命攻击——玩儿起命来两败俱伤,并不值得。

在灰熊集中分布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灰熊的体型比内陆的同胞们要大出不少,这很可能是因为海岸地区好吃的太多——在注入太平洋的诸多河流中,一年一度的鲑鱼洄游大潮会引来大批灰熊。
每年7-9月,逆流而上的太平洋鲑争相跃上沿河的瀑布;往常习惯独居的灰熊,此时会组团“光顾”。它们站在瀑布上方守“瀑”待“鱼”,用嘴和锋利的爪子大快朵颐,雄性灰熊还会为争抢最好的“餐位”大打出手。在这些地区,观看灰熊捕食太平洋鲑已经成为了国家公园的热门生态游项目。

除了这些大鱼大肉,灰熊能吃的东西还有很多,譬如在黄石公园,一种“嘎嘣脆鸡肉味”的夜蛾幼虫是当地灰熊的重要蛋白质来源。另外,也别说灰熊不是吃素的,松果、块茎、杂草,尤其是各种浆果,也都是它们菜单上的常客。

搬运工+护林员

年复一年,在大洋里迅速生长的鲑鱼们将一身优质蛋白投入北美大地上的河流之中,被一头头灰熊叼到树林之中,挑肥拣瘦地吃掉最富含脂肪的部分,剩下的鱼肉成为了鸟类和其它食肉类的美餐,它们消化后,剩下了良好的氮肥——它们和鱼骨中丰富的磷元素一起滋养着河流两岸的植物。

另外,熊无法消化的浆果种子,更容易在肥沃的熊粪包裹中发芽。它们对小鹿崽子们的残酷捕食,其实也是控制偶蹄类数量,维持植被稳定的重要因素。熊和林,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熊国”无熊

算上生活在亚洲东北部和青藏高原的亲戚们,棕熊大概是分布最广泛的熊了,但在北美,灰熊的分布已经大幅缩水。目前,北美大约有五万五千头灰熊,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地广人稀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部。它们曾南至墨西哥的南部疆界,如今止步于怀俄明、蒙大拿等美国西北边境地区。

加利福尼亚州位于美国西海岸,州旗上的灰熊让这个州总被戏称为“熊旗共和国”。然而如今,加州野外早已经见不到灰熊的身影。

灰熊平均需要3年才能抚养一窝小熊,因为在小熊出生后的两年时间内,母熊会拒绝交配,悉心照料幼崽,这也是为什么带着小熊的母熊尤其不好惹。另外一方面,灰熊至少5岁才性成熟,它们的竞争者美洲狮,只需要1.5岁到3岁就可以性成熟,而北美黑熊出生5年内也肯定已经可以交配了——这些也就注定了,灰熊的种群一旦衰退就难以恢复。

熊落平阳被犬欺?

熊与人的冲突早已不是新闻。近年来,我们也不时会在新闻报道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消息中看到灰熊闯入人类的宅邸中的报导,而通常这类新闻都会以灰熊被人或者狗赶走作为结束。虽然听起来强大的灰熊被弱小的猫猫狗狗“吓跑”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这背后折射出来的原因,似乎就不那么容易笑出来了。

对于动物行为来说,单次发生的异常行为可能是偶然或者个体差异,但如果同样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发生的话,那就足以被称之为“异常”了。在人类城市中频繁出现“熊出没”报道,正是反映灰熊的栖息地生态已经出现了异常的一个信号——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可能,是栖息地的食物供给已经满足不了灰熊种群维持正常活动的需求了。

一种动物的活动范围往往与食物的供给有关。只有当栖息地无法满足灰熊生存的需要时,它们才会采取到在它们眼中“充满威胁”的环境中尝试获得新的食物来源。如果在森林主场,灰熊是断然不会在乎一只嚷嚷着的小狗的,但是在城市周边,还是“安全第一”。

但是现在的状况,对于人类来说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灰熊种群把“从人类的城市中获取食物”这种觅食方式固定下来,变成一种常态化的行为的话,它们的活动区域会进一步与人类的活动区域发生重叠,这么一来,人与熊之间的冲突将会演变得更加激烈,结果也将更加难以预估。

不止灰熊与人

灰熊的觅食范围被迫扩大的这种现象,影响到的还不仅仅是灰熊和人类。由于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北极圈的封冻期和常年冰冻区的减少使得一部分的灰熊得以北迁进入北极地区寻找更多的食物和生存空间。然而这就直接导致了原本生活在北极圈内的另一种熊科动物——北极熊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

尽管北极熊比起灰熊要更适应在寒冷地带生存,但当气温上升的时候,局势可能会发生反转。保暖性能较好的毛发突然成为了北极熊活动的障碍——曾经与冰雪融为一体的洁白,突然变成了黑大衣上的白饭粒。虽然体型不及北极熊,但是灰熊的食性远比后者灵活,在二者重叠的活动范围里,灰熊反而会比这些“北极土著”有着更强的竞争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北极熊和灰熊(棕熊)之间并不存在生殖隔离,它们之间可以杂交,并产下“卡布奇诺色”的后代——这不论对灰熊种群还是北极熊种群来说,都是不可逆转的基因库污染。

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没有办法预测一个决定,会导致怎样的连锁反应。在维持人类发展的同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难题,绝非两句口号、一腔热情就能有解。我们只有不断将资源投入到对自然万物的研究里,才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出更科学的解决方案。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7 Jan 2019 | 12:10 pm(NZT)

富养怕没钱,穷养怕输在起跑线,现在养个娃咋这么难?

本文来自果壳网的微信公众号,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转载

2018年11月,一个上海5岁男孩的15页简历出现在网上。简历里,这孩子2岁开始听诗,5岁能唱百首古诗,4岁半开始学钢琴,认识的汉字有1500个,读过的英文书列了408本,走过国内外三十几座城,上过记忆训练课,同时有围棋、游泳、绘画等爱好……可谓行千里路,读百卷书,全十项能。

5年前,另一份幼儿园孩子的简历也曾引起热议。那是个北京小孩,据简历,这孩子还没上小学,就已经在某英语培训班里“完成Pre-K、K、prerise三阶段学习、进入S1课程,能写300多个汉字,能进行日常英语对话,还由中央音乐学院专业老师一对一教了钢琴,另外还学了轮滑、冰球、武术,并获得“‘协会杯’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超级联赛单场最佳运动员”。

对这些幼儿园简历,网上的评论主要分为四个方向——

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厉害了吗?我们是不是过度“富养”孩子了?还能按过去的样子“穷养”孩子么?

富养的孩子日程满,穷养的孩子自己玩

育儿有个永恒的主题,富养vs穷养。但到底什么是富养?什么是穷养?

有人关注物质,认为让孩子从小不缺钱、长见识、多享受,就是富养。反之,限制消费,鼓励打工,即使家里有矿也要假装破产,则是穷养。

有人则关注精神,认为父母用心关注,给孩子很多爱,就是富养。反之,对孩子漠不关心,缺少交流,就是穷养。

不同的定义,带来了不同的看法。于是有人说富养好,富养的孩子自信开朗,不受诱惑,赢在起跑线。有人说穷养强,穷养的孩子勤俭能干,吃苦耐劳,天将降大任。

社会学家又是怎么定义穷养富养的呢?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曾经进到88个家有小学生的美国家庭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育儿方式——有多近呢?用拉鲁的话说,就像“家里的宠物狗”,家长和孩子们既自然放松,不介意研究者的存在,又允许研究者一直跟着他们。这88个家庭里,孩子有男有女,种族有黑有白。拉鲁近距离观察的结论是,孩子性别和种族都不是决定因素,家长小时候经历的养育方式也影响不大,真正影响育儿方式的是家长现在所处的阶层——学历和收入较高的中产家庭“富养”孩子;学历和收入一般的工人家庭、以及打零工或失业吃救济的贫困家庭,则“穷养”孩子。

拉鲁把富养叫做“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穷养则叫“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两种养法的具体区别如下——

家长认为“育儿责任”包括哪些?

富养:家长的首要职责,是确保孩子的天赋得到发展。为此,家长要不断培养孩子的见识、性格、特殊技能、社交能力,关注孩子的兴趣,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活动机会。

富养派家长会给孩子讲故事、唱儿歌,陪孩子阅读、做手工、玩游戏、搭积木、锻炼身体,教孩子识字、认数、亲近大自然,即使忙累也听孩子说话,跟孩子讲道理,引导孩子形成观点,帮助孩子做作业,关注孩子在外的遭遇,如果觉得有问题就出手干预。

家长就像直升机,时时盘旋在孩子头上关注。大人和小孩的生活紧密纠缠。

穷养:家长的首要职责,是给孩子提供物质照顾和精神抚慰,比如食物、衣服、住所、医药、基本的道德教育、在孩子受伤痛苦时安慰孩子。

对于经济一般的家庭来说,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已经很不容易。家长没有时间精力金钱再去安排孩子的课余活动,他们只希望孩子安全就行。因此,家长常常会强调安全和纪律,在满足这两者的前提下,孩子可以自由成长。

在穷养的家庭里,家长努力维持生计,孩子自然而然地成长。大人做大人的事,小孩玩小孩的事,界限分明。

孩子的课余时间怎么安排?

富养:孩子的日程满满当当,全是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比如补课、声乐、乐器、舞蹈、艺术、游学、夏令营、正规俱乐部、有教练有正式比赛的体育活动。这些活动是家长主动安排,家长会向孩子提议一些备选活动,然后根据孩子的爱好和家长的偏好来选定最终日程。此外,家长还会特意带孩子去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看现场演出。

家庭聚会虽然重要,但如果和孩子预先安排的活动冲突,就以参加活动为优先——毕竟这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嘛。

穷养:孩子的日程空空荡荡。家长不给孩子安排有组织的活动,除非孩子主动明确要求,才会加入少数几个活动。孩子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决定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可以自己选择怎么度过闲暇。大部分时候,孩子都在看电视,玩游戏,帮忙家务,和家长一起外出办事,和亲戚朋友一起玩,自己想办法找乐子。

家庭聚会很重要。孩子的一大活动就是参加亲戚相关的聚会,如婚礼、葬礼、生日、节日派对等。

家长和学校的关系如何?

富养: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开家长会,帮学校募款做义工,加入家庭教师协会(PTA)。家长非常关注学校老师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会通过多种渠道(和老师交流、向其他家长打听、听孩子自己说)来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状况,觉得有问题时会积极干预。中产家长的学历和背景往往不低于学校老师,因此他们对于学校没有仰视感。

学校对中产家长的态度是爱恨交织的,爱的是他们在培养孩子上的努力,恨的是他们常常会想办法给学校施加压力,以争取一些特权,比如老师的特别照顾,或者进入天才班的机会。

穷养: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学校既依赖,又无助挫败。这些家长想把教育完全交给老师和学校,因为觉得教育是老师的专业技能,自己不会做。也因为在他们看来,教育是老师的工作职责,不是家长的。然而,现在的学校更强调家长主动负责,成为孩子教育里的主导。因此,学校常常会敦促这些家长担负起更多,做得更多,也就是按照“协作培养”来富养孩子。但学校的敦促在这些家长看来,简直就是在推卸责任,增加家长无谓负担。

这些家长基本只有“听自己孩子说”这个渠道来了解小孩在学校的状况,能去开家长会的都算特别认真负责。

以上三条是最主要的区别。其他科学家在评定养育方式时,也多从这三方面入手打分。

还有一些更细节,但同样泾渭分明的区别——

家长和孩子的对话方式

富养:家长认为,培养孩子的主见、思维方式和沟通能力很重要,因此会和孩子讲道理,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家长和孩子可以谈上很久,话题主要围绕着孩子的生活、参加的活动,也讨论周围发生的事、最近的新闻、新知和抽象概念。

家长不希望简单地命令孩子服从,而是采纳平等的说服教育。当孩子反驳成人时,家长抱着宽容乃至赞许的态度。家长还会教孩子如何跟成年人平等交流对答,如何勇于向其他成年人提出要求。这样做的结果是,孩子认为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好处是,孩子出去和其他成人交流时显得大方自如。副作用是,孩子会跟父母还嘴,会抱怨父母,会讨价还价,会向父母提出许多要求。

穷养:家长认为,孩子听话很重要,因此从小就会教孩子尊重并服从成人。家长认为不需要跟孩子协商,大人说什么,小孩子照办就是;如果小孩太不听话,体罚或者威胁体罚都是可以的。

家长和孩子很少长谈,也不会特意通过对答来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绝大多数对话都是简单的指令,或者谈论家里需要做的事。如果孩子主动说起自己的兴趣、参与的活动,家长听完也不会给太多反馈,因为家长打从心里就不认为孩子的兴趣活动有多重要。

家长下命令,不解释理由,或者只是给出极其简单的理由(比如说,“因为我是你妈”)。孩子默默服从,不反驳不质疑——这无疑大大减轻了养育孩子的工作量。

孩子的玩伴是谁?在玩些什么?

富养:玩伴是在校的同学,或者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时认识的同伴。这类活动往往按年龄和性别来组织,所以玩伴也是相近年龄、同样性别,比如说,一起上入门钢琴课的是差不多年纪的小孩子,一起参加篮球比赛的也是同一年级的同性别小孩。

孩子参加的活动经常变化,所以玩伴也常常变化。常常有成年人来指导他们怎么玩,比如教导他们象棋或者棒球的规则。

由于孩子分头参加的活动太多,所以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时间反而少。这造成了富养的家庭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较疏远冷淡。

穷养:他们跟兄弟姐妹(包括堂表亲)、住在附近的小孩一起玩。血缘和地理位置决定了玩伴,所以玩伴们可能年龄不一,大孩子和小孩子会一起玩。

小孩会玩自己设计规则的游戏,游戏地点常常在室外。

家里空间很小,几无隐私可言。如果家里有电视,“室内活动”就常常是兄弟姐妹一起看电视。兄弟姐妹(包括堂表亲)相处的时间很多,因此感情比较亲密。

关于金钱这件事

富养:孩子和家长觉得自家不算有钱,因为他们对比的对象是富人,那些可以购买奢侈品、去海外度假、上昂贵的私立学校的人。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不会想到,有些父母付不起孩子的医疗费用、活动花费甚至基本衣食住行。在他们看来,小孩的学校或者课外活动的需要花钱时,家长就直接按需支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地向家长要求买东西。

家长和孩子也很少谈及钱,谈论的话题虽多,却不包括“家里缺钱”这一话题。即使家里一时真的缺钱(比如家长突然失业),中产父母还是会努力把孩子保护在“不缺钱”的幻觉里。

穷养:孩子清楚家里的经济状况,家长也常常同孩子谈到“缺钱”的问题。“缺钱”是日常话题的一部分。家长和孩子常常谈到钱,什么事因为没钱所以做不了,什么东西等有钱了就可以吃一顿,哪里能弄到钱或者借到钱,最近有什么便宜商品可以买。孩子非常清楚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即使出门逛街,也不会主动要求买东西。

衣食住行需要精打细算,医疗、玩具和课外兴趣班则是奢侈的特权——除了报名费、学费,还有书费、制服费、乐器费、材料费、交通费、送给教练或老师的礼物开销,如果要去外地还有住宿费……在中产父母看来完全可以承受的兴趣班,对贫困和工人家庭却是很大的负担。

富养的孩子成绩好,穷养的孩子更听话

说完富养和穷养的区别,各位家长们只要对号入座,大概也知道了自己家是哪种养法。

这两种养法到底给家长和孩子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先说说家长的感觉——

富养:家长压力大,日程满。

富养给家长带来的压力很大,对母亲造成的压力尤其大,因为育儿事务更多地落在了母亲身上。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全职工作,也往往是母亲主导和规划孩子课外活动,父亲只是有时间时帮下手而已。

孩子的日程满满,意味着家长的日程更满——寻找合适的活动、评估对比、为孩子报名、缴费、清洗制服、整理用品、准备吃喝、和老师教练沟通、接送、在场作陪……每一件都需要时间精力,而且都有截止期限,家长的生活里就这样活生生多出一大堆死线。假如家里孩子不止一个,那么更是常常会出现时间冲突,家长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来适应。

长期这样疲于奔命地赶着一个个死线,对精神和身体都是极大负担。家长(特别是母亲)感觉疲累忙乱、精神紧张、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闲。

穷养:相比之下,家长会悠闲一点。
结束工作,干完家务,之后就是属于大人休憩的时光。家长们不必急匆匆地带着孩子跑来跑去,也不必绞尽脑汁把所有人的日程排来排去。

孩子的感觉又如何呢?

富养:孩子有活动时疲惫不堪,没活动时感到无聊。

富养的孩子跟家长一样疲惫不堪。一是因为接踵而至的一条条死线,永无止境的一个个竞争。二是因为,家长随时投来的关注,虽然是爱,也是压力。孩子感到有必要以“成功”来回报家长,结果就会身心皆疲。

另外,富养的孩子习惯了自己的日程“被安排”,一旦有了空闲,反而不知怎么打发时间。

穷养:孩子擅长自娱自乐,绝不无聊。

他们有很多自由时间,很多玩耍的创意,虽然玩具很少,但他们用更多的想象力和人际互动来补足,玩得投入又开心。他们绝不无聊,活力十足——事实上,家长常常会觉得孩子活力太充沛了。

比起富养,穷养更接近想象中“童年”应该有的样子。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了富养孩子,即使这些家长自己是穷养大的,曾经享受过童年时的闲暇?

富养的孩子,确实有优势

学业优势,成绩好

这是一群在起跑线上抢跑的孩子。他们在上小学前就已经认得英文字母,能从一数到一百,会写自己的名字。等上了学,他们能挤进快班,得到参加竞赛的少数名额。

2008年,《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一篇宾州州立大学的论文发现,中产阶级父母更多采用协作培养,而协作培养的孩子阅读测试成绩更高,老师也对这些孩子的语言水平有更高的评价。2009年《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的另一篇论文显示,家长采用协同培养,能给幼升小阶段的孩子带来知识优势。

日本研究者也发现,大学学历的中产阶级父母早早就将孩子送去补习班,限制孩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主动安排孩子的课外活动——越接近升学考试,参与艺术、体育类课外活动就越少,直接针对课程的补习就越多。而小学时就开始接受协作培养的孩子,在初三中考时会有更好的学业成绩,未来的学历和职业成就也会越高。2015年一篇研究美国高中生的论文则发现,父母是否采用协同培养的方式来育儿,以及好朋友对学业的态度如何,直接影响着高中生的学业成绩——难怪家长们不仅要安排孩子的日程,还要干涉孩子的交友。

富养的孩子尽管压力很大,但一旦他们尝到甜头——比如在考试或比赛中脱颖而出——还是会感激家长在背后提供的助力。而且所有富养孩子的家长都知道,一旦孩子成功被某个牛校快班录取,就如同踏入某条快车道,好处能持续好几年。

社交优势,懂沟通

富养的孩子从小习惯了和成年人平等对话,也从家长那学到了跟工作场所的其他成人打交道的办法。

他们的词汇量更大,更理解抽象概念,更懂得协商(来源于跟父母的顶嘴和讨价还价),和专业人士或者权威人士打交道时更自如,能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坚定握手、流利对答。他们能跟医生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敢要求老师为自己调整教学方法……管理机构大多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敢提要求的才能争取到特殊待遇。而富养孩子的这些举动看似微小,却能渐渐累积成巨大优势,让富养孩子在制度里生活得如鱼得水,更能让人际互动向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

职业优势,提前掌握一些工作软技能

软技能不是硬技术,但却同样是工作里非常需要的技巧。

比如说,时间管理。由于日程太满,不同的活动可能会出现时间冲突,因此,富养孩子早早就学会了按照轻重缓急来有序安排活动。

又比如说,富养的孩子参加乐队、合唱队、足球队,能习得多种软技能——在“被注视、被评价”的压力下表现,和从未见过的对手合作或比赛,在有明确规定的团队里工作,坚持对自己队友的责任,胜利时如何不失风度,失败时如何咬牙坚持。

穷养的孩子也有自己的优势

穷养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大人,要听大人的话。这让他们在面对权威机构时有种局促感,而没有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特权感,也不会期待别人特别照顾自己适应自己。这种特质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端看所处的环境是否赞赏。

穷养孩子的第二个优势,就是自由度大。他们更像“人的自然生长”,在家长划定的界限内,他们不受束缚,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成长。相比之下,富养孩子更像一个家长精心策划的项目。这让穷养的孩子没有窒息感,更有机会探索自己的内心,更知道怎样度过纯属自己的闲暇时光。

穷养孩子的第三个优势,是和兄弟姐妹间的深厚感情。在未来的很多时候,这份感情带来的精神安慰与物质帮助,能支持着他们度过难关,继续坚持。

穷养孩子的这三个优势,其实在人生里也很重要。问题在于,现在的社会主导机构不看重这些优势,这就让穷养孩子在标准化考试分数落后,简历看上去也不那么光鲜靓丽。

选择富养?选择穷养?

选择富养,是因为焦虑。选择穷养,是因为……穷。

穷养:为什么工人和贫困家长选择了穷养?

首先,这些家长真的已经尽力了。让孩子起床,洗脸,刷牙,吃饭,收拾书包,送他们上学,接他们回家,吃饭,洗头洗澡,换睡衣,在孩子生病时带去看医生……光这些事务就已经足够累人。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生活里还有更多麻烦——他们的工作消耗更多体力,更没有时间弹性,也不可能在家工作。他们可能没有车,这就让接送孩子更耗时费力。他们家里的冰箱坏了、洗衣机坏了,而且没法简简单单地换台新的。他们要花更多时间去寻找或购买便宜货。总之,一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他们真的没有资源再去供养孩子的课外活动。

第二,穷养的父母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他们并不会把自己跟那些富养的父母对比,而是更多地跟身边那些非常不靠谱的父母对比。比起那些“完全不养”、“时养时不养”、“瞎养乱养”、“亲友家云放养”,“穷养”就是这个环境里的“相对富养”。工人父母和贫困父母觉得,自己能负担起孩子的衣食住行、学费、其他生活必需品,就已经很不容易,值得肯定了。

第三,穷养的父母也不太信任那些“推崇富养的建议”。他们可能对专家不那么信任,或者根本不关心现在流行的育儿建议,即使关心了也听不太懂,即使听懂了也没有时间精力照做,甚至即使努力去按照建议里做,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

有篇发在2012年《社会学视角》上的研究就显示,大学学历的父母与学校互动越频繁,老师对孩子的学业、能力、性格评价就越高。然而,高中学历的父母跟学校打交道越多、出席家长会次数越多,老师对孩子的评价反而越会降低。很可能是因为学历低的家长跟老师的世界观相差太多,结果沟通后导致印象变差,还不如不沟通。

富养:中产家长为什么选择富养?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出于他们自然生出的焦虑。富养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未来能否安身立命,会不会阶层下滑。家长们觉得这世界越来越动荡危险,经济形势随时转坏,不确定风险很大,高薪稳定的“好工作”越来越少。为了争夺少数“好工作”,就要先争到顶尖学校的名额。

很多中国中产家长心里的底线是——就算顶尖大学进不去,一个普通本科文凭总是要的吧?然而,假如你不在北京上海天津,那么中考后只有一半人能进入普通高中,另一半去就业或者就读职业高中。高考也只有一半左右的人能考上本科,其余人则被大专录取或落榜。

以我老家福建为例,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是,2014年初中毕业34.31万人,同年普通高中招生20.86万人;2017年这批人参加高考,本科招生数11.9万。也就是说,福建初中毕业的孩子里,只有三分之一能拿一张本科文凭。

这就是为什么中产家长们时时关注最新的“育儿专家建议”,送孩子去补课,去学音乐,学素描,学游泳,去参加一切他们认为能给孩子提供优势的活动。

二是,整个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也在推着家长富养。

麦当劳是标准化的快餐巨头,它追求的四点——效率(efficiency)、可计算(calculability)、可预测(predictability)、可控制(control),已经成了当代的神圣标准与至高美德。职场如此,校园亦然。

我们想要一切都像麦当劳一样,以最高的效率从原料到产出(效率);用精确的数字来衡量整个过程(可计算);到处都提供一样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可预测);用规范的流程和有限的选项来操控每个人的反应(可控制)。

机构办的课外活动班正是如此——经验丰富的老师提供了让孩子学习技能的最短途径,课时、成绩、孩子的提高都是可计算的,课程质量是可以通过口碑和价格来预测的,整个活动过程也随时处于严格控制下,老师和教练是可控的,孩子的反应也是可控的。

完美。而且这套体系的玩法是越有钱越轻松,一切都可以外包,只要你付得起相应的价钱。于是闲散的童年变成了一个个有组织的模块,每个模块在固定时间内提供固定数量的体验,最后共同搭建出一个可量化的童年。

这是最好的培养“人”的方式吗?

大概不是。就像经济学里的古德哈特定律,每当一项指标成为政策制定的目标,这项指标就会失灵。任何一项指标在成为评定“人”的标准后,就会因为人们过度追逐而丧失其原本的信息价值。然而,社会赞许了这种方式,于是每个人就努力跟着采纳这种方式。在机构的评定里,富养孩子凭着熟悉规则而获得了先发优势;资源有限的穷养孩子则在后面苦苦追赶。

说到底,养育孩子的方式,从来都不是由家长单独决定的。也许我们最需要记住的是,无论是穷养还是富养,很多家长都已经竭尽全力。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更多的批评。

参考资料

  1. 安妮特·拉鲁 (2018). 不平等的童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著;顾建光译. 社会的麦当劳化 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11.
  3. Bodovski, K., & Farkas, G. (2008). “Concerted cultivation” and unequal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3), 903-919.
  4. Dumais, S. A., Kessinger, R. J., & Ghosh, B. (2012). Concerted Cultivation and Teachers' Evaluations of Students: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5(1), 17-42.
  5. Bennett, P. R., Lutz, A. C., & Jayaram, L. (2012). Beyond the schoolyard: The role of parenting logic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social class gap in structure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2), 131-157.
  6. Cheadle, J. E. (2009). Parent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children’s gener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2), 477-491.
  7. Carolan, B. V. (2015). Unequal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high school: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oncerted cultivation and close frien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7(7), 1034-1055.
  8. Matsuoka, R. (2019). Concerted cultivation developed in a standardized education syste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77, 161-178
  9. 国家数据. (2018).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10. 现代快报. (2013) 幼儿园孩子的简历让大学生自惭形秽.http://edu.people.com.cn/n/2013/0305/c1053-20679692.html
  11. 赫海威. (2018) 5歲男孩15頁簡歷走紅網路,引發中國教育大討論.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1102/china-child-resume/zh-hant/
  12. 美国家教不只会教书. (2012). https://cn.nytimes.com/education/20121220/c20tutor/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6 Jan 2019 | 11:45 am(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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